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的最后一天，连绵一周的大雨终于放晴，我离开无锡的复读学校，准备回家等待一个礼拜后的高考。
我所在的县城和无锡不通高铁，我只能去车站乘大巴，等车的时候先后遇到两个聋哑人拿着残疾证书问我要钱。第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当时我扶着行李箱正在玩手机，他的手抓着聋哑人证书塞进了我的视野，我抬起头，看见他正对我挑动眉毛。他指指自己的耳朵摇摇手，我指指我的口袋也摇摇手，他拿出一个本子翻过来，背面有两个收款二维码，一个微信，一个支付宝。我接过那个本子打开看了看，上面签了不少爱心人士的名字，每个名字后面跟着一个数字，有的是50，有的是100。我解锁手机，他觉得我要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朝我挤眉弄眼，但是我打开的是备忘录，我打完一行字给他看：你一天挣得比我多。他朝我摇摇头，拿笔在他手臂上写了个“10”。我也摇摇头，又在备忘录打字：我是学生，我回家高考，你不要骗我的钱了。他看完以后摇摇头，还是朝我抛媚眼。我不再想理他，走到检票口排队等待检票。
其实我的那班车还有半个多小时才到。站了一会儿实在太累了，我的书包很重。我找了个座位坐下来，第二个聋哑人找上我，虽然带着口罩，但他没有棱角的眉眼看起来二十岁不到。他在我旁边坐下，先给我看好心人的签名本，再摊开他的残疾证书，我朝他摆摆手，他指着签名本上一句祝福语给我看，我还是摆摆手，他又从口袋里摸出身份证，对比残疾证上的照片，我还是摆手，他接着从另一个口袋掏出一张手写的纸。上面有三行字。
你是个好人，我衷心祝福你。
你不是个好人。
我的妈妈有白血病，我是聋哑人，我很需要爱心人的帮助。
他指了指第三行，我指了指第二行。我觉得他的每个步骤执行熟练，像流水线上的流程，如果签字本上的名字属实，那么那个真实名字后的数字就是这条流水线产出的利润。他重复给我看他的残疾证、身份证和签字本，试图证实他聋哑人的身份并非伪造，但我并不在乎这件事的真假，我没有钱，我对一个四肢健全的聋哑人也并没有同情心。最后他对我指了指手写字条的第二行，起身离去，走向了另一个坐着休息的旅人。我抬起头，看见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我满怀恶意地猜测着：也许他在检验那最后的一指是否让我的良心受到了谴责。
并没有。我不是个好人，是这样的。我在想的不是愧疚，而是他们一定不会对每个乞讨的对象如此纠缠，而我受到特殊对待，是因为我背着书包，我是个学生。就像只有红领巾才会扶老奶奶过马路，这个社会的友善需要仰仗稚童的懵懂。所以我确实不是好人，我居高临下地得出这句结论，是为了方便自己更加心安理得。我不是个好人，我甚至把这两个手持残疾人证书的年轻人当作坏人，他们的罪行是：消费这个世界所剩无多的友善。所以这个世界这么糟糕，所以我才变得这么坏。
我突然意识到聋哑人是如此完美的行乞者。因为哑，他对世界所有的表达只有纸张上固定的字句；又因为聋，他可以固执，因为他听不到你的一切解释、辩白或者说教。于是他可以就那么站在那儿，一遍又一遍地向你展示他的悲惨，以此示意你应当做一个富有爱心的好人。而你只要不肯把愤怒表现在脸面上，他都可以充耳不闻，而中国人向来要面子，是不肯在脸上表现嫌弃的，更何况是面对残疾人。
这一切契合得惹人起疑。我想起我曾在车站应急买过一个充电宝，两天后它坏掉了，我把它拆开，沉甸甸的充电宝里是一小块电容和大量填充的沙子。但能去哪儿找那个商贩呢？车站永远在流通。是啊，车站的一大属性是流通，尤其是人的流通。每天都有无数人涌进车站，每个人都带着明确的目的地，也正是因此他们如此匆匆，所有人在车站的相遇就变成一场盛大的萍水相逢。这太像城市里的人际关系了。人们匆匆忙忙熙熙攘攘，互相行走而并不碰头，有时巧合足够，两个陌生人不得不有了交集，他们彼此相遇时也一定会有这样一种警惕：他是不是想从我这儿捞点什么？
友善的前提是对世界的信任，可如今“信任”这个词汇本身都让人觉得怀疑。
在大巴到来之前，第一个年轻人，那个二十五六岁的又找上坐着的我，我抬起头对上他的眼睛，他的表情流露出“是你这家伙啊”的失望，调头走掉了。这时我的班车抵达，我推动行李检票上车。
离开车站的时候，大巴高速行驶，路旁的风景线条般向后流逝。车站、马路、电线杆、高大的建筑，假如从空中鸟瞰，城市的底色是否就是这样的一片水泥灰？
一群麻雀飞出车站，一群灰色的麻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