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柏拉图用音乐与文学特别是与诗歌进行对比，昆体良则用文法与文学对比。他将文法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正确的演说和书写知识；二是诗歌解释。完美的演说必须是正确的、清晰的和文雅的、思辨的、引经据典的、权威的和有效用的，这些是指导原则。对于修辞学后期训练的实践，昆体良建议，学生先用平淡的语言讲述伊索寓言故事，然后再用文雅的风格解释一遍。
至于正确的书写或正字法，昆体良说：“如果没有其他惯例，那我会要求按照发音写出每个单词；因为字母的使用和字母本身要求保存声音，也为了将它们忠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为读者负责。因此，文字应当表达我们需要说的意思。”这是在呼吁进行“简化拼写”的改革。像柏拉图一样，昆体良认为，不仅应当教儿童认识美和雄辩，而且更重要的是教儿童认识善和诚实。荷马（Homer)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是首选读物，即便“他们的美感主要是指成熟的价值判断”。
悲剧作品和抒情诗歌也可以读。但是，过多宣传自由思想的一些希腊抒情诗歌以及涉及爱情的哀歌不要让儿童接触到。当儿童道德信念不再遭遇危险时，喜剧是主要的读物。这一阶段，儿童阅读的主要目的是拓展其心智和强化其天赋。文法学习和阅读不能仅限于在校期间，而应当延伸到其生命的最后阶段。讨论完文法之后，昆体良开始考虑未来雄辩家在文法学校里还应该学习的其他科目与学问。为了证明其选择的正确性，他反复重申，他一直在心里“想象，对于完美的雄辩家来说有哪些知识是不需要的”.音乐是雄辩家必须训练的内容。
昆体良坚持认为，也许应该以自己能够引证古代权威思想感到满意，其中柏拉图就是一例。根据柏拉图的观点，文法甚至应当纳入音乐范畴。根据昆体良的观点，音乐有两种韵律，一种是声音的韵律，另一种是身体的韵律。前者涉及词汇的选择及其发音、语调，这些是作案件辩护所需要的基本要素。后者处理的是应当伴随语调并与之相和谐的手势和动作，这些是属于修辞学校的事情。昆体良最后考虑它，是准备结束他的工作。像柏拉图一样，昆体良将含有数学的几何学纳人学习科目。
但是，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同的是，昆体良没有轻视几何学对于演说家的实际用途。在他看来，在法庭辩论时，雄辩家可能会犯计算错误或者“用手指打手势时与他计算的结果不一致”，从而导致人们对他能力的怀疑。平面几何是处理许多涉及房产和地界诉讼案件的必备知识。柏拉图将几何学看做学习哲学的准备，昆体良则建议将其作为学习修辞学的一种训练。因为次序是几何学所必备的，所以，昆体良认为，次序也是雄辩的基本要素。他问道：几何学制定了基本原理，并依据基本原理得出结论，用确定来证明不确定，难道雄辩术不能做到这些吗？这样，在几何学的学科价值问题上，昆体良坚持了柏拉图的观点。昆体良也愿意让学生上体育学校（school of physical culture)以让学生获得文雅的仪态。
在学生年幼的时候，应该允许学生学习舞蹈，但是，舞蹈的时间不能持续太久，因为他要培养的是雄辩家，而不是舞蹈家。然而，舞蹈带来的益处会不知不觉地悄然增长，神秘的优雅将融入我们的所有行为之中并伴随我们终生。在确定了所选学科之后，昆体良探讨了这些学科是否可以同时教学说学的问题。在他看来，同时教学是有必要的。反对这种做法的意见认为，学科的性质各不相同，在一起教学可能会造成学生头脑糊涂，影响他们的注意力。再说，学生的智力、体质和在校时间都不足，难以承担这样的学习任务。而且，即便这些耗费体力的辛苦可以多年分担，但也不能假定纤弱体质的儿童个个都能胜任。
对此，昆体良回答道：如此推论的人不大了解人的大脑性质。人的大脑是非常活跃、敏捷的，能够记住展现在它面前大量的观点，它不会局限自己只关注某一特殊事物，而是有能力关注许多事物，不仅在同一天，甚至可以在同一时刻。昆体良问道：在经过数小时的连续学习之后，特别是在遇到各种不同事物的变换和更新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我们的大脑学习许多学科？那就是只学习一门内容相同的令人痛苦的课程。整天面对一位教师，学生会十分疲劳，换换教师会使学生恢复精神。为了支持其论点，昆体良以农耕为例作了说明，他问道：“为什么我们建议农夫要同时耕作他们的葡萄园、橄榄地和灌木丛？”
因为没有间歇地长时间从事其中任何一种活动，都会使人十分疲劳。按照昆体良的观点，同时做许多事情比长时间只做一件事情要容易得多。他认为，没有哪个年龄段的人比儿童更容易疲劳了，因此，学习应当遵循协调原则。如果昆体良认为没有哪个年龄段的人愿意接受疲劳，即人人需要变换，那他的观点就更科学了。对文法学校教育作了研究之后，昆体良开始考虑修辞学校的教育。他对这两类学校教学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表示不满。在他看来，这两类学校最好是分别承担相应的任务。
在为青年选择修辞学校的时候，家长一定要首先考虑教师的特点，因为决定学校质量的关键不是物质环境而是教师。昆体良描述了他心目中的理想教师：“他对学生要有家长般的慈爱，是一个家长可以信赖的人。他没有任何道德瑕疵也不容忍道德瑕疵。他严格而不严厉，和蔼可亲而不放任，为的是防止前者产生仇恨，防止后者产生轻视。他经常给学生讲述荣誉和善良，因为经常告诫会减少惩罚。他不轻易发脾气，但不忽略需要纠正的错误。
教学时，他对学生不提过多的要求，提出的要求必须坚持到底而不轻易变动。他随时准备回答学生的问题，并鼓励那些不爱提问的学生提出问题。他对学生背诵的表扬既不吝啬也不过分，吝啬会使学生对背诵感到厌倦，过分会使学生松懈。纠正学生错误时，他绝不讽刺也不辱骂，因为令人厌恶的责备会使学生设法逃避学习。”修辞学校教师的教学资格中，高标准的道德修养也被认为是有必要的。正因为这些原因，《雄辩术原理》被认为是第一部细致讨论教师训练的著作，尽管它没有明确地点出这一议题。昆体良发现，一些家长在孩子到了上修辞学校的年龄时，竟然会认为没有必要将孩子立即送到最著名的学校，而是允许孩子待在不太出名的学校里。
昆体良认为，这些家长的看法糊涂，因为后来接任的教师将承受双重负担，他们在教授正确的东西的同时还要纠正学生以前所学的错误。也许人们认为，著名的教师看不上这样的教学或者不愿屈尊教授基本的知识。对此，昆体良反驳说，这样的人不能算是教师，因为杰出人物是不可能忽略小事情的。他还补充说，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方法，它所取得的成效会远远超过其他的方法。在讨论学生应当就学的修辞学学校类型之后，昆体良接着考虑了教学的科目和方法。《雄辩术原理》的第3卷到第7卷主要讨论的是修辞学技巧问题，对于学习教育的学生来说价值不大，学生也可能没有兴趣。
也许它有益于作者改变写作风格，或许也有益于古典课程教师的教学，因为它包括除了材料和写作风格原则的选择和安排之外，还从雄辩家的视角审视了拉丁文学。由于昆体良论述的是雄辩家的教育，因此他没有涉及女子教育。但是，从他关于雄辩家的父母都应该有教养的主张来看，他可能期望女子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在罗马有过男女合校的教育机构、但有迹象表明女孩学习的科目同男孩是一样的。毫无疑问，女子的早婚使她们无缘高等修辞教育，但在昆体良看来，在修辞学方面，她们可以接受早期的教育，直至文法学校的教育结束为止。
教育思想的影响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即使不是最系统的修辞学著作，那它也是迄今为止现存的最为全面论述修辞学的著作。不过，毫无疑问的是，它对罗马教育产生的伟大影响太迟了一点：普林尼（Pliny)、朱文诺尔（Juvenal)和斯维都尼亚（Suetonius)提到昆体良时都非常敬重。但是，他的著作是否被广泛地阅读过仍令人感到疑问。在罗马时代即将结束时，曾经有一段阅读像杰罗姆（Jerome)一类作家著作的复兴时期，但只有这本残缺不全的《雄辩术原理》的手稿到中世纪时还得以幸存。
14，波吉欧（Poggio)在圣高尔修道院（St Gall)⑧重新发现了它，这本书于是成为权威的教育专著。可以确证的是，伊拉斯谟（Erasmus)⑨曾（在15）为自己谈论过教学方法和教学目的而道歉。他说：“因为在这一方面，昆体良实际上已经把最后一句话也说完了。”昆体良的理想人物是雄辩家，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想人物是“廷臣”（courtier),英语对应的词汇是“行政官”（governor)-行政官是指参加执法和立法活动的所有领取薪水或不领薪水的官员、皇家大臣、大使和法官，等等。
结语
无论是在罗马时期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训练的实用性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都是为了公共生活。艾利奥特在他的《行政官之书》中仅仅是扼要地重述了昆体良的思想。从这一高度来看，他的名望只是动了动嘴皮而已。不过，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家，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才对整个欧洲一直到现代的教育训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