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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三农政策解读培训心得体会总结一
1、领导重视，组织得力。**文化发展区党工委严格按照市委部署，精心组织、结合《关于落实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和潍坊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的意见》（高发[]15号）文件，周密安排好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区党工委书记亲自抓、亲自管，积极召开贯彻落实会议，组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认真学习，并对工作的落实进行了分工。要求区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结合工作实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扎实实地抓好各项工作。
2、开展“回头看”，打牢基础。在学习贯彻的过程中，按照市委的统一部署要求，党工委对责任落实情况、工作进展情况、自觉查摆和纠正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回头看”，重点查摆党员干部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学的不深、理解不透、落得不实的问题，自觉从全面从严治党、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改革开放、三大攻坚战、民生保障等领域，深入查找工作短板，分析问题根源，制定了有效的举措为整改落实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即知即改，立改立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山东今后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文化发展区始终坚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抓好整改、加强监督检查，推动习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从实际出发，对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活学活用。始终坚持班子成员带头，即知即改，立改立行，以严格的标准、得当的措施、严明的纪律对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各项问题落实好、整改好，让全体工作人员切实感受到学习贯彻中所取得的成果。
（一）党建基础薄弱，组织建设需加强。
1、党建工作虚化淡化。一是部分党工委委员重视理论学习不够，没有认真坚持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仅限于制定了学习计划，实际工作中忙于业务，忽略了学习安排，没有给全区“学习型”机关的创建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二是党工委存在着“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意识，抓党建工作的落实缺乏主动性和针对性，工作趋于表面化、形式主义，对党建工作口头上强调多，实际关心少，注重业务培训多，思考党建工作少。三是党建工作缺乏创新，流于形式。对党建工作因循守旧，习惯于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活动形式过于单一，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缺乏有效的载体及抓手。
2、部分领导干部没有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一是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对领导班子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下降，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群众观念较差，解决问题的主动性不强，考虑问题仅限于自己分办的业务范围，缺乏团队精神和集体观念，对长期存在的办事效率不高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不去客观地分析研究和协同解决，影响了区党工委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发挥。二是部分领导干部日常管理中存在“好人主义”，“一岗双责”履行不到位，对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过问较少，监管惩防失于松软，导致分管的业务部门职工纪律观念不强，出现违反工作纪律被通报的现象。
（二）乡村振兴战略任重而道远
1、制约“三农”发展的瓶颈尚未根本解决。主要表现在农业供过于求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市场压力、环保压力、资金压力等仍然较大；农业农村经济质量不高，持续发展动能不足；农村基础建设相对薄弱，虽然近几年**党工委、管委会持续投入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补短板任务依然艰巨。
2、亮点特色不突出。产业规模比较小，产业特色不明显，农产品深加工能力弱，虽然有红高粱、毛家屋子小米等知名品牌，但是总体上农业品牌建设仍然相对滞后，尤其是在全市、全省叫得响的不多，与创建红高粱小镇的总目标还有较大差距。
3、三农工作队伍素质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面对“三农”发展的新阶段、新战略和新要求，三农干部在深入研究解决问题、开拓创新推动工作、全心全意为民谋福祉等方面还有差距，需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加以解决。
（三）大项目、好项目投资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近年来，我区投资环境得到了较大改善，但仍存在一些影响大项目、好项目投资落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工业配套项目建设滞后等问题给项目建设带来很大影响，造成部分项目进度缓慢、工期延长。二是督查督办力度不够。**党工委、管委会虽然为推进大项目、好项目建设建立了专门的督查督办及领导包靠制度，但是由于力度不够大，难以在加快推进大项目、好项目等方面发挥作用。受此影响，全区大项目、好项目等出现落地难问题。
（一）党建方面
1、政治理论武装不到位。虽然经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洗礼，也在“作风建设年”活动中进行了大量学习，党工委成员理论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距离新形势新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有的领导干部由于政治理论欠缺，导致对政治形势分析、对政治任务理解不到位，在思想上与上级党工委织统一跟进的速度较慢，政治敏锐性不强，没有及时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党工委织的安排部署上来。
2、宗旨意识不强，党性修养欠缺。一是党性观念欠缺，进取精神和担当意识缺乏。有的敬业精神不强，对工作冷淡厌烦，习惯于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墨守成规，领导安排做啥就做啥，推一下动一下，不推不督就不动；有的在工作中，考虑个人得失多，思考全局性的问题少，好人主义思想多，坚持原则少；有的认为有些工作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二是面对艰巨繁重的工作任务，靠经验办事、消极守摊，得过且过，奉献精神淡化。畏难厌战情绪在党工委成员中或多或少的存在。没有从根本上想办法，存在能拖一天算一天，能推一时推一时的思想，尽量不给自己找麻烦。
加强党建工作，抓好自身建设。深刻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和巩固“大学习、大调研、大改进”活动和“作风建设年”活动成果。一是注重强化“核心”，进一步增强党工委抓党建工作主体责任；二是注重职工能力提高，广泛开展业务学习，加快干部队伍知识更新，提高履职能力；三是健全考核体系，对下步制定的工作计划，明确目标要求、具体措施和完成效果，形成职责清晰、任务明确、评价科学的考核体系，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1、突出精准导向，强化文化引领。强化**发展战略研究和文化引领的发展定位，突出文化旅游前瞻性，充分发挥莫言文学效应。实现全区文化全覆盖，推进实施乡村振兴、历史文化遗存挖掘保护等专项工作，提升环境品质，塑造**特色风貌。加强教育、文化、养老、招商、公园绿地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完善功能布局，提升发展品位。
2、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一是抓好农业品牌建设。充分将莫言笔下的红高粱文化效应应用到农业建设当中去，充分依托红高粱系列文化旅游项目，以毛家屋子小米、“珍品园”富硒五彩小米为龙头，以五谷粮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等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将王家屋子村打造成为高密的富硒五彩小米实验推广基地，实现农业经济与旅游观光的协同并行发展。
3、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立足文化旅游发展特色，结合景区建设开发，连片打造高品质美丽乡村，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以“特而强，小而美，新而活”为特质，集约土地资源，优化产业布局，更好引领**发展。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持续开展“清河行动”，积极推进胶河流域**段综合治理，营造生态宜居的良好环境。
1、立足区域特色，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文化发展区紧紧围绕“文化名乡、产业重镇、临港新城”的发展定位，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临港经济、现代生态农业三大主导产业。充分发挥位于高密、胶州、平度三市交界的区位优势，，从产业结构出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现经济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落实领导责任，提高大项目、好项目开工率。进一步完善重点项目责任制，加强大项目、好项目管理。全面实行定责任人、定服务内容、定工作制度等“三定”管理制度，采取“一个项目、一个领导、一抓到底”的办法，加强调查研究和工作指导，推动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要强化管理和督查，加强对大项目、好项目前期工作、项目确定、计划执行，计划执行和项目建设等方面的管理和监督，全程跟踪服务。
3、优化环境，权利推动大项目、好项目发展。一是要优化服务环境，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营造宽松的投资环境，真正为企业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要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审批、规划、选址、征地等实际问题，推动项目尽快开工。二是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加强环境建设力度，为大项目、好项目落地营造舒适美丽的人文环境。
主题三农政策解读培训心得体会总结二
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投入“三农”工作的资金不断加大，惠农资金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补助补贴覆盖面越来越广，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和谐稳定。但在惠农政策落实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惠农政策的有效落实。
一、存在问题
1.政策宣传不深入。惠农政策的项目较多，农民群众知晓率还不高，在少数地方还出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知道的问题。个别村组干部还存在落实惠农政策上不公开，不公正，不负责，项目落实不透明等问题。在村务公开栏几乎没有公布惠农政策，只有享受户和区、乡主管部门知道，广大农民群众和不是主管部门的都不太清楚。村干部在宣传时，只是对家族、亲戚朋友个别讲，暗箱操作。如贫困生“两免一补”，大多数是让村组干部家族、亲戚朋友的学生得到。
2.贯彻落实有偏差。由于村组干部素质、精力等因素，导致农村低保、民政救助、扶贫对象、种粮直补和良种补贴等项目录入的基础信息资料部分失真，扶持救助对象定位不准。种粮直补没有实现应补尽补，甚致部分资金使用不规范，长期外出务工土地撂荒的、土地承包权转让的、承包者没有耕种的仍然在享受种粮直补政策。在实施新农合医疗政策上，部分乡镇卫生院管理较差，医生素质较低，服务意思淡薄，重收费现象较突出，导致农民主动参保的积极性不高，有的农民是村组干部垫支参保，甚至有垫支上万元的。
3.预算标准不一致。同类工程预算定额标准不一致，项目推进矛盾突出。主要表现为在同一乡镇、同一整合区域，实施同类型工程建设质量标准一致，但投资标准不一致，并且有的项目投资补助标准差距还比较大，如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京福高铁”建设征地，过境各乡镇甚至同一个乡镇的相邻村组征地标准就不同，造成在推进过程中矛盾突出。
4.资金监管不严格。在工作中，受人力和经费限制，部分惠农政策资金监管力度不够，出现有的政策资金监管失控，违规违纪较突出。在种粮直补上，部分乡镇的村社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将农户种粮直补款扣去抵交医保费、村公路建设集资款等。有的村干部不给农户办直补卡，用他人的名字冒领种粮直补款。有的在农村低保中，不坚持原则，亲朋、好友和关系接近的人享受农村低保政策的多。
5.政策执行成本高。要落实的惠农政策多、召开会议多，印制相关材料多，支出业务费用多，需要人力多。增加了部门和乡镇政府的运行成本。上级没有专项工作经费，乡镇和部门经费支出压力大。没有工作经费，为单位、部门、乡镇、村组干部套取政策资金提供了理由或借口。各项惠农补贴的性质不同，管理的单位也不同，各项补贴发放的依据、要求各不相同，自然就形成了“一补一发”，多头多次发放，造成了发放成本和农民领取成本高。
二、解决办法
1.强化惠农政策宣传。落实惠农政策，要把各项惠农政策及时传达到基层，把主要精神实质和操作程序向群众讲透彻，向村组干部讲清楚，做到家喻户晓，群众明白。要针对当前农村接受政策能力强的人群外出的现实，认真研究政策宣传的方式、方法，采取更加灵活，更加方便、快速的宣传形式，提高政策入户率。
2.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农村干部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效果，因为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主要靠村支两委干部去落实。为此，信州区委、区政府及时印发了《预防村干部职务违法违纪工作方案》，区检察院还印发了《预防村干部职务犯罪教育读本》，充分调动了村组干部的工作积极，提高了基层干部的工作能力，提升了村组干部的理论素质和服务水平。
3.强化各种关系理顺。在制定政策时，应对强农和惠农政策做一个基本的界定，强农政策应侧重从增强和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着手，着眼于强化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惠农政策应侧重于让农民群众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着眼于保障农民群众生活，提升农村生活水平。惠农是基础，强农是方向，应紧密结合实践经验梳理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同时简化程序，加大资金整合力，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涉农资金综合效益和项目政策效应。
4.强化职能部门职责。加强分工、各司其职，确保政策落实严格程序，规范操作。落实政策要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农民直接受益的原则，规范管理，阳光操作。对各项补贴在村组实行公开化，实行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农户认可，提高工作的透明度。
5.强化政策资金兑现。针对部分政策资金兑现不够及时的问题，政府要加大惠农政策资金的争取、调度和有关问题的协调力度，把政策资金按规定及时兑现给受益对象。要整合部门力量，深入乡镇明查暗防，有效预防和查处惠农政策实施中的挪用、套取、私分等违规违纪行为，提高监督实效。让老百姓充分享受惠农政策带来的真正实惠。
6.强化政策落实监督。区委、区政府要针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细化措施和责任，切实加强政策贯彻落实过程监管。由区纪委监察局总体负责，敦促财政局、审计局、物价局等执法部门，将监督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工作纳入重点，安排人力，落实经费，保障监督工作顺利开展。
主题三农政策解读培训心得体会总结三
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面临着各式各样的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政府往往不得不对优先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什么人影响了议程的设置？本文依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重点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有助于我们领会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键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政治变迁
参与选举决策者固然重要，但这种参与几年才有一次机会。在一些所谓“民主”国家，大多数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仅局限于这一种方式。每过几年，他们在选举热潮的裹挟下过一把“当家作主”的瘾，此前此后，他们只是一板一眼地当顺民，对政治不闻不问，要问也不知从何入手。然而，决策者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对民众的生计、国家的前途影响甚大。因此，决策决不应该是决策者们的禁脔，哪怕他们是老百姓选举出来的。真正的民主体制必须给民众参与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机会。
谈到政策制定，一般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决策过程本身，而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事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另一些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各种挑战，但政府应付挑战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资源既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信息资源、时间资源，也包括注意力资源。换句话说，在具体决策之前，政府不得不做出抉择，对处理哪些挑战有所取舍。
1962年，美国政治学家巴查赫(peter bachrach)和巴热兹(morton baratz)
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权力的两方面”。[1]这篇短短六页的论文之所以很快变成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是因为它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的简单事实：能否影响决策过程固然是权力的一面，能否影响议事日程的设置则是权力更重要的另一面。有学者曾比较过美国两个城市，甲污染严重，但当地政府与民众很少讨论污染问题；乙情况好得多，不过当地政府与民众却十分重视如何减少污染。究其原因，才发现甲城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操控着议程设置，千方百计避免污染问题引起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注意。[2]试想，一个被严重不平等困扰的社会，政府却从来不处理公正问题；无论在这个社会里其他问题的决策过程有多么民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只若隐若现的黑手在幕后操控着议程设置。因此，在讨论政策制定时，我们必须首先了解：议程是如何设置的？谁参与了议程的设置？为什么有些问题拿到台面上讨论、另一些问题却被排斥在外？
议程设置是指对各种议题依重要性进行排序。为了便于分析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我们可以将议程分为三大类：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传媒议程是指大众传媒频频报道和讨论的问题；公众议程是引起社会大众广泛关注的问题；政策议程是指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但这三种议程的设置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例如，西方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新闻媒体可以引导民众把关注点集中在某些议题上。在那里，传媒要影响公众议程的设置，往往不是通过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哪些议题重要、哪些议题不重要，因为这样做常常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是对某项议题进行反复报道，并把这些报道放在引人注目的位置或时段。研究传媒议程设置的鼻祖之一科恩（bernard cohen ）
有句话说得很到位：传媒如果对受众“怎么想问题”指手画脚，恐怕很难成功，但它对受众“想什么问题”的控制却易如反掌。[3]正因为传媒议程对公众议程设置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在传媒学中，探讨传媒议程与公众议程的关系已变为一门显学。[4]近年来，有些西方传媒学者更进一步，开始讨论传媒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5]
不过，传媒并不是影响大众舆论的唯一原因，政治动员、社会运动、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民众转变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和情绪。无论公众议程是如何形成的，它与政策议程的设置关系更为密切。既然本文的侧重点是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将不会详细考察传媒如何影响公众议程，而是径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公众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上。
如上所述，公众议程是社会大众认为政府应该关注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看法不尽相同，但假如定期进行民意调查的话，从对“什么是最紧迫的社会问题”的回答中就能描绘出公众议程变化的轨迹。哪怕没有民意调查，公众议程也会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考察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呈现什么样的关系，可以为我们确定政治制度的性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不少人把官员的产生方式作为划分政治制度的唯一标准，这是把形式凌驾于实质之上。更关键的是，什么人在政策议程设置的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民众关心的问题是否被提上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如果政策议程的设置被统治者或少数精英分子把持、民众关心的问题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南辕北辙，哪怕官员是民选的，这种制度也不配被称为“民主”的。反之，如果公众议程能够对政策议程产生直接的影响、后者能切实反映前者的内容与排序，即使官员并非由直选产生，把这种制度斥之为“不民主”也显得过于简单化。换句话说，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
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依据政策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参与的程度区分出六种议程设置的模式（见表1）。[6]这篇文章将分别讨论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其目的是通过观察议程设置模式的转换来揭示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
关门模式
这是最传统的议程设置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没有公众议程的位置；议程的提出者是决策者自身，他们在决定议事日程时没有、或者认为没必要争取大众的支持。在传统社会里，当一般老百姓没有什么政治参与意识时，这是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在当代中国，这种议程设置模式也没有完全消失。1988年的“物价闯关”也许可以算得上一个例子。
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价格从由政府管制过渡到由市场供需决定的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代初，邓小平曾警告，价格改革必须如履薄冰。[7]直到1985年，他还认为“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8]从1985年到1987年，随着物价改革缓步推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开始上扬，出现1950年代初以来从未见过的通货膨胀率。[9]到1988年2月初开会分析经济形势时，中央政治局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物价上涨幅度过大，超过了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为了稳定物价，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的措施。在做了这些铺垫后，国务院4月初决定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对城市职工的补贴由暗转明。尽管如此，全国随即掀起了一波抢购狂潮。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改革理应放缓一点。但当时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认为，价格改革刻不容缓。在5—8月会见外国访客时，他反复强调，“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希望闯过物价改革这个难关。[10]
在此背景下，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虽然文章作者很清楚，物价改革会暂时损害不少人的利益，但他相信，人民对这种冲击可以承受。
基于这种乐观的估计，中央政治局于8月中旬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确定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8月19日，该方案一经披露，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新一波抢购狂潮，甚至出现挤兑未到期的定期存款来抢购商品的情况。
在物价闯关这个事件中，议程设置完全没有民众参与。决策者下决心快速推动价格改革后，甚至没有做出争取民众理解和支持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地假设民众会明白决策者的苦衷。结果1988年全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飙升1818%，造成民众普遍不满。事后，邓小平从这个事件中汲取了一个深刻教训：“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
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11]
动员模式
与关门模式一样，动员模式里的议程也是由决策者提出的；与关门模式不同的是，在动员模式里，确定一项议程后，决策者会千方百计引起民众对该议程的兴趣、争取他们对该议程的支持。也就是先有政策议程、后有公众议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决策者会放弃关门模式而采取动员模式呢？首先，广大民众具有了强烈的参与意识，关门模式的正当性遭到普遍的质疑。其次，所涉及的议程执行起来需要得到民众普遍、自觉的合作。再次，决策者缺乏实施该议程所必需的资源。
在这三种情况下，决策者会希望用某种方式动员民众参与议程设置，以减少执行阶段的障碍；但他们同时又不希望、或不放心民众主动参与议程设置。
中国人民非常熟悉动员模式。在毛泽东时代，从土改、三反五反，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再到四清、“”，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战略性的议程设置都采取了这种模式。动员模式一般包括五个阶段：首先是“运动开始，发出文件”。
文件既可采取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也可采取人民日报社论、评论员文章的形式，甚至还可采取“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形式。
第二阶段是“层层传达、普遍宣传”。传达往往是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要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需要强调速度时，则要求传达不过夜。
第三阶段是“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学习是指学习文件、社论、辅导材料之类，其目的是让大众吃透中央精神，包括为什么要提出新议程，什么是新议程的“精神实质”，以及落实新议程的步骤、方法等。第四阶段是“抓住典型、以点带面”。
典型既可以是正面典型，也可以是反面典型。典型的意义在于用实例向广大群众展示新议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优越性。最后，通过以上几个阶段的工作，动员模式希望能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从而达到贯彻落实新议程的目的。
美国政治学者林德布洛姆曾将政府获取民众服从的手法归纳为三大类。第一是压服，即在暴力威胁下，民众不得不服从；第二是收买，以恩惠来换取民众的服从；第三是说服，通过教育动员，让民众内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将政府意图转化为自觉行动。毛泽东时代常见的动员模式便属于第三类，其优点是比压服和收买成本低，但缺点是难以持续、长久地奏效。[12]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议程设置方面采取动员模式的频率大大降低了，但并未放弃。例如，在以下政策的议程设置中，这个模式依然在起作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80年），在个体经济中开辟就业渠道（1981年），在农村全面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开展“五讲四美”活动、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推行国营企业工资改革，破除大锅饭（1985年），改革劳动制度、打破铁饭碗（1986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深化企业劳动人事、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制度改革（1992年），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1995年），对公有制企业实行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1997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1998年）。
[13]
内参模式
在内参模式里，议程不是由决策者提出的，而是由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提出的。形形色色的智囊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他们往往不会努力争取民众的支持，而更看重决策者的赏识；他们有时甚至不希望所讨论的问题变成公众议程，因为担心自己的议案可能招致民众的反对，最终导致决策者的否决。在这个模式里没有民众与决策者的互动，只有智囊们与决策者的互动。
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最高领袖亲自决定的。[14]那是一个伟人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内参模式的地位。以下三个例子从时间上跨越了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内参模式的特点。
案例一：1950年6月下旬朝鲜战争爆发，到8月初，朝鲜人民军已经解放了朝鲜90%以上的领土。当时社会主义阵营普遍以为朝鲜统一指日可待。中国领导人却没有盲目乐观。8月23日，在总参作战室工作的雷英夫等人经过反复研究最新情报后做出判断：美军可能很快在仁川登陆，切断朝鲜人民军的补给线，形成南北包围和夹击人民军主力的态势，使朝鲜战局发生逆转。他们进一步预测，9月15日是大潮，美军这一天登陆的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得知后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很快结束战争是不可能了，战争肯定是持久的、复杂的、艰苦的”，并随即作出应对部署。[15]雷英夫的报告直接影响了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决策。
案例二：1956年6月，波兰波兹南的工人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状况而举行示威，保安部队进行镇压造成很大伤亡，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和愤慨。8月，曾因“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解除统一工人党职务的哥穆尔卡再度出山，并要求当时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返回苏联。10月17日驻波苏军出动坦克部队包围华沙，企图进行镇压。波兰人民群情激昂，波苏军队互相对峙，形势非常紧张。在整个事件中，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一直强调问题的核心是波兰的反苏情绪，把波兰事件定性为“”。但通过深入采访，新华社驻波兰记者谢文清的判断截然相反。他在10月12日的电文中说，问题的症结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苏军出兵后，谢文清又在10月22日发回的密电中写到，“华沙的调集军队之举是不够明智的，引起人民强烈的不满”。[16]当时，中央有关波兰的信息主要只有大使馆和新华社两个来源，中央后来接受了谢文清的意见，批评了大使馆的看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高度赞赏的谢文清调研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中共中央对苏联的立场。[17]
案例三：1969年3月，中苏之间发生武装冲突，从而引发了对苏联战略的讨论。有人认为，苏联的战略将会东移，进攻中国；有人认为，苏联仍是向西，同美国争夺欧洲。国内最担心的则是美苏是否会联合反华。1969年底，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新华社驻西德记者王殊以翔实的材料和数据证实，欧洲是美苏争夺的重点，苏联的根本利益在欧洲。对于发展中德关系，王殊认为，首先要破除西德是“军国主义”、“复仇主义国家”的老框框。通过广泛采访，他得出结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同时，西德经济发展很快，有扩大国际市场的需要。
如果加强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双方都会有好处。王殊因而建议中央考虑先邀请西德反对党领导人访华，以推动执政党更积极地发展两国关系。看了王殊的报告后，毛泽东、周恩来大加赞赏，并于1972年7月下旬单独召见了他；外交部也破例数次对他发出内部通报表扬。王殊的报告对最高领导人确立中国的全球战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中德关系果然发展神速，于1972年9月29日草签两国建交联合公报，其中王殊功不可没。[18]
由上面三个例子可以看出，毛泽东时代的内参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内参发挥作用的领域主要与国家安全有关；第二，内参主要不是来自研究机构，而是来自参谋和情报收集机构。
第三，内参往往是个别“智囊”的作品，而不是“智库”的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面临着险恶的国际环境，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问题。很显然，这三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痕迹。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模式更为常见，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代之以决策咨询群体。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便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着手逐步建立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形成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其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及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支持下，该组成员四处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系统全面的第一手调查数据。后来，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的几个“一号文件”的制定，形成一支有实力的决策研究力量。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
等研究机构。[19]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1980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20]19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21]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22]除此之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不甘寂寞，纷纷利用其“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23]与此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更大。[24]
上述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25]在正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递交密札或进谏。[26]2002年末，新一届中央领导人上任以后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更加重视，并作出了表率。
从2002年12月26日到5月26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已经举办了31次集体学习活动，请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专家讲课，平均40天举办1次学习活动。[27]同时，新一届领导班子十分重视思想库、智囊团的建设。[28]为此中国科学院提出要“充分发挥国家科学思想库作用？?增强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咨询能力”；[29]中国社会科学院也要求各研究所“努力担当思想库和智囊团的重任，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30]可以预见，未来在议程设置上，内参模式还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借力模式
在内参模式中，政府智囊们只关心自己的建议是否会得到决策者的青睐。借力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智囊们决定将自己的建议公之于众，希望借助舆论的压力，扫除决策者接受自己建议的障碍。无论中外，一般而言，政府智囊们都希望直接影响决策者，而不是采取迂回的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政府智囊们不希望因诉诸舆论而得罪当权者。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偶尔出此“下策”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智囊们深信自己的建议有强大的民意支撑，而政府内部却存在反对的声音。
在中国，借力模式并不常见，但最近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90年代起，中国开始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根据1993、1998、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改革后城乡居民的医疗费用支出越来越高，而享有社会性医疗保险的人比例越来越小。[31]的非典危机暴露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的缺陷，也顺带引发了人们对医疗体制改革的反思。[32]但此后仍有政府官员公开声称，必须进一步推行市场化的医疗体制改革，让“国有资产逐步退出公立医院”。不过，在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和世界卫生组织“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作课题组却发表了6份专题报告和1份总报告，证明医改是“不成功”
的，甚至是彻底“失败”的。由于这些报告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它们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6月底，情况突然急转直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副部长葛延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总报告的内容。
他指出，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是追求公平，要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二是要强调卫生投入的绩效，即在有限的全社会卫生投入水平下，使全民族的健康水平获得最大限度的提高。而市场化改革不可能达到这两个目的。[33]几乎同时，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也在《医院报》上说出了“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话。[34]这两则报导一面世便在媒体上和民众中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上一时间出现大量有关医改的报导和讨论；而民众则几乎一边倒地同意“医改不成功”的判断。[35]虽然有些市场派的学者坚称，医改不能走回头路；[36]虽然卫生部希望回避关于医改是否“不成功”的话题，[37]但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如果政府医改的思路不作重大调整，民众是难以接受的。[38]看来，智囊们借力之举相当有效。
上书模式
这里的“上书”是指给决策者写信，提出政策建议，不包括为个人或小群体作利益申述之类的行为。上书模式与内参模式十分相似，都是有人向决策者提出建言，不同之处在于建言人的身份。在内参模式里，建言人是政府的智囊或智囊机构；在上书模式里，建言人不是专职的政府智囊。不过，建言人也未必是一介平民，他们往往是具有知识优势、社会地位的人。只有这种人才拥有某种“话语权”，才了解上书的管道，提出的建议才可能被重视。其实，即便是精英们的上书，往往也是石沉大海，毫无反响。清朝不断“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
的龚自珍在《送南归者》中不是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吗：“布衣三十上书回，挥手东华事可哀”。一般民众，人微言轻，他们的上书往往在秘书那里就被挡住，很难送到决策者跟前。无论古今中外，由平头百姓一纸上书影响议程设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7月3日，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的“三江并流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几乎同时，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
一方面，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他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报告上，国务院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39]7月，温家宝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回京后，即指示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9月起草一份公开信，并将它呈送国务院、发改委、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40]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41]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恐怕还是第一次，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会越来越难分辨谁是倡导者。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广，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 tentive p 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 p ublic ）。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众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众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众议程最可能变为政策议程。[42]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众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众议程，要最终进入政策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很难准确断定外力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演化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点是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
(focusing event s)，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们会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43]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力量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期内调整政策取向。
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policy window)。[44]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快速、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45]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46]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从两方面考虑：压力从何而来？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高速增长，但不惜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等。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也往往愿意牺牲短期的个人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47]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而是对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到了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其后，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导致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48]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49]邓小平也主张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
地区差距问题。[50]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倾斜政策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具体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因此，19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务院并于次年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正式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51]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52]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里，中国目睹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发展。截至3月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团近17万个。[53]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占社团版图的一个角落。大量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54]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注册，如那些在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加上未注册的组织，全国至少有50万以上的社团。[55]
大多数社团对公共政策没有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即倡导性社团。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n go”。在中国各类n go中，环保n 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 go.[56]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 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 go.[57]它们的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的比重来自境外）。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 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58]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 go数量不多，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传媒把环保n 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 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政策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59]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传媒整体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19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并没有成为公共议题。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60]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
上。[61]为什么党的喉舌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量和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以上。[62]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1990年代以后加快。现在，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的传媒机构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的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拓宽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日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余年。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用“爆炸性”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1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111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2000年前，由于网民数量低于1000万，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媒体还没有形成。随着网民在2001年突破2500万，情况开始发生变化。2002年，当网民超过4500万时，网络舆论急遽升温。，当网民达到7000万时，网络舆论风起云涌，“黄碟”案、刘涌案、黄静案、宝马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案、孙志刚案在虚拟空间掀起一波波巨大的舆论浪潮。无怪乎这一年后来被人称作“网络舆论年”。[63]此后，互联网成为公众传递信息、表达意见、评论时政、释放情绪的一个主要渠道，网络舆论对公众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与传统媒体比较，互联网最大的特点是人人都是潜在的信息发布者，信息多向（而不是单向）传播，传播范围可以瞬时传遍地球每个角落。这些特点使控制信息难上加难，使普通网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也使公共权力不再可能完全在暗箱中操作。[64]
出现具有公共性、开放性、交互性、多元性、瞬时性的网络媒体后，公众议程的设置逻辑也开始发生变化。在传统媒体时代，议程说到底是由屈指可数的传媒机构设置的，政府通过控制传媒机构来影响议程设置相对比较容易。进入大众网络时代，情况就不同了，网民可以通过互动，将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传媒机构认为重要的问题）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例如，在宝马车撞人、孙志刚被打致死、农民工讨取欠薪、医疗体制改革失败、郎咸平批评国企改革等一系列网上讨论活动中，网络舆论都显示出设置公众议程的力量，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触犯了民众十分关心的公平正义原则。
由于网络已成为反映民意的渠道，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对它也越来越重视。在“非典”肆虐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温家宝都透露，他们也曾亲自上网，了解舆情。
9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为此，在传统内参报告以外，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信息处最近开始定期编辑《互联网信息摘要》，报送国务院领导。[65]近年来，不少大案如安徽阜阳假奶粉案、广州农民工讨薪遭打、湖南嘉阳违法拆迁案等都是通过这条渠道迅速上达国务院的。[66]从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高度关注，可以看出网络媒体的影响力之大。
当然，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的作用完全可以互补。
当某个议题引起网民广泛关注时，传统媒体往往会马上介入，进行采访和深度报导，黄静案、日本人珠海买春案、京沪高铁事件都是这样的例子。反过来，某家传统媒体机构对个别事件的报导可能在网络论坛上引起轩然大波，使它迅速变为公众议程的一部分。在更多情况下，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互作用，很难辨别是谁引导谁。“孙志刚事件”就是两者互动的一个典型。在网络普及以前，广州地区的报纸就曾对“收容遣送事件”作过一些调查性或揭露性的报导，仅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间，这样的报导就有6则之多，但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67]3月20日，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未带证件，在广州收容所被打致死。3月底，一位在北京学传媒的研究生在著名bbs 提供网站“西祠胡同”的“桃花坞”讨论区公布了这个消息。“桃花坞”是全国各地媒体从业者聚集的地方。这则消息于是引起了《南方都市报》深度报道记者陈峰的注意。陈峰与他的同事在采访孙志刚的亲属和有关部门以后，于4月25日率先在报纸上对此案进行了揭露。[68]其后，别的媒体纷纷转载。但更重要的是，这时中国的互联网已拥有近7000万网民，孙志刚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如果没有网民的推波助澜，这个事件也许会像以前一样很快风平浪静。然而，借助网络的威力，这个事件导致舆论哗然，形成强大而持续的民意压力，并最终推动政府于6月20日废止了实行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作用竟能这么快导致一项制度的变革，不仅在中国、即使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主题三农政策解读培训心得体会总结四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各位领导来我乡就支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这既是对我乡农业农村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也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鼓励和鞭策。在此，我代表乡党委、政府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就近年来我乡落实中央和省、市、县支农惠农政策的有关情况，向各位领导作简要汇报。
老军乡辖10个行政村,38个社，共有1812户，7618人，耕地面积6.04万亩，常年播种面积2.2万亩，保灌面积1万亩，人均耕地面积1.2亩。近年来，乡党委、政府始终坚持把农业农村工作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结合传达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完善支农惠农减负的长效机制，及时督促落实支农惠农的`各项优惠政策。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20xx年，全乡农业增加值达到142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810元。全乡群众共享受各类政策性补助款项 342.9万元，人均受益 450元。
一、支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
1、农村中小学“两免一补”政策落实情况。我乡共有中学1所，小学7所，共有学生621人， 20xx年全部享受“两免一补”，免除346名小学生学杂费、课本费5.6万元，免除275名中学生学杂费、课本费4万元，拨付住宿生生活补助8.8万元，共222人，人均396元。
2、新型合作医疗落实情况。我乡有中心卫生院1所，村级医疗诊所13个。近年来，我们加大农村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农村公共卫生经费保障机制，建立具有较高专业素质的农村卫生服务队伍和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医疗救助制度，确保农民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20xx年，全乡有6478人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参保率达到86.7%，统筹帐户报销住院人数167人，报销金额15.34万元，报销门诊医疗费970人，报销金额4.5万元。为参加合作医疗的6417人进行了免费体检，体检率达99.1%。民政医疗救助203户，735人，1.47万元;62人享受了大病医疗救助，共计补助金额6.19万元。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政策的落实，有效解决了我乡群众，基本医疗无保障，看病难、看病贵，因病致贫的问题，切实提高了群众的健康水平。
3、粮食直补和农资补贴落实情况。根据国家政策，我乡认真落实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20xx年，共发放粮食直补款和农资综合补贴 40.9万元，人均 53.7 元，大大提高了全乡群众的种地积极性。
4、农机具补贴政策的落实情况。20xx年，我乡群众共购置补贴性农机具110台，获得国家补贴资金 7.7万元，户均 42.5元，切实改进了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5、退耕还林补助兑现情况。我乡自以来累积完成退耕还林2.6万亩，每年获得国家粮款补助221.7万元，人均291元。同时乡上成立专门的粮款兑现领导小组，确保了100%的兑现率。
6、农村低保发放情况。20xx年，我乡被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522人，享受低保资金 11.6万元，民政供养五保户、孤寡老人35人，每年享受资金 6.28万元。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乡特困家庭、弱势群体的生活生计问题。
7、计划生育奖励、补助发放情况。认真贯彻落实《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条例》，重点保障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维权建设和基础平台建设，坚决落实计划生育奖励、补助政策。20xx年至今，我乡累计落实计划生育事业经费30万元;计划生育奖励扶助金3万元;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16人，扶助资金1.87万元;为104户二女结扎户储蓄养老金7.2万元;落实独生子女保健费1.15万元;发放特困家庭救助金1200元。开创了全乡计划生育工作新局面。
8、涉农税费减免政策落实情况。农村税费改革后，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全乡减免农、牧业税费42万元，农民人均减负 55 元，同时乡上积极筹措资金，解决了村社干部报酬，确保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
9、能繁母猪补助情况。今年新上报能繁母猪10头。
二、采取的主要措施
1、加强领导，强化职责。我乡对每一项惠农政策的落实，都采取由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包村干部分头抓，上下一心，靠实责任，确保了各项政策的落实。
2、严明奖惩，健全考核机制。乡政府与各村签订工作责任状，将惠民政策的落实情况纳入单位和个人年度综合考评。对惠民政策落实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彰;对管理成效差的单位和个人，停发年终工资;对考核中发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严格按照规定予以追究，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广泛宣传，提高惠民政策的知晓率。由于我乡地势偏僻，信息闭塞，群众对部分政策认识的少，导致错误的理解，阻碍了政策的落实。为此，乡上加强对各项惠民政策的广泛宣传，利用张贴标语、公示栏、召开会议和惠民政策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全面了解惠民政策的落实范围、条件和标准。并由各包村领导牵头，及时召开群众会，宣传有关政策，解答群众疑问，确保每一项惠民政策都能达到家喻户晓，为推动惠民政策落实奠定良好的基础。并引导群众按法律办事，按政策办事，行使自己正确的、合法的权利，从而促进了政策的落实。
4、健全机制，确保运行。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管理规范、对象准确、发放及时、保障有力的惠民政策落实机制。为确保各项惠民政策款项的落实，乡上对各种政策性的款项实行专户统管、专款专用，坚决禁止侵占和挪用，每次款项的拨付都经党委会研究决定后，方可下发。乡上建立健全管理档案，建立管理数据库，确保扶助对象准确，随时掌握和公开惠民动态变化情况。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状况，认真做好扶助对象摸底，组织村民代表进行评议，按照由重到轻的顺序确定扶助名单，并对扶助对象进行公示，无异议后才能逐级上报审批。确保在第一时间将惠民资金兑现到群众手中，切实将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党的政策惠及每一个人。
5、加强监管，保证群众合法权益。由乡纪委牵头，坚持对各种惠农资金的管理和落实兑现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保障了各项资金的封闭运行和直补资金制度的落实。有效预防了截留、克扣等问题的发生。并严格施行村务公开制度，对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粮食直补、退耕还林、低保等惠农政策分配情况及时公开，保证资金发放公开、公平、公正、准确。
三、存在的问题
1、我乡地处偏远，群众的生活水平低，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也得到明显的改善，但仍部分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发展生产的能力较弱，需要政府进一步提高经济建设能力，加强惠农政策的落实。
2、群众思想保守，学科技、用科技的意识不强，有待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增强科技意识，提高发家致富的能力
3、我乡基础薄弱，经济条件差，争取项目的机遇少，能力弱，经济发展速度较慢，需要上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今后，我们将认真贯彻中央1号文件精神，遵循“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全面按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和规划，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支农惠农政策，扎实推进我乡的“三农”工作，促进全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强农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自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