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古代的土地,也是有着“法域”的。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公有制是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变更的,偶尔是这样,偶尔是那样。
所谓“法域”,便是指被王朝法律所管辖到的地方,只有这些地方,才算是被指定做什么事情的“合法”地带,除此之外,都是不行。
古人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就把土地的最终解释权,放在了统治者的手里,而周代实行井田制,进一步加剧了土地“制造”的概念,能耕的土地,是那些被改造过的“井田”,除此之外,就不行乱来。
有了“法域”的概念后,再说说耕地的概念。
耕地是农耕文明发展的根本,放在河域文明的历史中,乃是一切的根本,古代中国是以长江、黄河为主的河域文明,所以古时候更多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地为本,且只有农耕文明向外拓展,反之并不存在。
不过耕地的形成,是有条件的。
最初的耕地,只是肥沃的土地,没有什么人为的“蕴养”,这样的土地,能种植出作物,但是产量不高,最重要的是,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天然“耕地”,并不多。
随着人口的增长、社会发展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制造”耕地,将一些土壤并不是那么好的土地加以打理,最终成为耕地,而这些打理的人,就正是土地的拥有者,古代的农民虽然看似被地主占了很大的便宜,但实际上,有些事情也是需要地主才能做到的。
这种耕地的筛选,就对地理位置、劳动力数量还有周围环境有着很严格的需求,如果有一个达不到标准,那就不行,这也是为什么在古代,明明那么多荒地可以利用,为啥他们不利用?
原因很简单,因为太费劳动力,譬如把沙漠变成绿洲,这个想法不是不行,可即便放到人和科技结合的今天,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这里就涉及了“投入和回报”的问题,算一算,就知道没必要这么做。
所以耕地的“制造”,也成为了一道难关,古代农民不能把这种问题给种种解决,就注定了他们无法独立。
阐述完了这两个基本的概念,再从中华文明的大环境和文化角度出发,说说农民“附庸于”地主的根源。
文明的稳定来自于“保护”。
农耕文明,或者说古代中国不是没有敌人的,农耕文明的邻近,往往还有极个别的“贫瘠的文明”,和中原文明对立的,乃是草原文明,也是后世人说的游牧政权。
早在朝代兴起时,和游牧政权的争端就开始了。
首先有一个共识,在和草原接壤的地方,一般是很少有耕地的,或许这些地方土壤也同样肥沃,但却是不能耕种。
因为一旦种了,那就是给游牧文明做嫁衣,游牧文明没有耕种手段和环境,于是经常“打草谷”,掠夺,是他们的常态。
在周代,游牧文明掠夺百姓的食粮数不胜数,这就造成了百姓逐渐向内地迁移,在某种角度来看,就是这些侵略的外力,把农民推向了内地更加稳定的地主手中,因为那些地广人稀的地方,更伴随着难以应对的危机。
而在之后的时代里,大环境一直如此,和秦、汉对标的时代里,匈奴充当着这种外力的扮演者,他们让内地的农民不敢离开安全的地界拓展,只能在内地的耕地里生活,虽然这不是匈奴的本意,但确确实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汉之后,游牧民族的力量不减反增,直到宋代,中原文明开始被压制,西夏、辽朝的骑兵经常会掠夺边界,这也就造成了宋朝的农民向内部迁移的现象剧增,而宋代经过唐代的沉淀,人口又爆增,因此造成了剧烈的人地矛盾。
宋代的人地矛盾是严重的,看似是内部的纷争造成的,但本质因素还是在于外部强大压力下造就的经济畸形,所以宋代的农民起义不少,而农民起义这一个方法没有奏效之后,越来越多人走上了其他的行业,促进了商业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内地的地主所需要做的就是“占据”土地。
不断地吞并土地、保护、开发土地,他们就能成为“包租公”,地主之所以能够猖狂,还是被法律保护了,或者说,地主的富有,本就是被保护的,所以不公平归不公平,却是没有违法。
活跃的游牧民族充当了外力提供者,而中华文明内部,其实也不曾懈怠对“耕地”和“地主农民”关系的宣传。
最初的地主与农民的关系,理应是好的。
我们要知道,地主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他们本身,就是有着一定的“背景”的。
其实大多数地主,可以看作是另一种推恩令造就的产物。
每一个朝代开辟前,统治者需要稳定的就是“豪强、地主”的内心,或是取缔或是重新分封,反正不管怎么样,都要有人去管,而能得到利益分封的,不是功臣就是近亲,他们在最初,是受人尊敬的。
再之后的发展里,他们也繁衍后代,后代终归是要拿一份家业的,不然不像样子,一般来说,大贵族没有那么容易一下子倒塌,所以大贵族又细分出了许多小地主,这些小地主,就是这个社会的“最底层”的秩序维护者。
因此我们要知道,在独有的分封文化环境下,没有什么地主是无缘无故出现的,他们也是祖上有着光鲜的过去,才会被如此关照,因为在古时候,农民是很难直接向地主过渡的,农民可能可以变成官员,但绝不会一下子变成地主。
在这种文化氛围下,农民也有着自我的认识,这是社会阶级带来的“逻辑秩序”,他们自我便认为给地主种田就是最好的出路,最重要的是,这些地主们,一般都有方法“减税”,或者是完全“避税”,农民们实际上给地主打工,还划算些。
而在明朝,一些底层的读书人可以通过考取功名来获得这种相对应的“贵族特权”,虽然不多,但足以吸引许多农民来附庸,譬如秀才、举人,都有一定的“免税”耕地,而他们既然可以免税,那么就不必要自己动手,让想少缴税的农民来劳作即可。
本来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之前,自给自足的农民们还可以稍微“脱离”大环境,的确还有可能像陶渊明一样,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找一个小耕地,随便种点东西,吃饱肚子,做好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可当商品经济兴起,社会的分工更加密切,而且各自相关,就业方向多了之后,农民数量也并没有减少,因为可以通过粮食来换取一系列商品,这是世人所向往的,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会对地主的“剥削”,有着很大的稳定作用的。
当然啦,这种模式并不高枕无忧的,其实每一个时代的变换、朝代的更迭,都是人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最高统治者站在哪一边罢了,譬如新朝王莽,他站在了底层人民这一边,可底层人民的力量不够强悍,他最终便被豪强集团所击败。
而每一个时代、朝代都在防止在自己的统治疆域内的“人口流失”,在农民感到了一系列压迫心灰意冷后,往往又会有新的力量来安抚他们,这就是农民们、穷人们即便被地主收租、压迫,也还是生活在这些地方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