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散文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追溯，思索和反问，与其他一些所谓文化散文家相似，余秋雨的作品更透着几丝灵性与活泼，尽管表达的内容是浓重的。下面是学习啦小编给大家带来的余秋雨散文名作，供大家欣赏。
余秋雨散文名作：沙原隐泉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但这儿没有。远远看去，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顺着脚印走罢，但不行，被人踩过了的地方，反而松得难走。只能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路。回头一看，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不知这行脚印，能保存多久?
挡眼是几座巨大的沙山。只能翻过它们，别无他途。上沙山实在是一项无比辛劳的苦役。刚刚踩实一脚，稍一用力，脚底就松松地下滑。用力越大，陷得越深，下滑也越加厉害。纔踩几脚，已经气喘，浑身恼怒。我在浙东山区长大，在幼童时已能欢快地翻越大山。累了，一使蛮劲，还能飞奔峰巅。这儿可万万使不得蛮劲。软软的细沙，也不硌脚，也不让你碰撞，只是款款地抹去你的全部气力。你越发疯，它越温柔，温柔得可恨之极。无奈，只能暂息雷霆之怒，把脚底放轻，与它厮磨。
要腾腾腾地快步登山，那就不要到这儿来。有的是栈道，有的是石阶，千万人走过了的，还会有千万人走。只是，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属于你自己的脚印。来了，那就认了罢，为沙漠行走者的公规，为这些美丽的脚印。
心气平和了，慢慢地爬。沙山的顶越看越高，爬多少它就高多少，简直像儿时追月。已经担心今晚的栖宿。狠一狠心，不宿也罢，爬!再不理会那高远的目标了，何必自己惊吓自己。它总在的，不看也在。还是转过头来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罢。我竟然走了那么长，爬了那么高。脚印已像一条长不可及的绸带，平静而飘逸地划下了一条波动的曲线，曲线一端，紧系脚下。完全是大手笔，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不为那山顶，只为这已经划干的曲线，爬。不管能抵达哪儿，只为已耗下的生命，爬。无论怎么说，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永久的顶端，不断浮动的顶端，自我的顶端，未曾后退的顶端。沙山的顶端是次要的。爬，只管爬。织梦好，好织梦
脚下突然平实，眼前突然空阔，怯怯地抬头四顾，山顶还是被我爬到了。完全不必担心栖宿，西天的夕阳还十分灿烂。夕阳下的绵绵沙山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光与影以最畅直的线条流泻着分割，金黄和黛赭都纯净得毫无斑驳，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日夜的凤，把山脊、山坡塑成波荡，那是极其款曼平适的波、不含一丝涟纹。于是，满眼皆是畅快，一天一地都被铺排得大大方方、明明净净。色彩单纯到了圣洁，气韵委和到了崇高。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泄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它洞窟?站在这儿，我懂了。我把自身的顶端与山的顶端合在一起，心中鸣起了天乐般的梵呗。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矙一过，此时纔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弯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坐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责斥自己深深钟爱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
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它来的地方。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它是这样的清澈和宁谧。或者，干脆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的纤瘦和婉约。按它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虎跑到九溪的树荫下。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这里可曾蜂聚过匪帮的马队，在它身边留下一片污浊?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巅，它委身山底;向着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时此刻，刚纔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纔两脚，已嗤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着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纔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所说的滑稽，正恰是这种情景。
来不及多想康德了，急急向泉水奔去。一湾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水面之下，飘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真不知它们如何飞越万里关山，找到这儿。水边有树，不少已虬根曲绕，该有数百岁高龄。总之，一切清泉静池所应该有的，这儿都有了。至此，这湾泉水在我眼中又变成了独行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张罗出了一个可人的世界。
树后有一陋屋，正迟疑，步出一位老尼。手持悬项佛珠，满脸皱纹布得细密而宁静。她告诉我，这儿本来有寺，毁于前。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纔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惟其这样，人生纔见灵动，世界纔显精致，历史纔有风韵。然而，人们日常见惯了的，都是各色各样的单向夸张。连自然之神也粗粗糙糙，懒得细加调配，让人世间大受其累。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当她在陋室里听够了一整夜惊心动魄的风沙呼啸，明晨，即可借明静的水色把耳根洗净。当她看够了泉水的湛绿，抬头，即可望望粲然的沙壁。
——山，名为鸣沙山;泉，名为月牙泉。皆在敦煌县境内。
余秋雨散文名作：两方茶语
这两天伙伴们驱车北行，我独居曼彻斯特，需要自己安排吃喝，于是想起了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习性。
在吃的方面，意大利有很好的海鲜，德国有做得不错的肉食，法国是全方位的讲究，而英国则有点平淡。英国菜也不是做得不好吃，最大的弊病是单调。
记得很多年前在香港大学讲课，住在柏立基学院，这是一处接待各国客座教授的住所，有一个餐厅。当时香港大学完全是英国作派，正巧那学期客座教授也以英国教授为主，我就在那个餐厅里领略了英国式的吃。
每次用餐，教授们聚坐一桌，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总之，气氛很好。但我毕竟俗气，从第二顿开始就奇怪菜式为何基本重复，以后天天重复，到第四天，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很想从那些教授之中找到一个共鸣者，但每天阅读他们的脸色眼神，半点痕迹都找不到，一口口吃得那么优雅而快乐，吃着每天一样的东西。我看他们久了，他们朝我点头，依然是客气寒暄，彬彬有礼，轻轻笑语，杯盏无声。
我终于找到了管理人员，用最婉和的语气说：“怎么，四天的菜式，没有太大变化”
那位年老的管理人员和善地对我说：“四天四十年了，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第二天我就开始到学生食堂用餐。
这件事，让我惊讶的不是菜式，而是英国教授的接受能力和忍耐能力，尤其是那永远优雅快乐的表情。
因为我看出来了，四十年不变，正是这种表情诱导的结果。管理人员怕表情有变，于是以坚定不移的菜式来保证不变。
这次来英国后我们已经吃过好几次英国菜，确实说不上什么，于是仍然去找中餐馆。
事事精细的英国，对于如此重要的吃，为何不太在乎他们比较在乎喝。
但这也是三百年来的事。在十七世纪中期之前，当咖啡还没有从阿拉伯引进，茶叶还没有从中国运来，他们有什么可喝呢想想也是够可怜的。
据记载，英国从十七世纪中期开始从中国进口茶叶，数量很少，但一百年后就年进口二千多吨了，再加上走私的七千多吨，年耗已达万吨。到十九世纪，他们对茶叶的需要已经到了难于控制的地步，以至只能用鸦片来平衡白银的进出。后来他们又试验在自己的属地印度种茶而成功，去年冬天我到印度大吉岭和尼泊尔，就看到处处都卖当地茶，便是那个时候英国人开的头。
英国人在印度、尼泊尔和锡兰种的茶，由于地理气候的独特优势，质量很高，口感醇洌，我很喜欢。现在英国每天消耗茶的大部分，还是来自那里。
相比之下，中国的绿茶清香新鲜，泡起来满杯春意，缺点是喝不多。上口称绝，但加两回水就淡然无味，如重新换茶叶，喝起来也远不如刚纔。天下过于娇嫩新鲜的事总是这样，不宜短时间重复，而喝茶的风情正在于绵延。可以重复而口感一直不错的是乌龙茶，制作最讲究的是台湾。“冻顶乌龙”，听这名字就有一种怪异的诗意。不过这些年我又渐渐觉得，台湾茶的制作有点过度，香味过于浓郁，宁肯喝海峡对面福建的优质乌龙了。
中国喝茶的诗意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不管是绿茶娇嫩的诗意还是乌龙绵长的诗意都由来已久。即便不说陆羽的《茶经》，从一般诗文中总能频频嗅到茶香。据我认识的一位中国茶文化研究者说，茶文化最精致的部位也最难保存，每每毁于兵荒马乱之中，后来又从解渴的原始起点上重新种植和焙制，不知断了多少回，死了多少回，但由于那些诗文在，喝茶的诗意却没有断，没有死。
英国进口了中国茶，没有进口中国茶的诗意。换言之，他们把中国茶文化的灵魂留下了，没带走。因此同样是茶，规矩的中国喝法与规矩的英国喝法完全是两回事。
英国有大诗人，但在实际生活中，例如在饮食上不太讲究诗意，这与法国人有很大差别;而法国人在饮食上的诗化追求与中国人在饮食上的诗化追求又完全不同。
英国快速地把这种好不容易从遥远的东方买来的饮品当作贵族社会的一种生活标志，而贵族的生活正是社会各界趋附的对象，因此中国茶在那里完全改变了角色、转换了身份。
当初英国贵族请人喝茶，全由女主人一人掌管，是女主人显示身份、权力、财富及风雅的机会。她神秘地捧出了那个盒子，打开盒子的钥匙只有一把，就掌握在她一人手上，于是当众打开，引起大家一阵惊叹。杯盏早就准备好了，招呼仆人上水。但仆人只有提水的份，与茶叶有关的事，都必须由女主人亲自整治。中国泡茶有时把茶叶放在茶壶里，有时则把茶叶分放在每人的茶杯里，让客人欣赏绿芽褐叶在水里飘荡浸润的鲜活样子。英国当时全用茶壶，一次次加水，一次次倾注，一次次道谢，一次次煞有介事地点头称赞，终于，倾注出来的茶水已经完全无色无味。
到此事情还没有完。女主人打开茶壶盖，用一个漂亮的金属夹子把喝干净了的茶叶———中国说法也就叫茶渣吧———小心翼翼地夹出来，一点点平均地分给每一位客人。客人们如获至宝，珍惜地把茶渣放在面包片上，涂一点黄油大口吃下。
他们这样喝茶，如果被陆羽他们看到，真会瞠目结舌。既不是中国下层社会的解渴，也不是中国上层社会的诗意，倒成了一种夸张地显示尊贵的仪式，连那茶渣也鸡犬升天。虽然尊贵，但茶的“文化国籍”已经更换，因此他们也就贪图方便，到自己的属地印度、尼泊尔、锡兰去种茶了。
茶被英国广泛接受之后，渐渐变成一种每日不离的生活方式，再也不是贵族式的深藏密裹了。至今英国人对茶的日消费量仍是世界之冠，已经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茶，英国人的日子怎么过。
中国文化人千万不要再从这个现象洋洋得意地证明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征服，我前面已说过，他们喝茶已剥除了中国诗意和中国文化，因此每日不离的原因要从别处来寻找。在我看来，基本原因比较原始，是由于茶提供了一种于健康、风度无损的轻微刺激，而接受这种刺激又成为片刻放松的借口，于是每天就有了一种以喝茶为节拍的生活节奏。
既然如此，英国人一般不喝太浓的茶，很少听到他们有喝茶喝“醉”了的事，但这在中国常有，特别是喜欢喝乌龙和普洱的族群。每天淡然于一种固定的节奏中，这也正是他们在饮食中缺少诗意的表现。
通过茶来作文化比较，可以产生很多有趣的想头，而我感到最难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英国从中国引进茶叶纔三百多年，却构成了一种最普及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喝茶的历史实在太久了，至今还彻底随意，仍有大量的人群对茶完全无缘，这是为什么在英国很难找到完全不喝茶的人，但在中国到处都是。我在台湾的朋友隐地先生，傍着那么好的台湾茶却坐怀不乱，只喝咖啡。哪天如果咖啡馆里轻轻的音乐与咖啡的风味不谐，他耳朵尖如利刺，立即听出，而且坐立不安，一定要去与经理交涉。那次他知道我爱喝茶而瞒着我到茶叶店买好茶，回来对我的惊讶描述使我确知他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茶叶。看着这位年长的华文诗人，我简直难以置信。另一个特例就是这次与我一起考察欧洲的同伴邱志军先生。晚饭前在餐厅只要喝一口那种淡如清水的茶水，只一口，他居然可以整夜兴奋得血脉贲张，毫无睡意，直到旭日东升。
写到这里我笑了，因为又想起一件与茶有关的趣事。四川是中国茶文化的重地，我在那里有一位朋友天天做着与茶有关的社会事务，高朋如云，见多识广，但他的太太对茶却一窍不通。春节那天有四位朋友相约来拜年，沏出四杯茶招待，朋友没喝就告辞了，主人便出门送客。他太太收拾客厅时深为四杯没喝过的好茶可惜，便全部昂脖唱了。但等到喝下纔想起，丈夫说过，这茶喝到第三杯纔喝出味道，于是照此办理，十二杯下肚。据那位主人后来告诉我，送客回家纔片刻时间，只见太太两眼发光，行动不便，当然一夜无眠，只听腹鸣如潮。我笑他夸张，谁知他太太在旁正色告诉我：“这是我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喝茶。”
英国人思维自由而生态不自由，说喝下午茶便全民普及，同时同态，鲜有例外;中国人思维不自由而生态自由，管你什么国粹、遗产，诗意、文化，全然不理，各行其是，最普及的事情也有大量的民众不参与、不知道。
余秋雨散文名作：庐山
找到庐山不是专门去旅游，是与一大群文人一起去开会的，时间是1979年夏天。那里召开的，是一个全国规模的文艺理论讨论会。
庐山本是夏天开会的好地方，但据所知，那里好像从来没有开过文人大会。原因说起来太复杂，不管怎样，现在总算有了第一回。
但是，回过去看，庐山本来倒是文人的天地。在未上庐山之时我就有一些零碎的印象，好像是中国早期最伟大的文人之一司马迁“南登庐山”并记之于《史记》之后，这座山就开始了它的文化旅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它的文化浓度之高，几乎要鹤立于全国名山中了。那时，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曾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他们驻足的东林寺和简寂观便成了此后中国文化的两个重要的精神栖息点。这两人中间，慧远的文学气息颇重，他的五言诗《游庐山》写得不错，而那篇600多字的《庐山记》则是我更为喜的山水文学佳品。但是，使得这一僧一道突然与庐山一起变得文采斐然的，还有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差不多的时候庐山还拥有过陶渊明和谢灵运。陶渊明的归隐行迹、山水情怀和千古诗句都与庐山密不可分，谢灵运的名气赶不上陶渊明，却也算得上我国文学史上五言山水诗的鼻祖。这两位大诗人把庐山的山水作了高品位的诗化垫基，再加上那一僧一道，整个庐山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国文化史。
后来的人们似乎一直着迷于慧远、陶渊明、谢灵运、陆修静共处庐山的那种文化气氛，设想出他们几个人在一起的各种情景。由头也是有一点的，例如陶渊明应该是认识慧远的，但他与慧远的几个徒弟关系不好，对慧远本人的思想也颇多牴牾，因此交情不深。倒是谢灵运与慧远有过一段亲切的交往，其时慧远年近八旬，而谢灵运还不到而立之年，两人相差了50来岁，虽然忘年而交，令人感动，毕竟难于贴心，难于绵延。这些由头，到了后人嘴里，全都浑然一体了。例如唐代的佛学史乘中已记述谢灵运与慧远一起结社，而事实上慧远结社之时激才6岁。流传特别广远的故事是慧远、陶渊明、陆修静三人过从甚密，一次陶、陆两人来东林寺访慧远，慧远历来送客不过门前虎溪，这次言谈忘情，竟送过了虎溪，这就使后山的老虎看得不习惯了，吼叫起来，三人会意而笑，那就是中国古代极有名的佳话“虎溪三笑”。为此，李白、黄庭坚等诗人还特意写过诗，苏东坡还画过《三笑图赞》，我在郑振译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见到过一幅采自“程氏墨苑”的《虎溪三笑》图。但究其实，陆修静来庐山的时候，陶渊明已去世34年，而慧远更已逝去45年。
我深知，道出这个故事的虚假性非常煞风景。到底是李白、苏东坡他们高明，不仅兴高采烈地为这个传说增彩添色，而且自己也已影影绰绰地脐身在里边。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而庐山正是这种企盼中的聚会的理想地点。
因此，庐山可以证明，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有了这么一些传说，庐山与其说是文人的隐潜处，不如说是历代文人渴望超拔俗世而达到跨时空沟通的寄托点。于是李白、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陆游、唐寅等等文化艺术家纷来沓至，周敦颐和朱熹则先后在山崖云雾之间投入了哲学的沉思和讲述。如果把时态归并一下，庐山实在是一个鸿儒云集、智能饱和的圣地了。
我是坐着汽车上庐山的。在去九江的长江轮上听一位熟悉庐山的小姐说，上庐山千万不能坐车，一坐车就没味，得一级一级爬石阶上去才有意思。她一边详尽地告诉我石阶的所在，一边又开导我：“爬石阶当然要比坐车花时间花力气，但这石阶也是现代修的，古人上山连这么一条好路都没有呢。”她的话当然有道理，可是船到九江时天已擦黑，我又有一个装着不少书籍的行李包，只略作迟疑我就向汽车站走去。庐山的车道修得很好，只见汽车一层层绕上去，气温一层层冷下来，没多久，枯岭到了。枯岭早已俨然成为一座小城，只逛荡一会儿就会忘了这竟然是在山顶。但终究又会醒过神来，觉得如此快捷地上一趟庐山，下榻在一个规模不小的宾馆里，实在有点对不起古人。是啊，连船上不相识的小姐都拿着古人来诱惑我，而我还是贪图了方便。一方便，也就丢弃了它对人们的阻难，也就随之丢弃了它对世俗的超拔，那还能构得成跨时空的精神沟通么?
古代文人上庐山，自然十分艰苦。他们只凭着两条腿，爬山涉溪、攀藤跳沟。当时的山，道路依稀，食物匾乏，文人学士都不强壮，真不知如何在山上苦熬苦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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