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望奎的游子，望奎是我们的精神故乡。
一
在《我的家乡望奎出名了，不过是因为疫情》中我强调了故乡的贫穷，没啥风景。其实细细想来除了这些，故乡还是很多值得炫耀的地方的，比如她是很有一点文化底蕴的。这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打我记事时起就知道，我们的县城双龙镇是个建在丘陵上的不大的长方形小城，东西长六里六，南北长三里三，没有城墙。城里城外的区隔仅仅是城壕以及城壕两侧高大的杨树。过了壕沟就是城外了，哪怕住的离城壕再近那他也只能是农村户口。
春天因为雨水小城壕里是没有水的，我们经常在漫天飞舞的杨絮中在壕沟里用夹子打鸟和玩耍。夏季那壕沟有水，有的时候还很深，我们就经常在那里捞通红通的鱼虫喂金鱼。
这3. 3x6.6平方里的区域代表着城里的优越，尽管那优越很虚无很飘渺，甚至在我看来都不怎么值钱，但还是有很多人终其一生也是难以逾越的。
为什么是三里三和六里六呢？这就有说道了。三三得九，而九在中华文化中被认为是阳数当中最大的，所以才有九九重阳是老年节的习俗。而六里六取六六大顺的意思。你能说建城的人是没有文化底蕴的吗？我想至少他（她）是通晓易经八卦的吧？
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城早已成倍地扩大了，但小城的人还是按原来的规制修建了四个十分壮观的城门，以示小城还在，规矩没变，这也是对先人的一种尊重吧？
还有一个至今也没有确切解释的现象，在小城的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距离小城八里的地方都修有一座石桥，名字都叫八里桥，区别仅在于在桥的前面加上方位词，比如南八里桥西八里桥等。我的父母及哥哥现在还葬在南八里桥的西侧。为什么是八里而不是九里十里？有人说是赶巧，那里有河沟。这有点牵强，因为河沟肯定是人工挖掘的，是后天的。也有人说是取八—发的谐音，意味着发发。可是这个说法是改开之后才有的，先人修桥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时髦的说法。靠谱一点的解释是取八—灞的谐音，因西安有座很有名的灞桥，古时送别友人都是送到灞桥，再折一只柳枝相赠以示友谊地久天长。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更倾向于这个说法，因为我的先人们是有文化底蕴的，对“灞桥别柳”的说法一定是门儿清的。
上篇文章发出后，有网友指出了我惠七地理描述的错误。不仅如此，他还讲出了地名命名的典故，在此对热心的他表示感谢！
据他说，从惠头（现卫星）镇向北依次为惠二、惠三直到惠七，惠七不在呼兰河畔而是和北面的海伦县交界了。
村屯是从东到西按乾、恭、宽、信、敏、水、坤的顺序命名，比如我所知道的就有坤头后什么的。这和仁义礼智信一样，不妥妥的都是人生信条么？我的先人们信奉的到底是什么，儒也？释也？道也？或者是兼而有之？望奎确实是有两座较有名气的寺庙的。一座是妙香山（实则是土丘）的红光寺，它以有两具肉身菩萨而著名，素有南九华北妙山之说。另一座是灵山寺，俗称灵山大庙。据说解放前这里是松花江以北香火最旺的寺庙。在一场运动中被扒了，据说当时没人敢动手，最后是工作队的一个人动的手，而他的结局让人说不清楚。所以人们对此都很忌惮。
满族的村子则是以正黄、厢黄、红、厢红、正蓝、厢蓝、正白、厢白的顺序命名。到最后剩下两个自然村没有排上就叫做夹荒。到了望奎什么厢兰三正白四的，你一打听大家都会告诉你在哪，怎么走，唯独他说的东夹荒西夹荒我还真不知道。
在我的印象中有西洼荒，那是我母亲的家乡。有一条河流从那里蜿蜒流过。因地势低，那里有大片的沼泽湿地和草原。每到夏季草木茂盛百鸟争鸣，大有呼伦贝尔大草原和那拉提的韵味。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唱一首儿歌“红谷穗白棉花，绿油油地到西洼……”那是曾经叫我很向往的地方。
二
说到文化底蕴就绕不过知识分子和老师，因为他们是文化的传播者，是火种。再往前推我没有什么发言权，但解放后望奎的文化教育的兴盛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一中的老校长——恒乃庚。据说他只有高校学历，但在一中不管哪个年级哪个班，只要老师缺课，无论数理化文史地，他夹个课本就能去代课，十分了得。他爱才如命，网罗了很多好老师在麾下。不仅有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的，甚至有归国华侨。据我的嫂子说那个华侨老师是在那场运动时走的，又出国了。改开后他曾重回望奎看望他的同事和学生。
在这只优秀的教师队伍中，有两位老师不能不提，因为他们经历很传奇。他们就是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宋汉臣和王丽云，一位是上海人，一位是浙江黄岩，即今天的台州人。他们是同学，宋老师在校就是名人，所以在反右时被打成学生右派，他是被发配到望奎的。当时他情绪很低迷，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王老师作为他的恋人，为了鼓励他毅然决然主动报名，自愿来到东北。她当时被分配到了海伦县，是恒乃庚想尽办法把她挖到望奎来的，那个年代大学生太珍贵了，谁都不愿意放。这一来他们夫妇就再也没有离开望奎，本来随着形势的好转他们是有很多机会回上海的，但他们都自愿放弃了。尤其是王丽云老师最高任职只是一个教研组长，直到去世前都没离开过她的三尺讲台和学生。也正是她对学生和教育的这份爱，史无前例时他和戴着右派帽子的宋老师居然没有受到过任何冲击，他们在运动中甚至很逍遥。在后来的岁月中，县里有什么困难都来找宋老师和王老师，因为他们的学生很多在省城任要职。他们也不厌其烦地为了望奎去求他的学生们。
那个时候有这样一群精英老师在麾下，每年都有成帮的学生走入清华北大等名校，恒乃庚是意气风发的。他爱写诗，学校每有大型活动他都会赋诗一首，由音乐老师谱曲，学生乐队伴奏，在大喇叭上演唱。想一想那该是怎样一种教学氛围呀！
然而，恒乃庚校长倒霉也倒霉在写诗上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来后，他写了一首诗“刁钻一老鹤，自虚顶嘴红，蛇血藏于内，不识饮丧生”
史无前例时有人说他攻击伟大领袖，被斗得很惨。我清晰地记得他和公安局长石晶（？）抬着纸棺材游街。棺材上露出一个用气球做的赫鲁晓夫的秃脑袋。小将们弄人真是太有“才”了。
如今这一批热爱教育，热爱学生的优秀教师大多已作古，望奎还会有后来人么？我相信会的，好的东西千万不要丢掉。
三
现在该说说疫情中心的惠七了。还记得我说小城有个顺口溜“小城不大风景如画，人口不多贼拉能喝”吗？对，这就是望奎的酒文化。
望奎虽处在平原上的丘陵地带，但也有泉水。记得在北八里桥外一个生产队的场院上就有那么一处看不见有多大，但常年往外流水的泉眼，小的时候我们偶尔会跑到那了玩，用手捧那里的水喝。那水比我们平时喝的井水好喝，甜。但当时似乎没有村民去那里取水，也没见人把它开发出来。近年打听，说那泉眼已经不见了，很少有人记得这事。这是个损失也是个憾事。
惠七没有泉眼，虽然他们把自己产的酒叫做幸福泉。其实这是时代的产物，就像惠头改名卫星一样，惠七也曾更名幸福，于是便把名噪一时的高贤老酒改叫为幸福泉了。这是品牌的极大损失，教训深刻。
据说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清政府为解决旗人生计和屯田实边，开始解禁放荒。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省城供职的高贤之父，遣其子由双城堡高家岭来到望奎的惠七荒段领荒招民垦殖。老二高贤头脑灵活反应快，人虽精明但为人谦和，做事果断，有发展实业的能力和本事，决定由他来发展高家的实业。先后在望奎县的惠七、金家店、大五井子和海伦街等地兴办烧锅，发展酿酒业。为找到好水源，高贤领着伙计们在方园十几里的惠字七井中逐个考察水井的水质，最后选址打井，水井深达14丈，水又旺、又清、又纯，清澈如晶，称之为透眼井。用井水烧酒，出酒率高，甜美适口。高贤奉之为“神水”，逢年节都要祭祀。
清宣统元年（1909年）农历二月十八，第一个烧锅在望奎县的惠字七井开张，字号“德裕恒”。由于高贤为人豁达，好交好为，富不恭，穷不欺，得到乡里乡外的好评。久而久之，高贤的名字就代替了“德裕恒”，叫起了高贤烧锅，把白酒叫起了高贤老酒，把惠字七井亦叫起了高贤烧锅屯。
民国十三年（1924年），高贤老酒发展达到兴盛的时期，在海兰泡、长春、沈阳、秦皇岛、天津、北京、武汉等地都设有高贤酒馆经销高贤老酒，还有些上档次的饭庄也挑起“高贤老酒”的酒幌，代销高贤老酒。
九一八东北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将高贤烧锅占为己有，还为军队烧制高度白酒。据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还特意向中方打听高贤老酒的情况。遗憾的是那时因为时局的关系高贤老酒已经停产。
现在国家质检总局把高贤老酒指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愿它能再现辉煌吧。
最近网上流传一个顺口溜：
望奎人 遥那走，
防控疫情不遵守，
沾亲带故显和睦，
走街串巷喝烧酒。
谁家要是办喜事，
连娘带崽六七口。
酒足饭饱不解事，
塑料袋子抄在手，
你推我搡抢折罗，
拎着小跑家里走。
得了新冠傻了眼，
上当都怪这张口。
你们得了不要紧，
坑了龙江众亲友，
卜奎伊春哈尔滨，
泰来青岗和林口。
本省传播不过瘾，
外省也得让你有。
吉林长春拉警报，
山东威海遭毒手。
不知还坑哪个省？
吓得全国都发抖。
这回望奎出了名，
哪个都得绕着走。
虽是边陲一小镇，
发起威来震天吼！
不服你来望奎县，
新冠病毒大大有！
一看就是望奎人写的，谁教这里是中华诗词之县呢，每个人都能诌上几句。自嘲一下，相信通过这次事件望奎一定会在疫情防控上吸取教训的。我们相信我的家乡疫情过后会越来越好的，我们一直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