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兵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上来讲就是所有有武装懂武功的僧人，狭义上来说则指官方允许默认的武僧或者为官方做事的武僧。既然为僧就必然免不了和佛教的关系，但佛教讲究慈悲为怀不可杀生，一定程度上又和僧兵有着天然的冲突性，僧兵制度正是在原则和生存的矛盾中衍生发展。且我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所有事物的走向基本和统治者的需求相联系，僧兵制度自然也不能免俗。
第一:中国僧兵的出现和初步境遇
僧兵的出现必然是和佛教紧密相连的，古诗有言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朝时通过寺庙的数量，我们就可以窥见佛教的发展在中国已经上了一个层次了。僧兵的第一次明确记载出自《魏书·释老志》：太平真君六年，会盖吴反杏城，关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种麦寺内，御验牧马于麦中，帝入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宫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而，命有司案诛一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寺庙中的装备非常的惊讶和不满，虽然在乱世，但佛门本是清净之地，如今却弓弩盾牌俱全，所以拓跋焘认为应该把武僧武器都消灭掉。
到北魏孝文帝，孝文帝对佛教比较推崇，所以对武僧也就有了更大的容忍度。孝文帝给予佛教和佛教人士很大的生存空间，比如很多寺庙有专门的“僧抵户”和“佛图户”，他们只用交少数的赋税，在充满压迫的古代是一个大的福祉。而且孝文帝把佛教寺庙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佛教僧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了古代的“铁饭碗”和“公务员”。“沙门都”是北朝僧官名称，维纳音译“羯磨陀那”，意译“授事”，是寺中一种僧职，管理僧众事务，位次于上座、寺主。这时武僧不光不会被压迫，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朝廷提拔的对象，寺庙归属朝廷管理，武僧也必然归属朝廷，就相当于朝廷扶植了一支武装力量。武僧也确实为朝廷干过不少事帮过不少忙，北齐时，齐将高谐据守信都，开出了高额的赏格，引来了来了数千僧人参军。唐武德五年，北虏犯境；李渊认为太原当地僧人忠勇过人、武德充沛，直接选了两千精壮的寺僧充兵两府。
第二:僧兵在中国的发展和辉煌时分
统治者自然是时刻以自己的利益为先，时刻以保住自己的皇位为重，所以当武僧的存在对统治者的地位有庇佑时，武僧的生存空间和待遇就会无限扩大。唐朝名将张议潮在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851)建立了归义军，并推翻了当时吐蕃贵族对沙州长达六十年的统治。在敦煌一文中就有对这支起义军的描述，其中在数量上明确的表明武僧占据起义军的九分之一，而且战斗力超群，起义军为唐朝的政权和统一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武僧也是重要的贡献者。隋唐时期社会已经对武僧有了起码的包容甚至是推崇，僧人练武也就成了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
宋代更是武僧发展或者说抛头露面的一个黄金时刻，武僧在宋代时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五台山等门派也开始露出锋芒。宋钦宗对五台山僧人的佛法和武术是十分推崇的，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福利。但是宋朝当时的局势并不稳定，内部积贫积弱，外部又有强大的金。金又对宋朝发起了攻势，宋朝退无可退，这时五台山的武僧显示出了超强的战斗力。五台山在朝廷态度不明确的时候起兵打金，虽然结局不好，自己的寺庙已经被端了，但是五台山武僧的组织力战斗力和爱国意识还是让人敬佩，也算是一段佳话。金人劝他投降，他说“吾法中有口四之罪，吾既许宋皇帝以死，岂当妄言也？”
元朝是一个战斗力超级强悍的封建王朝，在元朝的时候我国的国土面积也达到了最大。这样一个马背上的国家都看到了武僧的力量，想要把武僧归为自己所用。景定元年，“元主将西征……奏议曰:释氏虽托方外，然多忠烈之辈。今五台等处僧徒有能咒术、武略及普力者，宜募为部，启从西征，可为开国之一助也。”统治者想要把武僧归为西征的队伍之一，来增加获胜的可能性，也加快胜利的进程。
第三:如何看待中国僧兵的发展
中国僧兵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僧兵，只是和当局统治者利益联系起来的武僧。武僧的出现本无可厚非，毕竟僧人也需要看家护院，也需要保护自己。但梵网经有明文规定:“若佛子。不得畜一切刀杖弓箭鉾斧斗战之具。及恶网罗杀生之器。一切不得畜。而菩萨乃至杀父母尚不加报。况余一切众生。若故畜一切刀杖者。犯轻垢罪。如是十戒。应当学敬心奉持。下六品中当广明。佛言。佛子。不得为利养恶心故。通国使命军阵合会。兴师相伐杀无量众生。而菩萨不得入军中往来。况故作国贼。若故作者。犯轻垢罪。”
僧兵在佛教的道义上本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事物，但宗教在世俗中也不能完全独立，僧兵就是佛教和社会融合的产物。僧兵本无好坏，僧兵的功过也不能强行和佛教相联系。毕竟是修行之人，对于僧兵的定义最终还是要看其本心，倘若武是为了护法是为了遵从本心则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武僧本身存了恶念，动摇了本心，那武僧就成为了武僧，他身上的武功也就成了他征求私人利欲的工具。不能说当了和尚的那一天，就成了圣人；也不能说进入了寺院，就是净土。
以中看外:日本僧兵
中国的僧兵和国外的也不完全相同，下面就以日本为例，来剖析一下中外僧兵制度的区别。
日本僧兵和中国僧兵有最大的两个区别:一个是战斗力方面，中国武僧是护院家丁无法和政府力量相抗衡。日本僧兵是正规军，他们甚至在战乱时代主导了多场战争;第二个是作风问题，中国僧兵不近女色且不吃肉不喝酒，而日本僧兵则是典型的酒肉穿肠过，佛祖有没有在心中留我们也不得而知。接下来，我们主要看一下日本僧兵的战斗力，这也是中日僧兵最为显著的区别。
首先，僧人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佛教中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信男信女。在日本，和尚就是最大的地主，他们有朝廷分配的土地，有源源不断的香火，还有可以煽动的平民百姓，而且还不需要赋税和劳役，僧人在当时绝对是一块肥差。日本的僧兵最初也是为了保家护院，防止受到周围强盗的袭击。但久而久之，武僧越来越有优越感，因为他们的战斗力超群，一般的强盗根本不在话下。而且武僧们还有广泛的信徒，当时的百姓相当无脑，对于他们来说是啥人的工具也是来钱的手段。武僧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是逐渐上升，当地的贵族也奈何不了他们，因为他们相当独立，在各个方面都不受限制不受要挟，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甚至可以策动农民来一场反贵族的农民起义，所以一般僧侣是贵族们的拉拢对象。
而且武僧势力也越来越膨胀，他们认识到了实力的好处，所以加紧对武僧的训教，还经常从外面购置一些先进的武器装备。甚至还把自己所在的寺庙“城塞化”，换而言之就是战斗要塞。而且武僧随着积累和研究，在武艺上很有自己的一套。最出名的莫过于宝藏院的枪术，他们使用的枪也非常有特点，造型是十字型的，至今还有不少人练。
日本的武僧也和国家政治有着很强的联系，但是中国武僧是政治的附属品是一个被利用的群体，然而日本武僧却可以凭借基层掌控力与地方大名达成利益交换，成为一个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僧侣形成了加贺一向宗、石山本愿寺和纪伊根来寺三大势力，然而其本质与大名无异。还有一点，中国的僧人多是贫苦人家，有地位有钱的人一般不想吃那份清净之苦，都想泡在美女和好酒中。在日本，僧侣则多是有出身的人的天下，挑头者多是有背景的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武僧和政治的联系。
我国古代得僧兵制度和外国（以日本为例子)其实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严格意义上来说，我国的武僧并不能完全称之为武僧，他们虽然会武艺，但却并不推崇或者有什么自主的大的政治作为。而国外的武僧不一样，他们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信仰团体，武僧是寺庙夺取政治利益的杀手，更加的犀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