10月,作家袁凌的又一部非虚构力作《生死课》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收入该社“译文纪实系列”中的首部“不需要翻译”的中国大陆作家的作品。其实早在8月29日,袁凌就应信尚书店之邀来到济南,与读者提前分享了这本书的精彩内容。
《生死课》记录的人物,大多是生存地面上辗转的小人物,或是历史地层中叠压的无名氏。“题目触及生死,是想郑重于当事人不免卑微的生存”。“死生事大”,不论人生如何卑细,低及尘埃,轻如鸿毛,在生死两端上,总有其值得纪念珍重之处。袁凌由此入手,“记叙其生存细节,勾勒人性脉系,留存一份生命的纪念”。
卑微者的生与死
在《生死课》引言中,袁凌写道,“在上天面前,个体的命价是平等的,即使一只麻雀或野地里的花,也有被珍重看顾的理由,并且是人世墙垣上不能缺失的一块砖石。”书中记录的这些人物,大都是作者在成长经历、采访调查以及公益探访中邂逅的,有乡土的长辈,也有都市的边缘人;有历史中的失踪者,也有留守的孩子;有辛苦的生意人,也有孤独症阴影下的白领;有逝者,有生者。“他们的人生遭际,或可谓曲折,或简略潦草。生活场景或者算得别致,或者平凡。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但每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剧情。作者无意虚构缘饰,追求好看动听的故事,或者宏大的主题,而想尽量可靠记录,传达芸芸众生本来的生存质地,保存一份真切的人类经验,抵制遗忘的权力。”
亲人总是最深切的记忆,袁凌记得外婆去世时母亲的痛哭,“让人觉得母亲仿佛要跟随外婆而去”,后来母亲也去世了,袁凌写下一篇《被叫走的母亲》。乡间总是充满各种各样的故事,《民歌手大舅》中,袁凌写的是一个善良、懦弱又浪漫的农民,“喜欢当货郎四处游走,却没赚到过什么钱,因为喜欢唱歌显得浪漫,而被村里人歧视”。《最后一瓶氧气》写的是袁凌的一个乡亲,在广佛镇卫生院,“走到一间虚掩的病房门口,才看见有个穿迷彩服的人靠在床头,半闭着眼睛,鼻子里插着呼吸管子,连到病床脚头,显眼地支着一个氧气钢瓶,外壳有些锈蚀了。对于有人走进来,他没有反应。”这个男人,当天晚上回家,就死了。《在弟弟坟前》,袁凌写了外出打工得了尘肺病的兄弟俩,“哥哥带我去弟弟坟前时,我问他你有没有尘肺病,他说没有。第二年我又去,却被告知哥哥也因为尘肺病去世了。而且死的时候比弟弟还惨,弟弟死的时候还有人陪伴,他只能孤独死去。”
《有娃子和奥菲莉亚》中的“有娃子”、上访了一辈子的女人、得了先天脑瘤的盲女、编县志的异乡人、都市边缘人等等,袁凌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受伤于体制、历史还是都市,都是边缘人,是弱者。而袁凌的笔是温热的,如作家金宇澄所说,“卑微者的生与死,很难有机会被认真对待。袁凌用凝练的白描文字,刻画了那些被历史和现实重压下的肉体和灵魂,纪念他们在世的艰辛与身后的萧瑟,令读者动容。”
放下自己,就能凝视别人
袁凌生于陕西平利,“母亲是半文盲,父亲是工农兵大学生,后来在乡镇医院任职”,也正是因为如此,袁凌曾在医院住过多年,“见识过太多生与死”。《生死课》一如袁凌从前的写作,记录了太多苦难。面对如此多的苦难,作为一个写作者,如何挺住自己的心智?对此袁凌说,“放下自己后就能凝视别人,你太看重自己,反射感就会很强。其实承受别人也是承受自己。而且,对很多人而言,你不去看到他,就不会有人看到他,我愿意放下自己去记录他们。这是一种平等的凝视,我不愿意上来就呼天抢地,我只是把我的心向他们敞开。”
对于写作而言,“敞开”的另一个意义,是让事物自身敞开,袁凌说,“非虚构写作强调的是经验和细节,是将经验和细节作文学性的呈现。是让事物自身敞开。在现实面前,非虚构是节制的,不像小说,能把一件无聊的事情写成几千页。——这当然也是一种能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失能。我本人秉持一种谦抑的写作方式,即便是带有虚构的写作,也是把我对有些事件的长期印象融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报告文学一样,造一个现实的山寨货。”
这种谦抑式的写作,让袁凌的文字细腻、朴素,他不会特意考虑修辞,就是隐喻,也一定要是“现成的”。比如《最后一瓶氧气》,“我在看到的那一刻它就是那样的”。比如《蔡姐的苹果树》,“在高楼大厦之间她就是想去死,只有在那棵苹果树下她才能吃得下饭”。“再比如我写过一个矿工,‘一个被命运的床单收敛起来的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裹着一个床单,像是快要死了。这些隐喻,这些象征,都是现成的,是有扎实的东西支撑起来的。”
谦抑式的写作也让袁凌清醒地拒绝在写作中进行社会学分析。4月到4月,袁凌跑了20多个省,采访了上百个孩子,最后选择了36个人,把他们的故事写了下来,在这本《寂静的孩子》的书中,他只简单以“留守”“单亲”等进行了类型划分,但是在文章中不作分析,文字都是白描式的,“只是记录生命,拒绝社会学的分析,那是学术研究。我的写作回避具有新闻性的社会议题,我不是为了社会分析写作,我觉得重要的是把他们的生命情态写出来。我讨厌聚光灯下的写作,我喜欢散淡的生活。”
不想做一个顺应时势的作家
在对于写作的自觉追求上,语言是袁凌极为关注的,他认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欧化翻译腔”太重,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批作家,语言也缺少中国文学的传统美感。袁凌表示,自己的语言追求,注重汲取三个方面的营养,一是德语等外语,二是凝练、优美的古汉语,三是方言,“方言不是指那些流行的脏话和俚语,而是与劳动和生活贴得最近的那些最准确的表达。”比如修水管的人说,水龙头不是漏水,是“洇水”,这就是最贴切、准确的表达;再比如有人因为动手术身体内加了钢板,拆线的时候需要把线扯出来,但是很疼,怎么办呢?方言里说是要把线“悠”出来,这是顺着线的本性又不会让人觉得疼的一个动作,“这些来自生活中的生动、准确、有力的词,有人用心发掘过吗?”
北岛评价袁凌,“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袁凌的写作进一步拓展更自由的空间。所谓芸芸众生,生老病死,而每个生命在大地上都有独特的意义,作者以平视的角度,在朴实的文字中蕴藏诗意,对普通人充满深切的同情。”袁凌说,“我希望一方面以可靠的质地而非情节来记录普通人的生活,另一方面,我觉得仅有虚构还不够,我还想写小说。其实我不喜欢小说这个称谓,我喜欢故事。我写的故事,即使是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化学反应,它的质地也是可靠的。如果某一天我写的都发表不了,我希望能一边干一个实际的工作,一边继续写作。我就是不想做一个体制内的人,不想做一个顺应时势的作家。”
正是因为对生活质地的重视,袁凌觉得像胡波《大象席地而坐》这样看起来像非虚构的虚构作品,因为容纳了大量现实生活的真实经验,有久违的粗粝感和摩擦感“而具有很大的意义,“放眼当下,其实越是小说写得好、写得成熟,文学性也越差,反而是胡波这样的生涩在启示我们如何抵达复杂的现实。当然这不是写作者的最终目标,仅有粗粝的质感还难以抵达经典性。粗粝必须进入高妙,必须进入生命最后的疼痛。”
作家野夫曾说:“袁凌的写作,始终直面底层社会的冷与无奈,冰刀般划破时代表象之华丽。在众多写作者都调脸不顾脚下这块土地之凉薄时,他依旧匍匐其上,尽其体温以图敷热那些悲寒之生命。”对袁凌而言,专注做好一件事非常重要,他甚至因此而放弃了博士学位,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我不认为生命会同时得到两件好事。你得到一件就会失去一件。去了美国我就写不了了,读完博士我可能也写不了了。你要保证你最看重的东西。怎么选择?最重要的是要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心里能过得去,要良心平安。一个人心里装着七八十个故事,太难受了,只有写出来才能良心平安。”
新时报记者钱欢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