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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革命者》:诗化品格塑造革命者形象

时间:2018-08-20 03: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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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革命者》:诗化品格塑造革命者形象

编者按:建党百年献礼电影《革命者》正在热映,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研究员,影视文化与视听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吕鹏在《传媒观察》第7期发文认为,《革命者》以诗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激发观众情绪共鸣的情感表达以及紧随时代脉搏的审美取向,成功地开拓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传记人物创作的新路径与新方向。这对未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对于革命英烈人物的塑造、意识形态的引导和主流价值观的建构,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7月1日上映的电影《革命者》,将镜头对准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27年4月28日,这位年仅38岁的革命者怀着“还有未来人”的坚定信念从容就义。用一部电影的体量描绘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短暂而又光辉灿烂的一生,既能激发对这位革命先烈的怀念与崇敬,又能坚定和重塑爱国爱党的热情,《革命者》某种程度上交出了一份尚可的答卷,为革命先烈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及传播提供了范例。

一、诗化人物品格的艺术塑造

近年来,围绕每次重大节点而创作的新主流影视剧已经成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一种新趋势,创作类型与创作手法也异彩纷呈,比如以多个小故事进行串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我和我的祖国》、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0周年的《金刚川》,以及之前以众多群像表现重大历史节点和人物的《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和《建国大业》等,已经逐渐探索出全明星参与、年轻偶像化塑造以及市场化运作等策略。然而在新主流影视剧中,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中,以传记为主的影片并不多见。以人物为主的传记类影片拍摄难度颇大,《革命者》如何既承继《邓小平》《焦裕禄》《林则徐》等的成功经验,又能跳出窠臼,追求新主流影视剧的创新变革,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为应对这一挑战,塑造李大钊这一人物形象,《革命者》在艺术创作上进行了三方面的创新尝试。

首先,叙事线索上的创新。故事是传达人物形象,让受众进行感知的载体。因此,故事的讲述对于人物的塑造乃至于观众对于人物的接受,就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李大钊的一生,是丰富而又多彩的一生,可撷取的素材不计其数,而提取素材并串联这些故事,无疑是决定影片能否成功的第一步。电影以李大钊行刑前38小时为叙事的时间起点,采用线性与非线性结合的叙事手法来串联故事。线性是牺牲前38小时的倒计时,非线性则是从1916至1927年历史发展与李大钊个人亲历的重要事件片段,如19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1925年“五卅”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这些事件并不是按照时间的历时性发展融进38小时的线性叙事之中,而是以李大钊的回忆为视角打破并穿插在影片的叙事中。这种顺序、插叙、倒叙的交叉使用以及多视角的表达手段,萃取、重组、拼贴重大事件,从而完整地表现李大钊这一人物形象,这种形散而神不散的影像美学风格,无疑是革命先烈传记类影片的一种有益尝试。

其次,是故事加工上的创新。影片将虚与实、真实与虚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有机交融,呈现诗意化品格。李大钊波澜壮阔的一生,正好辉映了当时中国云诡波谲的时代。在李大钊所亲历的人生和革命节点,电影既再现了包括毛泽东、张学良、段祺瑞、张作霖、蒋介石、陈独秀、赵纫兰等真实的历史人物,又虚构了阿晨、庆子等角色;既展现了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出京赴沪的革命现实主义,又表现了茫茫大雪之中二人驾车出城时的革命浪漫主义。正因为如此,影片中的李大钊有血有肉,既有英雄品格,又有浪漫色彩。

最后,是光影调度上的创新。电影是声画结合的艺术,其画面的光影呈现及色彩传达直接赋予了电影形式美感的同时,也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隐喻意义。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革命者》充分发挥其媒介属性,调用镜头语言,使角色的内心活动、故事的走向发展、人物的情感表达以及场景的交替切换等具有油画般的质感。李大钊与毛泽东登景山俯瞰北京城,古老的城墙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了金色的光芒,寓意着革命的光明前景。镜头定格于毛泽东在城楼上的眺望与沉思,则又与开国大典中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形象形成互文,革命友谊的抒发、革命火种的传承以及革命胜利的光明结局,都在这光影交替中一一得以展现,富有象征意义与浪漫色彩。

创新是包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在内的影视剧的生命力所在。《革命者》通过三个层面的创新,立体写实而又浪漫诗意地塑造了李大钊这一革命先驱的艺术形象,通过影像和叙事,既还原了一代革命先烈作为一个父亲、爱人、老师、同志的普通人的一面,又呈现了他作为革命先驱的伟大人物的一面,为影片的内容及思想传播打下了基础。

二、激发受众情绪的情感表达

《革命者》导演徐展雄谈电影创作时说,影片将采用“新的呈现手法和叙事方式”,“通过生动和立体的人物形象,观众可以更加真切地感知李大钊的伟大理想,获得情感上的共鸣”。可见电影主创者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考虑到了情感这一元素在连接电影人物和电影观众之间的作用和影响。情感的表达和情绪的渲染,是电影这一媒介特有的优势,它能够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段内,调动观众的情感体验,从而达到共情的效果。

首先是英雄主义的情感共鸣。李大钊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文人形象,也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的革命者形象。影片在还原李大钊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的同时,更多地通过人物叙事、光影调度和色彩渲染,以具体事实和隐喻象征的方式来表征其英雄的一面,这在李大钊拒绝党组织营救并慷慨赴死的情节中达到了高潮。人物、故事、光影在《国际歌》的音乐之中无缝融合,从而让观众产生英雄主义的共情与认同。

其次是爱国主义的情感共鸣。风云际会的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统治,国家贫弱民不聊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五四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国家的瓜分和卖国贼对国家的出卖,李大钊几次领导的罢工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抗争,都唤起观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情感。

最后是共产主义的情感共鸣。为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而拍的《革命者》,其创作目的无疑是书写党史、塑造共产党形象并让民众切实认同党的政治使命。作为一个“命题作文”,《革命者》需要通过李大钊这一形象来完成上述任务。电影通过李大钊和无数革命者诠释了共产主义的丰富内涵,使观众得到了情感上的深刻共鸣。

情感的向度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趋向,《革命者》对李大钊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表达,契合时代心理与需求,对受众的情绪感染和情感调动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三、紧随社会脉搏的时代建构

审美具有时代性,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审美品位还和阶级及惯习高度相关。过去两百年间,“审美活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审美的理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青年代表着未来,也代表着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走向。因此,文化产品满足乃至引领青年一代的审美需求,才能够达到弘扬主流价值观的目的。在这方面,《革命者》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近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普遍采用了大规模全明星阵容,在宣传营销、受众接受以及传播效果上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革命者》所表现的历史人物,绝大部分处于较为年轻的年纪,因此电影除尊重历史以张颂文扮演38岁的李大钊形象外,其余绝大部分演员都是偶像演员,比如毛泽东的扮演者李易峰、蒋介石的扮演者韩庚以及张学良的扮演者彭昱畅等,这既是对网络时代受众审美“颜值即正义”的呼应,也是对革命者的理想化和浪漫化处理。

任何一种审美实际上都是对审美对象的肯定性感知。然而肯定性的感知,却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达成。对于影视艺术作品的大众化传播,这种感知的达成,一方面依赖于接受者的文化素养、审美品位等,另外一方面也依赖于影视生产者对美的创作与生产。《革命者》采用了艺术电影常用的手段和方法,比如李大钊与透进狱中阳光的对视,象征着与战友们的跨时空对望,等等,将革命与革命者进行浪漫化与诗意化处理,实现了审美取向上的创新。《革命者》表现了历史,却表征着当下,虽然电影也有叙事凌乱以及风格上不能统一的问题,但瑕不掩瑜,它依然代表着当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探索和创新。

(载《传媒观察》07月号,有删节)

编辑: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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