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说得好：“乱世出英雄，盛世产庸吏”，在军阀割据、社会动荡不安的民国时局之下，总能激发一些知识分子的创作灵感。
这些文笔犀利的知识分子，不仅用尖刀般的笔锋，书写批判现实的文章，还为民族大义牺牲自我、伸张正义。
这其中不仅有心系革命事业，批判人性虚伪的文学代表鲁迅，又有风流多情，文采出众的新月派代表诗人徐志摩。
不仅有天马行空、思想品味超前的思想大师胡适，还有通晓古今历史文化，又善于创作现代文学的作家郭沫若。
这些文人骚客，都是在中国近代文学圈比较活跃，和被人所熟知的代表性人物。
这就好比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场面。
只是生逢乱世，文人墨客之间少了些“儒雅”的切磋，而是多了些不同层次的思想冲击。
而这些冲击，自然会导致一些口舌之争，通俗点说就是互相“骂战”。
这些骂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厮杀”。
在这些文人墨客的互相“搏击”之下，民国文艺圈俨然成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鲁迅与徐志摩之间，为一首中文翻译过来的波德莱尔的诗，引发的一场“争斗”。
1924年12月1日，鲁迅与钱玄同、孙伏园等人，一同创办了一个名为《语丝》的文学杂志。
当时诗人徐志摩有一部作品，是翻译自波德莱尔《恶之花》诗集里的《死尸》。
恰好这部作品要在《语丝》发表，而鲁迅又是该杂志社的主要撰稿人，对于徐志摩的这首译过来的诗，鲁迅则有其他看法：
其一，这首诗的译文，基本上与原著没有太大关系。
其二，徐志摩将原著里的词义，用中文夸大许多，甚至曲解了原意。
鲁迅向来追求现实主义的真理，对于徐志摩这种，追求诗歌富有音乐性的做法嗤之以鼻。
出于对真理的“维护”，和对扭曲“现实”而进行夸张著作的批判，鲁迅自然也没有对徐志摩手软。
徐志摩得知后，应该火冒三丈，血压直升。
对于新月派的代表性诗人，诗歌富有音乐性，不仅是追求，更是向往。
“我深刻相信世界的底质，一切和有形与无形相关的底质，他们无一不是音乐做成的。”
从徐志摩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是一个追求精神上极度自由，甚至还偏向无形的神论色彩的人。
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归根到底，是现实派与抽象派的摩擦，但这也只是两人摩擦的第一步，精彩的还在后面。
1924年底，鲁迅又做了一首诗《我的失恋》，这首诗又是鲁迅反讽“某位”人物的诗。
这首诗原本是由孙伏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但是孙伏园却遭到副刊负责人的暴力相对。
无奈之下，孙伏园只好离职前往《京报副刊》，而《晨报副刊》就成了徐志摩的“天下”。
至此徐志摩开始操控《晨报副刊》，更是抵制鲁迅作品的产出和发表，将两人的敌对关系推向高潮。
想来两人都是读书人，都是中国文学作品的奠基者，如果不是对方的作品干扰到常人的理性思维，不会无缘无故遭人嘲讽。
鲁迅曾与叶公超聊天时，就直言不讳地批判：“徐志摩就是个流氓，他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无病乱呻吟”。
话到此处，顿时就明白鲁迅所写《我的失恋》为何意，旨在讽刺其不顾孕妻，与林徽因纠缠的情史。
“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他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使我糊涂，我的所爱在河滨，想去寻她河水深，歪头无法泪沾襟。”
这是鲁迅这首诗的节选，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甚至都是朴实的白话，看似无力却暗藏刺针。
而徐志摩也毫不客气地回赠：
“鲁迅的作品，我甚少拜读，平日里发表些零星碎语，即使看了也等同白看。想看进去，需要很大耐心，看完一遍也会看不明白”。
这虽然是心如止水的轻描淡写，却蕴藏着十足的火药味。
鲁迅作为一个现实派的作家，文笔如尖刀，文风如铁枪，他善于用犀利的言辞，为人们扒开黑暗势力的外衣。
他体恤人间疾苦，歌颂敢于向恶势力斗争的勇士，也为身在水深火热中的穷苦人们，提供精神支持。
相比之下，对于徐志摩的散漫，以及超现实主义的诗歌，鲁迅更多的感受则是“华而不实”。
尤其是徐志摩，在妻子张幼仪怀孕之时宣布离婚，而又与林徽因交好，后来又缠上有妇之夫陆小曼，进而落得“渣男”的名号。
而徐志摩在其错综复杂的感情中产出的诗歌，更是让鲁迅这嗤之以鼻。
鲁迅在《三闲集》中，这样说过：
“之所以写《我的失恋》，是因为当时盛行“啊呀、哎呦、我要死了这一类情诗”。
“所以故意做一首打油诗，一来给‘失恋人’的安慰，二来纯属开玩笑用的”。
至于鲁迅所说的“哎呀、哎呦、我要死了”这种类型的诗歌，徐志摩在写给陆小曼的《爱眉小札》中略有“相似”之处。
“我的肝肠寸寸地断了，今晚再不好好地给你一封信，再不把我的心给你看，我就不配爱你，就不配受你的爱。”
“在如失望，我的生机也该灭绝了，最后一句话：只有死是唯一有益的真朋友”，此为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中的部分语句。
一个是铁手著文章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一个是风流多情的浪漫主义诗人。
一个对充满男女情长的“矫情”诗人的“无病呻吟”感到失望，一个对封建陋习盛行，情感得不到“自由”追随感到不满。
两人虽互相抵触，却又在各自的领域熠熠生辉着。
后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遇难，鲁迅也放下过往对其的一切成见，剪下报纸上刊登的徐志摩遇难文章，留作纪念。
虽说道不相同，可鲁迅心中始终为徐志摩留有一席之地。
两人都是中国文学史坛上的杰出人物，茫茫文海，互相暗自“较量”的文人志士数不胜数，这其中就有郭沫若与胡适。
他们两人，一个是坚定的革命家、史学家、文学家，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
一个是战乱时期，游走世界各国疯狂刷新学历的，思想家、哲学家。
显而易见，这两人是两种不同精神世界里的文学家，都对自己执着的世界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坚持。
那么这样两种独特的生命体，究竟是如何摩擦出火花的？不免令人心生好奇之心。
首先，两人都是“五四”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但是胡适在文学造诣上，要领先于刚高中毕业的郭沫若。
当时胡适作为新文学的先驱，已经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而郭沫若刚开始前往日本留学。
郭沫若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他曾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刊载了，新型风格的诗篇，并出版了个人诗集《女神》。
对于两人的恩怨始末，则是从一场不太愉快的“会面”开始，虽然两人后来各执一词，但总归是想互占上风。
那是19，高梦旦邀请胡适去商务主持编译所，接替自己的工作，胡适自知不能接下橄榄枝，遂婉拒。
后来高梦旦又邀请胡适做短期合作，这次胡适同意了。
197月，胡适抵达上海，高梦旦以及商务印书馆里的人都到现场迎接。
胡适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抛头露脸的“炒作”机会。
没过几日，上海商报就刊登一则《胡老板登台记》的文章。
文章里满是“新文学泰斗”、“月薪5000”、“总理以次”，“所长部长及各科主任，趋侍恐后”、“其阶级不是比政界更利害”等等诸如此类。
尽管胡适对外人说，这仅仅是夸大其词的“顽话”。
但这些刊登出来的话语，马屁拍的是相当有层次，甚至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以至于胡适都不忍心错过这一期报纸，而将载有自己的部分剪下，张贴在日记本上。
对于此类的“吹捧”，胡适相当“适应”。
要知道当时郁郁不得志的郭沫若同志，曾经为了推荐自己的音译作品，就曾向商务主持音译所毛遂自荐过，然而却遭到了拒绝。
因为当时他还是学生，学生群体的作品少有杂志社愿意刊登，倒是更青睐于那些已经有名气的，比如胡适。
无奈之下，有一家上海的小书馆“泰东”，开出低价又恶劣的工作条件，接受了郭沫若与友人创办的刊物。
万事开头难，但不积跬步何以至千里？
郭沫若虽然屈居于“泰东”，但是对于“商务主持音译所”的拒绝十分敏感。
巧的是，这次高梦旦在上海旦宴请胡适，郭沫若也收到了请柬，与其一同而来的，还有一起留学日本的同学。
后来胡适在日记里将此次会面记载为“高梦旦有意‘引荐’”，并且在日记里这般评价郭沫若：
“沫若君在日本九州学医，却颇有文学造诣，新诗十分独特具也富有创造力，但主题思想模糊，功力也不行”。
显然胡适对于郭沫若的评价并不是很满意，再加上高梦旦的引荐，胡适似乎并没有买这个账，这一次会面郭沫若显然被摆了一道。
对于那篇《胡老板登台记》，更不用多说，郭沫若肯定是嗤之以鼻，以至于后来与友人一起对胡适“口诛笔伐”。
新版诗集《女神》出版后，郭沫若也在文艺圈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早前在胡适这里受到的所有“压迫”，都如数回报。
198月，郭沫若在与友人一起创办的创造社里发表季刊，由郁达夫主笔，向文学“垄断者”逐一“开炮”。
胡适也难逃其“笔”，在《创造》第二期的文章里，有一篇是采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方法说道：
“我们中国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学问也没有。”
“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誉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
“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地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地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虽然当时有许多文学家都留学他国，翻译各大著作，但能称为“新思想家”的只有胡适。
此言明面上看，是针对大部分崇洋媚外的文学史者，实则剑指文学上的“资本”家胡适。
不管是不是指名道姓，反正胡适深感不适，他以一篇《骂人》，直言不讳地回击《创造》刊主创。
文中尽是“初出学堂的学生”、“浅薄无聊”、“无知愚昧”，等字眼来针对郭沫若《创造》刊发表的“粪蛆”一词。
1911月，《创造》又刊载了郭沫若《反响之响》，还有同僚成仿吾所发表的《学者的态度之胡适先生<骂人>的批评》。
胡适一个人单枪匹马地，与一个杂志社“战斗”，但胡适并没有惧怕，却越战越勇，骂战依旧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19，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刊登了一则文章《编辑余谈》，继续以清高的文学泰斗的口吻讥讽郭沫若、郁达夫等人。
“我发表的《骂人》，竟有些不通英文的人，来和我讨论译文，我没有工夫搭理这种强不知以为知的评论。”胡适说道。
“假使你没有那么些闲工夫，便少说些护短的话！莫用你那高高在上的名气压人，莫用你北大教授的名号压人。”
“你须知这种如烟如云、没多大斤两的东西、是压不倒人的，要想压倒人，只好请“真理”先生出来，请‘正义’先生出来”。
郭沫若一次性将这两年压在心里的所有不爽，一口气发泄出来，话到此不免替郭沫若同志痛快！
可见，不管处在任何一个时期，不论文人志士，还是达官显贵，只要和利益、权利沾染上关系，都会变得扭曲。
在利益权势之外，单纯地做一个简单的作家、诗人，是难以在乱世占有一席之地的，想要生存更是要善于处理各种“人际关系”。
骂战到这一阶段，《创造》社的成员，已经被文字带来的快感冲昏了头，而胡适这边却主动放下姿态，与其“握手言和”。
“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至此郭沫若、郁达夫便不再与胡适针锋相对。
这一点胡适就好过郭沫若，一个谦卑有礼，只是个贪图名利的白面书生，一个是直言不讳，敢于向垄断势力挑战的新型文学家。
不管他们如何用文笔“争斗”，最后都会为中国文学史坛留下无数佳作，文人逞一时口舌之快，世人享无数犀利佳作，利弊皆嬴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