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春，陶寺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件残损的泥质灰陶扁壶，壶身鼓突面一侧有朱书甲骨文样“文”字，另一侧则为一个较难解读的朱书符号。据考证，该壶为 4000 多年前尧舜至夏禹时期的遗物。观察朱书笔迹，应该是使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所为，从字形上看，扁壶朱“文”字形体规范与殷墟甲骨文属同一系统，但很显然这个文字符号早于殷墟甲骨文约1000 年，应该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从用笔上看，其以中锋用笔线条饱满有力、行笔轻灵、笔画粗细有致，虽不能说是一件书法作品，但从中不难看出书法艺术的雏形。可以说陶寺扁壶朱书的发掘把华夏民族使用汉字的历史追溯到了 4000 年以前，它填补了从仓颉造字到甲骨文形成之间的汉字历史空白。
换言之，它的出土证明了距今 4000 多前，我们的祖先已经在使用成熟的文字，而且也已经在使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了；它的出土对于佐证华夏文明五千年具有重要的文字价值，对于研究中国汉字的起源和中国书法的起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襄汾县的得名源于 1954 年古襄陵、古太平（今汾城）两县的合并，而古襄陵县，于汉初建县，是因春秋晋襄公之陵建于此而得名。在襄陵县和太平县悠久的历史上，产生过无数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至大至深的英杰。
舜帝重臣伯益、继承春秋霸业的晋襄公、战国四大名将之一的李牧、晋大夫赵盾、“赵氏孤儿”的主角程婴、公孙杵、韩厥，汉朝开国重臣张良，魏晋时期的名臣贾逵、贾充父子，唐代开国名将尉迟敬德（太平县为其封地），元曲四大家之首郑光祖、名画家朱好古，明朝名吏高邦佐，清朝名士卢秉纯、新兴工业的开创者刘笃敬等。他们所创造的辉煌历史、丰功伟业已随时间烟消云散，然而他们秉承忠义、开拓进取的精神气却流淌在了一代代襄汾儿女的血液中。而今抚碑怀古，更多的是继承他们的精神遗产，建设和开创更美好的现代生活。
晋襄公（？—前 621 年），春秋五霸晋文公之子，仁德宽厚，善纳箴言，具雄才伟略，在位七年，使晋国国势持续鼎盛，史称“文襄之世”。古襄陵于汉初建县，便是因春秋晋襄公之陵而得名。青石质，扁长方形，碑板 190×110 厘米，刻于清乾隆四十八年。额、座已佚，残存碑身，字体模糊不清。晋襄陵公墓现在襄陵镇南十里东柴垣上为山西省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撰书人汪本直，字让庭，号古愚，江苏常州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副贡，乾隆四十八年任古绛州州判时书此碑。笃学，工书法，著有《清朝书画家笔录》、《山西志辑要》十卷首一卷1 函 10 册。附录晋襄公陵碑碑文：公嗣文之霸，功著春秋，晋之灵辟也。陵在东柴村，邑之得名以此。逶迤二里许，凡三塚，其北为襄公陵，前为太子、为妃。古老所传，志无明文也。
岁辛丑，本直摄篆兹邑，下车修谒，见大异苕荛，洵为千秋遗址。但世远，为丛葬所侵，旧址几不可辩，不亟釐正，恐就芜没。今除岁久，诸塚姑仍其存外，丈明陵之现址若干为界，以禁侵葬。是前者虽不可追，而后者犹有所限，重明□而崇古垄，庶众守土之责欤！乾隆四十八年八月即望署襄陵县事绛州州判汪本直撰并书赵盾（约 653—约 601），即赵宣子，谥号宣孟，亦称赵孟。晋襄公末年为正卿，历襄、灵、成三世，执国 20 年，推动了晋国的持续鼎盛，孔子称其为“良大夫”，今襄汾县赵康镇有其墓及祠庙。
赵盾一生佐襄公，谏灵公，立成公。在位期间，制定和完善了晋国的各项法律，从而使晋国国势日上，霸业得以维持；此外尚法的制度动摇和瓦解了西周以来的宗法制度，使三晋成为孕育法家文化的摇篮，从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赵盾为人刚正不阿、嫉恶如仇，对灵公的“失道”行为多次力谏，他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甚至多次横遭杀身之祸，但为了国家社稷，仍不改初衷，直言敢谏。其所具有的尚公尚法、不被权势左右的精神，值得后人所敬仰，所深思。
青石质，圆首。碑版 240×110 厘米。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楷书。现存赵康镇赵雄村北 800 米处。碑亭上方镂刻“孔子贤之”四个大字，指证着孔子对赵盾的由衷赞叹：“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难免”，2 米多高的墓碑上端端正正地镌刻着“晋大夫赵宣子之墓”几个笔力遒劲的大字，落款为“大清乾隆二十九年岁次甲申仲春榖旦，赵氏后裔合立”，现笔迹尤清晰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