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伴们大家好！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敦煌的历史背景和《张义潮出巡图》，以及藏经洞的封闭原因，这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800年后，藏经洞被发现后的命运故事。
藏经洞就是莫高窟第17窟，考古界有句话，“干千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敦煌的特殊干燥环境，让洞窟中的上万件宝贵文献得以安然度过时间和战争的浩劫。藏经洞出土文物与殷墟甲骨文、汉简、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最早发现藏经洞的人是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余秋雨在《千年一叹》中对此人浓墨重彩，将他定性为敦煌石窟的罪人。我查阅的资料里，却觉得他担不起这这个罪名。真正能的罪人不是他，是那些不作为的官员。
王圆箓是湖北麻城人，家境贫困，为谋生计四处逃生。当过兵，离军后受戒为道士。几经流转，王道士大约在1892年左右，来到莫高窟。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看到这里的洞窟一片残破，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他觉得自己应该修复下这里。他化缘、劝募，集攒钱财，用于清理洞窟中的积沙，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清理沙子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藏经洞，里面有大量的文物，王道士知道，这些古物年代久远，应该会得到各级政府官员的重视，如果报告上去，也许会得到一定的赏金。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 汪宗翰颇为欣赏，写了报告，且附上一些王道士送来的佛经，上呈甘肃学政叶昌炽。
叶昌炽是清末著名藏书家和金石学家，他是第一位确认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宝藏价值的人。叶昌炽迅即向甘肃藩台建议，应将所有这些古代文物、文献运到省城兰州保存。
然而，敦煌距离兰州路途遥远，叶昌炽估算仅运费就需五、六千两银子，一时经费无处落实，他就让汪宗翰责令王道士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就地封存，等候处理。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事情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1906年2月，汪宗翰被调离敦煌县，以致其未能将藏经洞文物、文献移送公府之事办妥。继汪宗翰之后，任敦煌县令的是黄万春和王家彦，这两位“县太爷”在保护敦煌藏经洞文物上，都是无所作为。
1906年，叶昌炽也被撤职回乡。时间转眼过去了七年，王道士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对于一个愚昧没有文化的人，他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吧。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
另外呢，他还有一个宏愿，也就是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建一些道教的灵官塑像等，这些都需要花钱，买石灰在墙上刷，把壁画的颜色遮盖掉，这些都需要花钱。他开始不断从洞窟中取出一些经卷变现，以换取莫高窟的维修费用。他当时是怎么卖的呢？他说这些经卷烧成灰烬和水吞服，能够治病，向附近居民售卖。不知道有多少珍贵的文物被这样烧掉，想想真的很令人心痛。
1907年，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经新疆到敦煌，听到了藏经洞的消息，迅速找到王道士，他想了很多办法接近、讨好王道士，但王道士避而不见。后来他了解到王对唐玄奘非常崇拜，便说自己也是唐玄奘的粉丝，他是唐僧不是沿着这条路向西天取经吗？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我就做梦受到唐僧的召唤，让我沿着这条路，从西天来，把你们以前取的经卷再取回会。这一招很灵，王圆箓一听，这家伙厉害了，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原来是偶像的召唤，这种宗教信仰把他们的思想沟通了，所不同的是，王道士是一个真诚的信奉者，而斯坦因显然只是为了达到骗取藏经的目的。
既然是自家人，一切好说，斯坦因用四块马锭银子，廉价骗购了一大批文物。
从斯坦因之后，各个国家的探险家蜂拥而至，其中最著名的有法国人伯希和，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汉语极好，还熟悉中国古典文献，王道士一看上次卖了一批经卷，官府也没有什么动静，那就接着卖吧，伯希和将藏经洞中遗物全部翻阅一遍，将精品一万多件全部带走。
后来日本的大光古瑞、吉川小一郎，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等人先后从莫高窟买走了不同数量的经卷。这些人如此行事，也从来没有受到任何限制。
华尔纳来的比较晚，很多文物都被买完了，这家伙丧心病狂，觉得这壁画也很有价值，用特制的胶布粘走了11块唐代壁画精品，现在的敦煌莫高窟里，还有着一块块触目惊心的痕迹。
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暴行，似乎在这里重新上演，这是一段让我国人痛心的历史。但是让人更为痛心的，是当时清朝官员和政府的不作为。
1909年伯希和，在当时的北京六国饭店，将一些敦煌写本精品，出示给在京的中国学者看。中国学者阅览后，“惊喜欲狂，如在梦寐”，并得知敦煌藏经洞尚有部分劫余，便以清学部的名义致电陕甘总督，要求封存藏经洞内劫余古物，严禁外运。
19，清政府下令将劫余的敦煌遗书押解回京，学部拨款6000两，但这笔钱主要被敦煌官府用作改修孔庙，剩余的用作修补城墙，王道士只得到了300两香火费。王道士听说这笔钱有万两之巨，心怀不满的他在收到押解令之后私藏了一些书法整严的卷子。
在运京途中又被各地官吏窃取，遗失无数；敦煌遗书押运至京师后，押运官傅某违命不直接向学部复命，私下把车队赶进内阁中书何震彝私宅，此人嗜书如命，当即与岳父李盛铎等人翻阅了车上全部的敦煌遗书。他们将经卷中精好者悉数窃取，而将余卷一折为二，以充其数。
后来他们窃取敦煌遗书的丑行败露，被人上章参奏，后因爆发武昌起义，窃书案不了了之。从这个运送敦煌的文物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大清朝的腐败透顶，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不灭亡。
李盛铎晚年寓居天津，死后，400余件敦煌遗书由其后代拿到日本，全部入藏杏雨书屋。杏雨书屋现收藏总数已达700多号，成为日本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部分敦煌遗书后来流散于天津，后来有一批被一些收藏家捐献给天津博物馆。您如果去天津博物馆，应该有机会可以看到。
藏经洞文物的命运大致就是这样，当时的历史环境本身比较黑暗，国家政权风雨飘摇、官员贪污腐败不作为、老百姓愚昧无知，导致我们自己的文化瑰宝，流散世界各地，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历史不能假设，今天的我们不要过于去责备王道士，当时的政府、知识分子尚且不懂得珍惜，我们何苦苛责一个不识字的王道士呢？
王道士后来的命运也很悲惨，当时华尔纳骗购文物，给了他75两，可是这个数字被当地的老百姓夸大到10万银圆，村民们因此去找王道士，要求和他分享这笔钱。王道士当然拿不出这笔现金来，于是村民们就以死来威胁他。
据说王道士晚年疯掉，不知是故意装疯卖傻，还是真正的精神错乱，晚年之凄惨景象，与此可见。他死后，就葬在了莫高窟对面的塔林里，很多今天的游客都会在游览完莫高窟之后，从他的墓前走过。
文章的结尾，讲一下刚才讲过的甘肃学政叶昌炽，他是最早接触敦煌文物的学者。
他后来被免职，回到苏州的老家，事隔数年，叶昌炽在获悉敦煌文献被外国人低价买走后，曾万分悲慨，悔恨自己当时为何不西行千里，亲自到莫高窟看个究竟。
我们不能去苛责王道士这样的贫民百姓，也无法去苛责叶昌炽这样知识分子，因为当时的国家采取愚民政策，老百姓民智未开，整个社会缺乏对自己文化的保护意识，即使是后来老百姓对王道士的苛责也是因为分赃不均引起的不满。
至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古物保存法》、1936年颁布《古物出国护照规则》，方始有法律的保障。我们的国家也逐渐开始逐渐走上正轨，民智渐开，国人渐醒。只有全民的文化、审美上来了，我们的国家的文物才有最安全的保证，那个时候，每个百姓都是卫士，草木皆兵，伯希和、斯坦因们只能带走惊叹和羡慕，我们的文化才会真正的安全。
今天的我们经济逐渐发达，但是在审美和文化上依旧任重道远，这个也是我做公益讲解的原因所在，想让大家深入的了解我们景区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继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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