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2次运动，危险下的绝世音乐创作时期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文艺界可谓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领域，处处弥漫着“斗争”的硝烟。当时，一大批优秀的音乐家们以及他们的作品遭到批斗和打压，音乐界饱受重创。而这场“文化浩劫”起源，则来自当时的“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标语
所谓“反右”运动，即1957年发起的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其直接结果是从政治、思想、组织等全方面，清楚不同的声音与观点，从而使全党、全国更加紧密、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领导下。
音乐界的“反右运动”
1958年4月26日，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到处欢唱红色歌曲，庸俗丑恶的靡靡之音销声匿迹》的文章，其中写道“从去年年底开始发展起来的群众性的肃清黄色音乐的斗争，几个月来已经获得重大胜利。……在一切公开场合，人们再也听不到那种黄色歌曲的靡靡之音了。”从“靡靡之音”的销声匿迹之中，足以见得此次打击力度的强烈。其实，这篇文章直指的“恶俗之音”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曾投身加抗日救亡运动，创作出无数佳作的刘雪庵。
▲《到处欢唱红色歌曲，庸俗丑恶的靡靡之音销声匿迹》
在反右的浪潮下，1957年8月14日，中国音乐家协会连续举行了五次座谈会，将《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刘雪庵认定为右派。于是，刘雪庵从一位积极的爱国音乐家摇身一变，成为了众人口中“一贯使用两面手法的最反动的音乐家”，而他的音乐活动也被认为与反动统治紧密结合。带着百口莫辩的冤屈，刘雪庵被关进“牛棚”接受惩罚，在长达的打压中，他受尽折磨导致双目失明，直到文革结束9年后才获平反。
▲批判刘雪庵的漫画
当时，与他一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爱国音乐人士还有黎锦晖、莫桂新、汪立三、陆华柏、贺绿汀等等。而他们被批斗的理由更是一些无稽之谈，无非是在“双百方针”下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见解，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军统创作过抗战革命歌曲。甚至还有因在抗战时期前往延安革命根据地期间，为了自我掩护而为敌军演奏过小提琴而被打成“右派”的例子。
▲海报
在如此荒诞压抑的政治气氛下，当时的音乐界已毫无创造性与生机可言，“双百方针”所带来的欣欣向荣的局面也不复存在。然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时代是一个追求“量”的时代。于是，音乐创作者们不得不压抑着内心的真实的创作灵感，奋笔疾书，谱写出一首首风味雷同、只为迎合主旋律的作品。
在困难时期争先怒放的优秀作品
随着“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愈演愈烈，广大艺术工作者也渐渐地在为那度日如今年的日子寻找出路。一批优秀的作曲家们探索着如何在政治框架内，从不同的角度、用正确的审美去讴歌生活与祖国。
于是，先后诞生了一大批经典的音乐作品，如管弦乐有刘诗昆、黄晓飞的《青年钢琴协奏曲》；大型声乐曲有为庆祝十三陵水库建成、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十三陵水库大合唱》（贺绿汀）、通过记录黄浦江的变迁来体现上海发展的《黄浦江颂大合唱》（丁善德）；歌剧有以洪湖赤卫队的武装斗争为素材，充分表现了革命斗争的艰巨性和英雄人物的飒爽英姿的《洪湖赤卫队》；舞剧有借鉴古典芭蕾的结构形式表现中国神话故事的《鱼美人》（吴祖强、杜鸣心）；交响诗有将内蒙古民歌与西方交响乐完美结合的《嘎达梅林》（辛沪光）等等。这些作品，随或多或少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其背后的艺术价值却是不容小觑的。
▲歌剧《洪湖赤卫队》剧照
而其中，最为经典且堪称奇迹的便是诞生于1959年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其实，仅凭这部作品反封建的主题思想以及梁祝化蝶的民间爱情故事，恐怕很难在那个疯狂的时代“存活”下来。其之所以能幸存，还要感谢当时领导这部作品创作的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孟波的坚持以及对器乐创作规律的尊重。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由当时年仅24岁且刚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何占豪与陈钢共同创作完成的。何占豪负责提供主旋律，陈钢负责编曲配器，俞丽拿则负责修订并于1959年5月27日在兰心大戏院完成了首演。演出结束后，在观众们极其热烈的掌声中，不得不返场全曲，这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足以见得这部作品的成功以及不可撼动之地位。
▲陈钢 （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
《梁祝》在音乐方面的成功之处在于西洋乐器与中国传统地方戏曲的完美结合。小提琴演奏员出身的何占豪在旋律线条方面借鉴了越剧中的一些元素，而陈钢则是熟练掌握着交响乐创作的技法。他们二人的合作可谓是取长补短、珠联璧合。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那段历史，心中满是无奈与不甘。对于那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来说，送走了“反右”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后，这场浩劫却远远没有结束，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比之更甚的“灾难”，那会是何其的压抑与痛苦。而那些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依然不忘艺术使命，坚持探索创作之路的音乐家们，值得我们献上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