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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是两汉文学的代表,是汉代文人所运用的主要文学样式作为文体概念的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它的出现略晚于《诗经》楚辞,在文学史上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历来论赋,是将汉赋奉为正宗,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可见汉赋”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专称,获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相比肩的崇高地位。
汉赋作家众多,作品繁盛。其原有数量,据班固《两都赋序》及《汉书·艺文志》等记载,最保守的估计也有两千篇之多,但是完整保存下来的不过百篇。今有费振刚等辑校的《全汉赋》一书,收录较为完备。两汉400年的统治,虽然有西汉和东汉分别定都于长安与洛阳的历史划分,但是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基本得以持续,汉赋的创作也贯串了汉代历史的始终。整体说来,无论是主题风格,还是外在形态,汉赋都有着丰富多样的表现。
从内容分类上看,有的以抒写情意为主,有的以描绘物状为主,有的以叙事说理为主;从篇幅规模上看,则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赋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的短篇之别(《文心雕龙诠赋》从运用形式上看,又有四言体、骚体和散体之分。结合作品的题材内容与外在形态,历史地看待汉赋体式的兴衰变化,则汉赋大体上经历了骚体赋、散体大赋和抒情小赋三个大的发展分期。体赋是汉赋的初创期。汉赋的起始点与先秦楚辞紧密相连,赋体文学“信兴楚而盛《文心雕龙·诠赋》)的这种发展关系,不仅造成汉代人基本上辞赋不分的认识,而且影响至今,人们也经常以“辞赋”连称。
骚体赋即专指一种深受屈原楚辞作品影响的抒情赋,内容上多是抒发作者的身世感慨和政治失意的郁愤之情;形式上多韵少散,不重铺排,并带有“兮”字这个楚辞的标志性词语符号。从现存作品来看,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家是贾谊。贾谊赋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有7篇今存有4篇,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吊屈原赋》和《鹏鸟赋》。这两篇赋均写于他被贬为长沙王太傅期间。贾谊的政治遭遇与屈原相似,都因力主改革而遭受谗毁,结果被贬黜出京。
司马迁便基于这种历史认识,在《史记》中将身处不同时代的两人合列一传。贾谊的《吊屈原赋》写于赴任长沙途中,名为吊屈原,实际上是借此伤悼自身。赋中对于是非颠倒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抨击,对屈原“逢时不祥”的悲剧命运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字里行间也在倾吐着自己遭受排挤的愤慨之情。《鹏鸟赋》写于长沙任上。身受贬谪、政治失意的痛苦经历,促使贾谊把关注的目光从家国天下中暂时抽离,转而投向自我的生命感受。他运用寓言的形式,借助人与鸟的对话,抒写世事无常、人生短促的愁苦,表现出追求解脱的努力。
这篇赋着眼于吉凶福祸的复杂关系,以“命”字为主旋律,由“命不可说”的迷茫、“迟速有命”的无奈,到“纵躯委命”的超脱、“知命不忧”的希冀,内心世界如此的挣扎,透露出的是深深的人生悲哀。贾谊用以自我排解的理论工具,是道家的齐生死、等祸福思想,旨趣所归在于顺天委命,摆脱忧愁,如赋中所说: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贾谊的两篇赋都有极强的主观抒情性,都使用楚辞句式,只是《鹏鸟赋》中有大量的哲理辩说内容,铺排较多,并且有问答体的意味。
这实已显示出赋体由骚体赋向散体大赋演变的迹象。需要指出的是,骚体赋的创作并不止于汉初,后来的作家们也相继使用骚体赋来抒情写志,如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班婕妤的《自悼赋》等。即使是以创作散体大赋而著称的汉赋四大家,也都不乏骚体赋作品。以后的历朝历代,骚体赋仍然是一脉不绝。只不过自汉初以来,骚体赋的体式便基本没有发展变化,在文坛上的地位也再没有汉初那么显著突出。
参考资料
·《士不遇赋》
·《鹏鸟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