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太空与您相伴的【第1167期 】
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后，中国的革命中心完成了从城市到农村的伟大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同时，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且不断发展壮大。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确立了红军建军原则，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成立。
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
1932年12月，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开始创建川陕边根据地。
1934年2月，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瑞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终于引起了国民党的疯狂反攻。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开始进行长征。
长征无疑是艰苦的，二万五千里的路途中，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牺牲了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期间共经过14个省，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翻越了18座大山，跨过了24条大河。在这段充满血雨腥风的征途中，毛泽东与所有红军战士一样，过着食不果腹、九死一生的生活，然而，所谓“文章憎命达”，这样艰苦的环境，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
1949年12月，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对陪同前往的尼·费德林说了这样一番话：“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事实的确如此，长征途中诞生的几首诗词，虽然篇幅都不长，但可谓是字字珠玑，饱含着革命的热情与张力。
长征开始后，红军一路西进，于1935年1月到达了贵州省遵义市。时值隆冬，天气湿冷难耐，而笼罩在红军队伍上方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阴霾尚未散尽，毛泽东的心情也如同这阴冷的天气一般，郁结难舒。利用这段短暂的休整时间，中共中央决定，反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辨明方向。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道路就在遵义小城中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里召开了，经过长达三天的讨论，最终，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终于被彻底纠正，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认。会后，红军队伍继续长征，经娄山关北上四川，准备于泸州与宜宾之间渡过长江，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
2月5日，在一个叫作“鸡鸣三省”的村子里，博古把军事指挥权正式移交给毛泽东。上任伊始的毛泽东求胜心切，下令猛攻四川土城，却不料川军兵精粮足，红军寡不敌众，折兵数千。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二渡赤水，返回贵州，攻打战斗力薄弱的黔军。
2月25日凌晨，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冲过娄山关，再占遵义城。2月26日下午，彭德怀亲自带兵以急行军抢占娄山关。2月27日，红军再次占领遵义城。28日凌晨，红军在城南红花岗、老鸦山与赶来增援的国民党军激战，歼灭吴奇伟五十九师、九十三师大部，并将敌赶到乌江以南。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第一次大捷，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川、滇、黔边区全歼红军的梦想。
2月28日傍晚时分，毛泽东来到云海苍茫的娄山关。此时虽已是早春，天气却依然料峭，娄山关上千壑万仞，群峰攒聚，寒风呼啸，松涛阵阵。不远处的战场上，硝烟尚未散尽，血迹在残阳下格外刺目。骑兵的马蹄声急促而凌乱，不时传来几声军号，低徊幽咽，苍凉沉郁。此情此景中，毛泽东感慨万端，吟出了长征中最为悲壮的诗篇《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在霜天残月的意象描写中，诗人抒发了征途寒苦、战斗曲折的凝重心情。作者写战争，却恰恰回避了激烈的战斗本身，而是通过对残阳余晖洒满群山万壑的壮美景色的描写，烘托战事之壮烈，反衬出红军跨越一切雄关险隘的豪情壮志。寥寥数语，却雄奇悲壮，气势如虹，这是何等的从容自若，何等的大气滂沱，何等壮阔的英雄气魄！
1935年9月，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终于翻越岷山，攻克天险腊子口。通过红军侦察连缴获的几份报纸，聂荣臻看到了徐海东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立即把报纸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高兴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遂率领陕甘支队昼夜兼程向陕北进发。9月29日，红军到达通渭，进行两三天休整和动员。毛泽东在干部会上讲话中即兴朗诵了自翻过终年积雪的岷山后就酝酿在心中的诗篇《七律·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毛泽东以地理书写的方式，把长征经过的地方都涵盖了，它们背后包含着极大的信息量，有多少惊险，多少曲折，多少悲壮，多少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都被毛泽东浓缩在这些地理中，轻描淡写，正应了那句“只等闲”，展现了共产党人面对艰难险阻一笑而过的大气。它是毛泽东长征诗词的巅峰之作，既是长征的史诗，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崇高革命精神的赞歌。这首诗被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引用，因此也成为了毛泽东诗词中最早与世界读者见面的一首。埃德加·斯诺写道：“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的确，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所创作的诗词之所以有着鼓舞人心的磅礴力量，正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内容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征战史，所塑造的形象也绝不是某个个体英雄的自画像，而是红军英雄的群体形象。他们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昂扬的战斗意志，刚毅的英雄性格。他们顶天立地、光辉灿烂，他们和毛泽东的诗词一起，被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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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诗词话党史 | 1935:红军不怕远征难『明月几时有』（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