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典使事，在宋诗成为一个突出的标志。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陈师道等都长于此道，苏轼的使事用典，更是信手拈来，出神入化，广博、深密，乃是苏诗用典的突出特点。如七律《贺陈述古弟章生子》《张子野年八十五尚闻买妾述古今作诗》等诗，都是八句诗中用七个典故，可见其用典之广博。苏诗常用许多典故来多层次地揭示所写对象的性质。
在苏轼诗中，每首诗往往用典数十个，这样虽有逞博炫学之嫌，但也可淋漓尽致，深辟透尽地表达诗人意旨。苏诗用典颇为深密，如《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云：“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句意晓畅平易，然典出于《书·益稷篇传》中“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苍然生草木。”这类用典没有任何障碍审美鉴赏东西，但却蕴含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的确是做到了深入浅出。
苏轼之善比喻是人们所熟知的，苏轼之比喻新颖自然，不落俗套，如脍炙人口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人们所不太熟悉的一些诗句，比喻也非常贴切有趣，如“舟人水鸟两同梦，大鱼惊窜如奔狐。”（《舟中夜趣》）“炯如流水涵青萍”（《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苏诗比喻最为人所称道的是博喻，钱钟书先生论述得很透彻：“他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到宋诗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
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宋诗选注》）苏轼的《百步洪》就是典型的例子，诗人连用七喻来形容轻舟乘水之速！“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喻象丰富多彩，但都集中于一点，就是舟行之速。其他篇什中如《石鼓歌》《读孟郊诗》中也都运用博喻手法来表现同一事物。
苏轼不仅是诗人，也是智者与哲人。他儒、道、释三家思想融而为一，对人生有深度透视与把握。在经历“乌台诗案”之后，诗人后半生屡遭贬放，他更多地借助释、道的思想方法来看轻外物，对人生有了更为睿智的参悟。这就带来了苏诗中的普遍性的哲理意蕴。
苏轼是理趣诗的巨擘。诗人常于感兴之间生发哲理，语意高妙，而所呈示的“理”，并非是一般性的抽象概念。苏轼之“理”，具有独特性、深刻性与体验性。如著名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借庐山以发兴，指出身在其中，反不能认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以诗语出之，极为隽永。再如《惠崇春江晓景》：“竹外桃花两三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诗中第二句最见哲理之妙，这种哲理并非是书本上的一般性理念，而是诗人对事物的独特体认，这种独特体认深入事物腠理，又带着诗人的天才智性。
除了这类典型的理趣诗以外，苏轼其他诗作中也时时可见他对人生物态的独到思考，其哲理意蕴十分精警透辟，往往是人们所朦胧感觉到的却未能道出的东西。如“人生识字忧患始”，“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等等，都有深刻的哲理意蕴。苏诗中的哲理多是与“意兴”融为一体的，开辟了宋诗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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