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将对联的创作称之为“属对”。类也，“对”，配偶也。意思就是说以类字配成偶句以成的文体。由此可见其“属对”二字的内涵所在。对联的独立单位是“副”，不能用“首”或“条”等称谓。不管对联字数多少，必须要求上下句字数相等。对仗合理，词性相近。乍看起来，对联这一文体在浩瀚如云的传统文学中，是再简约不过的了，它短小，精练，易学易会，应用方便，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屡见不鲜的春联、婚联之类，似乎持一般水平文化的人都能尝试。其实不然，形式的简短，只是就表象而言，若论及对联的创作理论及艺术手法，并不比诗歌简单。
对联和格律诗实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形式上有所不同。对联只有上下两句，而格律诗就不只两句了，对联在精练程度上比格律诗要求的还要高，因此联语中的水份是很少的。一副好的对联，不但要做到语言精练、对仗精巧、意象精深，还要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撰写对联的难度较大，难度特大的对联，要想对好，比写格律诗要困难的多。有的联语要花费大量时间才能对好，有的联上联出了，数百年之后，下联仍无人对出，致使在楹联上出现了“绝对”这一特殊现象。
所以，一位好的出联者，只有学识是不够的，必须有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浓郁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一副对联，格调固然重要，但格调只是一种文学技巧，而艺术是文学的灵魂。可以说格调是死的，但艺术却是活的，格调给人以外表的美，而艺术则能给人以内外的美。所以，出对必须要具有诗人的思维力、观察力和感染力。像写诗那样去写对联，要做到立意奇绝，感情真挚，内容含蓄，语言饱满，文辞洗练，构思巧妙，意象清晰，寓意深刻，对仗合理，音律优美，尽量使对联达到诗化的境界。
有人认为，写对联比写诗来的容易，其实要真正写好一副对联，并非易事。它和诗歌一样，同样要讲究比兴之法。如果没有艺术的冲动，只是为应付而作，因文造情，其作品绝无艺术生命力。清朝咸丰年间，有人出了一上联求对，这副对联只有一个字：“墨”。对者很多，但最后获得一致好评的下联是：“泉”。墨，上黑下土；泉，上白下水。都是颜色加五行，合乎自然。这个称之为对中对，据说是王熙芝父子佳构，王熙芝羡王羲之之墨，也是佳话了。一字联在对联中并不多见，因为不容易有意境，所以多为拆字类。可以说古人的思维和写作手法永远是我们后人望尘莫及的。
清代学者袁枚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到：“只可取意，不可取法”，“平居有古人，学习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不管是诗歌或者对联的创作过程都是对语言最精辟的提炼。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对联创作必须充分掌握极度的概括特征，以最精练的形式唤起人们的美感。对联有极强的表现力，这不仅与中国的语言文字特点有关，更主要的是它文字精练、便于传播、朗朗上口。总之古人的智慧还有很多值得和必须是我们要学习的，只有这样文化才会千年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