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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是两汉文学的代表，是汉代文人所运用的主要文学样式作为文体概念的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它的出现略晚于《诗经》楚辞，在文学史上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历来论赋，是将汉赋奉为正宗，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可见汉赋”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专称，获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比肩的崇高地位。
汉赋作家众多，作品繁盛。其原有数量，据班固《两都赋序》及《汉书·艺文志》等记载，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两千篇之多，但是完整保存下来的不过百篇。今有费振刚等辑校的《全汉赋》一书，收录较为完备。两汉400年的统治，虽然有西汉和东汉分别定都于长安与洛阳的历史划分，但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基本得以持续，汉赋的创作也贯串了汉代历史的始终。整体说来，无论是主题风格，还是外在形态，汉赋都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
从内容分类上看，有的以抒写情意为主，有的以描绘物状为主，有的以叙事说理为主；从篇幅规模上看，则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短篇之别（《文心雕龙诠赋》从运用形式上看，又有四言体、骚体和散体之分。结合作品的题材内容与外在形态，历史地看待汉赋体式的兴衰变化，则汉赋大体上经历了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三个大的发展分期。体赋是汉赋的初创期。汉赋的起始点与先秦楚辞紧密相连，赋体文学“信兴楚而盛《文心雕龙·诠赋》）的这种发展关系，不仅造成汉代人基本上辞赋不分的认识，而且影响至今，人们也经常以“辞赋”连称。
骚体赋即专指一种深受屈原楚辞作品影响的抒情赋，内容上多是抒发作者的身世感慨和政治失意的郁愤之情；形式上多韵少散，不重铺排，并带有“兮”字这个楚辞的标志性词语符号。从现存作品来看，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家是贾谊。贾谊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7篇今存有4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吊屈原赋》和《鹏鸟赋》。这两篇赋均写于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期间。贾谊的政治遭遇与屈原相似，都因力主改革而遭受谗毁，结果被贬黜出京。
司马迁便基于这种历史认识，在《史记》中将身处不同时代的两人合列一传。贾谊的《吊屈原赋》写于赴任长沙途中，名为吊屈原，实际上是借此伤悼自身。赋中对于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抨击，对屈原“逢时不祥”的悲剧命运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字里行间也在倾吐着自己遭受排挤的愤慨之情。《鹏鸟赋》写于长沙任上。身受贬谪、政治失意的痛苦经历，促使贾谊把关注的目光从家国天下中暂时抽离，转而投向自我的生命感受。他运用寓言的形式，借助人与鸟的对话，抒写世事无常、人生短促的愁苦，表现出追求解脱的努力。
这篇赋着眼于吉凶福祸的复杂关系，以“命”字为主旋律，由“命不可说”的迷茫、“迟速有命”的无奈，到“纵躯委命”的超脱、“知命不忧”的希冀，内心世界如此的挣扎，透露出的是深深的人生悲哀。贾谊用以自我排解的理论工具，是道家的齐生死、等祸福思想，旨趣所归在于顺天委命，摆脱忧愁，如赋中所说：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贾谊的两篇赋都有极强的主观抒情性，都使用楚辞句式，只是《鹏鸟赋》中有大量的哲理辩说内容，铺排较多，并且有问答体的意味。
这实已显示出赋体由骚体赋向散体大赋演变的迹象。需要指出的是，骚体赋的创作并不止于汉初，后来的作家们也相继使用骚体赋来抒情写志，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班婕妤的《自悼赋》等。即使是以创作散体大赋而著称的汉赋四大家，也都不乏骚体赋作品。以后的历朝历代，骚体赋仍然是一脉不绝。只不过自汉初以来，骚体赋的体式便基本没有发展变化，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再没有汉初那么显著突出。
参考资料
·《士不遇赋》
·《鹏鸟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