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1900年11月26日－1946年7月12日），号仆如，原名永祥，号晋祥，原籍武进县湖塘桥，在淮安出生。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杰出的社会教育家。1946年7月11日在昆明市遭国民党特务开枪暗杀，次日凌晨因伤重、流血过多牺牲。
李公朴，江苏常州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曾在私塾念了几年书，以勤奋好学得到好评。后因家贫而辍学，13岁时随三兄在镇江合兴盛五洋商店当学徒。工余坚持学习，经常与青年学生讨论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武昌起义等重大事件，并阅读新书报，开始受到一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
19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公朴和许多青年店员组织爱国团，参加抵制日货运动。他还以“长啸”为笔名，在报纸上揭露奸商将日货冒充国货的罪行，因此而被店主解雇。在三兄的支持下，李公朴于19秋插班进入镇江润州中学读书；19又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高中班学习，读了一年半，因参加反对学校虐待学生的学潮被开除。19，李公朴又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半工半读，并在图书馆工作。高中毕业后，于1924年升入沪江大学。1925年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李公朴参加了学生的罢课游行，并作为沪江大学学生代表任上海学生联合会工人科长，负责联络工作。此时，李公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6年初，李公朴毅然弃文从武，未等学业完成，就到广东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1927年初，李公朴随军到上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公朴幻想破灭，遂愤然离开北伐军，脱离国民党。离开部队后，李公朴原想办一个环球通讯社，为立国兴邦尽力，因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只好作罢。1928年，美国雷德大学来华招收中国学生入学，培养青年会干事，李公朴通过青年会考取赴美留学。1928年8月，李公朴进雷德大学政治系学习。在这里，李公朴系统地学习了法文、社会史、社会学、市政研究、美国之政府等课程。他还为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写了数十篇海外通讯。在《值得我们注意的顾虑》一文中，李公朴认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认识到其政府大权仍操在资本地产阶级手中，因而希望中国不要重蹈美国为资本家所把持的覆辙。在《五分钟的狂热与一夜天的高兴》一文中，幻想再过几年，中国自会逐渐进步，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这种幻想，很快遭到破灭。1930年夏，李公朴留学毕业后，想作些社会考察，因没有路费，只好在波特兰开往纽约的货船上做苦工，然后在美国和欧洲进行了社会考察，1930年11月18日回国。
九一八事变后，李公朴开始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和群众文化教育工作。
先是创办环球通讯社，自任社长；又与邹韬奋、杜重远、戈公振等人在上海发起筹办《生活日报》，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未能出版。1932年初，日军进攻上海，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但国民政府却打算迁都洛阳，以西安为陪都。在此背景下，李公朴以新闻记者身份到西安作社会考察，并发表了《潼西道上》的报道，对西北的情况作了如实的反映。1932年8月28日，上海成立废止内战大同盟，李公朴出席会议，并报告了国际和平大会的情形，愤而指出蒋介石不配做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
1932年12月1日，在《申报》60周年创刊纪念会上，得到《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创办《申报》附设流通图书馆。该图书馆还设立读书指导部，指导大家读什么书、怎样读书。由于读者对象大多是学徒、店员、职工、学生，李公朴还在《申报》上开辟了《读书问答栏》、《店员通信》、《业余周刊》等专刊，聘请柳湜、艾思奇、夏征农等为专刊负责人，解答读者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并宣传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1933年2月又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6月创办《申报》妇女补习学校；8月增办补习学校分校。
1934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在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李公朴在《申报》上所办专栏无法办下去，乃和艾思奇等转办《读书生活》半月刊，以通俗易懂的言论，讲解各种学科，并由读书生活出版社结集出版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即《大众哲学》、夏征农的《文学讲话》、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曹伯韩的《帝国主义》等，系统地介绍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与基本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1934年11月史量才被暗杀后，李公朴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于1935年秋将《申报》附设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改名为量才流通图书馆、量才业余补习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并继续拓展业务。到1936年底，图书馆书籍达3万多册，补习学校达8个，学生人数达到4000余人。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爆发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李公朴闻讯后，在《读书生活》发表短评，明确指出，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准备当亡国奴，一条是不愿当亡国奴。前者是我们的敌人，后者是我们的朋友。
12月27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当选为执行委员，积极参加上海各界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参与起草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和《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提出救国会的任务是促成全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彻底团结，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派代表进行谈判，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制定共同的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1935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22日，鲁迅葬礼举行，李公朴参加了送葬。
1936年11月23日晨，国民党政府指使上海市公安局以所谓“鼓动工潮”、“反动嫌疑”等罪名，突然逮捕了李公朴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并分别解送至江苏高等法院二分院和三分院。
李公朴等人在法庭上驳斥了上海市公安局的诬陷，重申“全国团结，一致对外”主张。法院被迫责付律师保释。当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又被拘捕。次日，李公朴自投法院。后史良也重新入狱。
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事件”。
1936年12月4日，李公朴等七人被上海市公安局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大家公推李公朴向押送的人致词，说明国难的严重性和救国会的主张。李公朴声泪俱下的演说，说得押送者大受感动。在看守所内，李公朴题签：“拼七人的自由争取四万万五千万人的自由。”1937年4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对李公朴等七人提起公诉，罗列所谓十大罪状，要他们承认救国有罪。6月7日，李公朴等七人拟就答辩状，以大量事实驳斥了法庭的指控，义正辞严地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6月11日和25日，江苏高等法院对李公朴七人进行开庭审理，李公朴作为第四被告，对法庭的指控进行了驳斥，并一再重申：“民族危机已经超过党的利益，所以为国家着想，大家应该团结一致，我们以民众立场要求各党各派团结。”李公朴以法庭为战场，宣传救国会的主张：“我们以抗日为最大前提。无论国内国外的抗日势力都要联合。”“联合各党，是九一八以后国难会议以来上下的共同主张。内容是化除成见，共同抗日。”“七君子”入狱后，国民党要人也出面劝降。1937年5月，叶楚伧通过杜月笙、钱新之，要“七君子”写悔过书，进反省院后出狱，遭到李公朴等人的严词拒绝。随后，蒋介石又请“七君子”去庐山晤谈，写悔过书，再一次遭到拒绝。“七君子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中，就有释放“七君子”一条。1937年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沈兹九、诸青来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7月5日，宋庆龄、何香凝带头到苏州请求入狱。在全国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的声援下，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7月31日，李公朴等七人获释。8月2日，在上海召开大会，欢迎李公朴等七人出狱。
1937年8月29日，李公朴到达山西太原，后又辗转大同、徐州、连云港、济南、德州等地，考察战局。在山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他担任山西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长。又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和派党员具体参与下，在太原创办了由他担任社长的全民通讯社。为贯彻全民动员达到全民抗战的思想，李公朴发表了《为全民动员告全国人书》、《全民抗战的必然过程》、《怎样挽回华北危局》、《加紧上海战区的民众动员》等文章。12月，李公朴到达武汉，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并出版《全民动员论》，还发表了《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游击战与持久战》、《从华北谈到游击战的前途》等演讲。李公朴又开办各种短训班，培养知识青年，介绍到延安去。
1938年6月，汉阳兵工厂工人酝酿罢工，李公朴毅然到该厂向工人发表讲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兼武汉卫戍司令陈诚为防止工人罢工，逮捕了几个工人代表。李公朴为营救工人，特地去找陈诚，要他释放工人，并为此发生争吵。陈诚诬指李公朴煽动罢工，把他也扣留起来。后经周恩来营救，李公朴方才获释。武汉保卫战期间，李公朴为保卫大武汉到处奔走呼号，在学校、工厂、难民收容所宣传全民抗战。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撤退到重庆，后于11月24日到达延安。在延安期间，李公朴夫妇见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的一些负责人，对边区的行政、生产、民众运动、教育等进行了参观访问，并建议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敌后从事抗战教育和动员群众的工作。通过参观访问，李公朴深有感触地说：自己像个浪子一样，这时才找到了自己的家。毛泽东亲自到窑洞看望李公朴夫妇，并为张曼筠所画长城图亲题旧作《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作为纪念。毛泽东鼓励他做宣传工作要发动大家来做，要使全民族都懂得抗战的道理。中共中央也接受李公朴的建议，从抗大、陕公、鲁艺等校抽调十几名青年，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1939年6月，李公朴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十几名青年到晋察冀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一带活动，举办短期艺术训练班或短训班，培训抗日宣传人才。李公朴在华北敌后跑了15个县、500多个村庄，历时6个多月，遍访军政民各界人士，参观许多单位。根据所见所闻，1940年李公朴出版《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各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一模范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戳穿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种种诬蔑和不实之词。李公朴在华北敌后看到了祖国的苦难，看到了祖国的曙光。他怀着激动的心情高喊：华北是我们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他断言：华北敌后-晋察冀是民主的模范根据地，也是将来新中国的雏形。
1940年12月，李公朴夫妇回到重庆。当时适逢皖南事变发生，李公朴决定迁居昆明。在昆明，李公朴很快投入到宣传抗日、争取民主团结的工作中去。他以青年会为活动基地，组织青年读书会，出版《青年周刊》。
1942年创办北门书屋，1944年扩大为北门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系统编译《北门小丛书》，出版《孩子们》月刊。1944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在云南成立省支部，李公朴立即参加，并当选为云南省支部执委。并任民盟机关刊物《民主》周刊编委。同年10月10日，李公朴在昆明集会上发表宣言，提出“实行民主，动员一切力量，保卫大西南”的响亮口号。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北门出版社协助西南联大中共地下党组织翻印了数千册《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会议文件，在后方各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公朴同民盟云南省支部代表一道，到重庆参加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民盟中央执委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同时，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李公朴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6年1月，李公朴与陶行知一道在重庆合办社会大学，担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并主编《民主教育》。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召开大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李公朴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大会总指挥。国民党特务为破坏这次大会，在大会将要开始时便殴打大会主席团成员，郭沫若等60余人受伤，李公朴受伤最重，头部伤口有两公分多。周恩来去医院看望他，李公朴坚定地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的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1946年5月，李公朴回到昆明。6月下旬，李公朴和闻一多等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发动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宣言的万人签名运动。6月27日至29日，民盟云南省支部举行三天招待会。会上，李公朴、闻一多等人呼吁人民反对内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罪行，阐明民盟的政治主张和对时局的态度，声明民盟并非暴力革命的团体，只以和平方式争取民主，李公朴旗帜鲜明地宣布：“我们的手没有任何血腥气，是毋须带白手套的。”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李公朴等人的迫害、恫吓活动。李公朴曾收到过恐吓信，甚至还装有子弹头；7月初，经常有形迹可疑的人到北门书屋附近活动。对此，李公朴大义凛然，他坦然说：“我前脚跨出门去，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和夫人为筹办音乐会找人洽借会场，事毕又看了一场电影。在回家途中，被特务跟踪。当晚10时许，李公朴突然遭特务暗枪击中，倒在血泊中。随后，被送往云南大学医院救治，终因失血过多而永远离开了终生奋斗的民主事业，年仅44岁。李公朴被国民党暗杀后，举国震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颖超在挽联中高度评价了李公朴的一生：“为保卫政协、争取民主而牺牲的斗士，精神不死！为民主，为和平，为大众，成仁取义，反独裁，反内战，反特务，虽死犹生。”周恩来肯定李公朴是“一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献身的战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