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时代文化语境 探寻宋元时期隐喻之风盛行之因

宋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社会结构纷繁复杂，政治制度与民族矛盾也导致官场政治环境恶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但此时的经济形态却呈现逐渐鼎盛之势；在文化环境方面崇尚文学的社会风气不断兴盛，哲学思想异常活跃，儒释道三教思想多元发展并走向融合，再次形成百家争鸣之势。

特殊的社会结构加之复杂的文化环境直接导致这一时期隐喻之风开始盛行，“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的文人画成为了表达隐喻情感的重要载体之一，因此宋元时期的文人画大多呈现着较为明显的隐喻性涵义。

宋元时期的社会结构

一、复杂的政权态势与官僚制度

宋元四百年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政权更迭较为频繁的历史时期。自宋王朝建立以后的数十年间，虽前后平定了荆南、后蜀、南汉、南唐北汉等割据政权，一统中原；

但在宋王朝统治区域以外的北方，先后崛起了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和女真人的金政权，统治区域内又有党项人分裂建立的西夏政权，南方还分布着段氏建立的大理政权，这些政权与北宋王朝长期处于对峙局面。

赵匡胤为解决武将夺权的情况不再发生，力求从根本上杜绝兵变的可能性，从而保证宋王朝长期维持发展下去，故开始实施“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前提下，权力和待遇开始向文官阶层倾斜，不断提高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大肆重用文臣，这一举措直接造就了宋代以文官制度为基础的政治格局。

官者不断增加，宋朝的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造成了大量的冗官与闲官。因此文人士大夫入仕之后，大多还都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和激烈的竞争才能补位为官。

在这漫长的等待过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虽得到了满足，但与此同时也不断消磨和淡化了实现政治理想的入仕情结，以至于他们纷纷寄情于书画，通过借助对世间万物的描绘来寻求超脱现实纷扰的心态，追求精神的自由。

宋朝时期的党争与文祸也是造成这一时期文人画隐喻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之一。两宋时期的朋党之争现象残酷且频繁，几乎贯穿始终，被称为中国政治史上的一大奇观。

社会的动荡，打破了原有的格局，随着元朝的建立，少数民族掌握了国家政权。在继承前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其政治及社会制度又具有较为明显的封建农奴制特点。元统治者由于民族的偏见从而对南北方实施了不同的政策，推行“人分四等”制度。

宋代所创办的画院，在元代也被取消，原有的社会优越感荡然无存，直接导致元代文人画家的社会地位变得极其卑微，他们便以寄情山水间来逃避现实的苦难，以寻求心灵的慰藉。

二、深重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

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权的频繁更迭，必定会加剧各民族与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宋元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对文人画隐喻性的表达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历史上宋朝并未实现对中国的真正统一。少数民族契丹人统治的辽国和党项人的西夏成为了与宋王朝对峙的两个主要割据政权，三个政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时战时和的状态。纵观全局，宋朝始终是处于劣势地位，割地赔款、退让求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元朝入主中原之后，虽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疆域最为辽阔的帝国，但是元朝为了巩固其少数民族的统治地位，实行严酷的民族歧视政策，这使得宋朝时期本已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总之，宋元两朝，尖锐的民族矛盾贯穿始终，不断引发、加深阶级矛盾，使得“四海骚然，万物失所”。同时“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矛盾”这一理论在这一时期的二者关系中也得以诠释。

归隐之思在文人间弥漫开来，然而已出仕的部分士大夫又因各自种种原因不能归隐山林之间，他们只得在仕隐两难的困境中进行自我心态的调整，寄隐于物，寓隐于心，以此获得心灵上的安宁，因此在这一时期众多文人画呈现出极具隐喻性的艺术特点。

宋元时期的文化环境

一、活跃的哲学思想与“三教融合”的新局面

宋元时期的哲学思想异常活跃，再次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谈性说理风气日渐风行，更是被元代纳入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此外，这一时期佛教与道教发展也十分繁荣，儒家思想与二者的关系更加复杂化，三者之间的融合趋势不可阻挡。

宋朝的儒学家们一面排斥着佛学与道家思想，一方面却又积极的吸纳佛、道思想来重新阐发儒学思想。宋代理学便是在儒学、佛学、道教三者结合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以传统儒学的道德伦理为核心，大量吸收了佛、道的思辩因素，从而实现“三教合一”，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为复杂精深的理论体系。

元朝时期，儒、佛、道三教的关系进一步发展。统治者奉藏传佛教——喇嘛教为国教，佛教地位变得极为尊崇。

综上所述，活跃的哲学思想与“三教融合”的新局面为宋元时期文人画的隐喻性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哲学基础。宋元文人们在这特殊的时期内，不断接收融合多家哲学观念，因此可以说他们同时拥有了儒家的治世思想，佛教的处世态度以及道家的治身观念，进而对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也可以很好的将其予以化解。

不仅如此，他们为了进一步抚慰自身的心灵与精神，开始注重在现实物像中寻求寄托，使之实现自我心绪的超脱与精神的纯粹自由。

二、崇文风气的盛行

统治政权的态度和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对宋元时期文事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文化艺术进入了繁盛局面。宋代文事的繁荣与政权的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政府“崇文抑武”的政策成就了“郁郁乎文哉”的宋文化，加之统治阶层自身对文事的喜好，文事发展极为繁荣。

元朝，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初期以武力争胜，文事的发展虽没有承接两宋时期的繁荣，但这一时期的政治环境并没有对文艺的发展进行过分干预，因而整个文化环境相对兼容宽松，各族文化百花齐放，社会文化在多样性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崇文风气的盛行为宋元文人画隐喻性的表达提供了孕育的土壤。自宋朝诸多文人士大夫进入到绘画领域之后，绘画成为了与作文章一样的表达个人心绪情思的外现形式之一，因此绘画艺术蓬勃发展。

进入到后期，由于元朝政权对文人控制的放松以及社会现状的发展，绘画呈现出向内探寻自我人格的独立与精神自由的趋势，文人画这一含蓄表达画家情感的艺术形式在此成就斐然，加之其特有的审美追求，更是为这一时期文人隐喻表达一些不可明说或不能言说的想法内容提供了便利的载体。

三、“无我”到“有我”的审美文化趋变

宋元时期审美文化的趋变，为这一时期宋元文人画隐喻性的特质呈现奠定了美学基础。宋代的美学在大背景影响之下，进入了另一个时代，从前朝盛唐时期的绚丽雄壮转向对内在的追问，注重个体精神世界的表达，将理想与抱负寄托于世间万物之上，平淡含蓄的韵味弥漫其中，完成了从“无我”到“有我”的审美转变。

同时，元代美学在二元政治制度的影响下，隐逸风尚不断盛行，因此在审美追求上多表现出解脱超逸的格调，隐喻暗讽的绘画作品大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