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官逼民反”更可怕的是“官逼官反”
文/王翔
看《水浒传》的人，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这是一本写官逼民反引发了农民起义的书——大宋朝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自绝于人民，最终赵家的江山竟然在1127年，以“靖康之变”的奇耻大辱做了一次“中期汇报”。换句话说，这就是宋朝版的热剧《以人民的名义》。
官逼民反、农民起义这样的说法自然有他合理的地方，多半个世纪以来，这些观念也深入人心，但如果智商在线的话，读完全书不是困惑少了，而是困惑多了。
一
第一个问题：如果真是农民起义，那么这支队伍核心阶层自然是农民，或者至少大部分来自农民。
结果呢？我们细细地把这一百单八将摆到桌面上，分析一下其出身背景，不仅疑窦重重，而且怀疑我们是不是读了一本假《水浒》。从领袖级的及时雨宋江宋押司，到骨干级的豹子头林冲林教头，哪怕是宋江的马前卒黑旋风李逵、神行太保戴宗，也曾是宋朝公检法部门的狱警或者基层法官，干部待遇，有过编制；当然还有极少数绞尽脑汁没能挤进这个体制的人，比如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等，那都是传说当中最可怕的失意秀才。
体制以外的呢？不是市井上的江湖老大就是占山的强盗，每天就是占场子、护场子、砸场子，比如金眼彪施恩。这施恩是何来路？
“小弟此间东门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唤做快活林。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
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有八九十个拚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如此赚钱。”
——《第二十八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武松醉打蒋门神》
这一回的题目真是清新脱俗、骨骼清奇，一个“霸”字道尽了好汉们的另一面孔，无论是过路的客商，还是做皮肉买卖的妓女，凡是从此过，那都得拜码头，不然，黑社会的扛把子施恩那可是一手好拳脚，典型黑社会；每月都有二三百两银子，在那时银子还比较稀有，一户人家年收入白银十两大概就是中产了。这位施大爷，就从这路过的客商、赌徒、妓女嫖客身上雁过拔毛，简直暴利。你见过一个整天收过路费，开着大赌场，而且还从妓女身上抽取佣金的农民或者老百姓吗？
所有的这些人，要么追求庙堂，要么歆羡江湖，不能进入庙堂，那就进入江湖，至于做良民级别的老百姓，那可不是他们的追求。
反观三阮兄弟这几个渔民，根正苗红；两头蛇解珍、双尾蝎谢宝这两位猎户，自然也是农民或老百姓的好榜样，但也只是堂堂的三十六天罡——梁山泊中的主力中的少数派。
第二个问题：如果说主要是官逼民反，书中应多是老百姓被朝廷紧逼的影子，也应是梁山好汉处处保护老百姓的影子。但是最出彩且为数不少的是梁山好汉在“砍瓜切菜般”的战斗中，诸多不得不与朝廷保持一致的农庄，比如祝家庄、扈家庄等基本被弄了个家破人亡的情景。
“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宋江与吴用商议道，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
这是三打祝家庄之后，“农民军”赤裸裸的报复方法，尽管幸亏有石秀基于感恩义气，觉得还有个为“义军”带路指路的钟离老人，不该如此痛下杀手，宋江等才放过了这一干老小，数十村坊。但是宋江教训那位钟离老人的口吻依然可以值得玩味：
“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不留一家。因为你一家为善，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对抗梁山好汉的下场就是这样，只不过亏了这位钟离老人，不然按照常规，所有村落，肯定是鸡犬不留，军中王矮虎这样的也未必有一个，老百姓的下场单凭想象就令人胆寒，这比官军强不到哪里去。老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能下拜，其中是感激居多，还是恐惧居多，读者可以自行脑补。
至于扈家庄，就更是惨不忍睹了：
“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直抢入扈家庄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尽数杀了，不留一个。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把庄里一应有的财赋，捎搭有四五十驮，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却回来献纳。”
——《第四十九回 吴学究双掌连环计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即使发了狂的官兵，也不敢这么强盗本色，起码需要个噱头来掩盖“这等好事”。如此说来，“官逼民反”看来只是其中一种现象而已，更多的现象是老百姓在不同场合被各方蹂躏，包括“义军”。大家可曾记得，梁山泊的上空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旗帜迎空飘扬来着。
第三个问题：梁山走上斗争的目的是与朝廷势不两立，或者至少为了农民或者民的利益去奋斗。然而，宋江坐稳了头把交椅，马上排座次、改名字。排座次是树立权威、区分尊卑；改聚义厅为忠义堂，这就是向朝廷靠拢。这次成功的改革，其实离农民“均贫富”的追求渐行渐远，比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银小秤分金，兄弟平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晁天王的江湖绿林主义，也变成了对外反贪官不反皇帝，对内兄弟也要论资排辈，人分三六九等的主义。这就是开始另一种变化，梁山泊其实成了朝廷的具体而微版。
招安后还有一个细节也能说明问题。
征辽前，朝廷派发赏赐，每人酒一瓶，肉一斤（古时一斤十六两，故有半斤八两之说）。但是赏赐到了军中，已经大打折扣。接受改编的梁山部队自然不能接受，一个军校站出来为弟兄们讨个公道。万万没想到，正规军嫡系部队不但不认错，反而把朝廷对待这支“义军”的态度暴露出来，觉得你们就是一伙贼人，给您酒肉，那就是瞧得起你们，让你们为国家卖命，那就是天赐的洪福，就你们这帮流氓，还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讨价还价？这军校也是山东好汉一条，不仅为了切身的利益，更为了这梁山的名誉，简单粗暴地手刃了这位派发酒肉的军官。按道理，这也是长了自家志气，捍卫了尊严。
宋江怎么办呢？
宋江计议定了，飞马亲到陈桥驿边。那军校立在死尸边不动。宋江自令人於馆驿内，搬出酒肉，赏劳三军，都教进前；却唤这军校直到馆驿中，问其情节。那军校答道：“他千梁山泊反贼，万梁山泊反贼，骂俺们杀剐不尽，因此一时性起，杀了他，专待将军听罪。”宋江道：“他是朝廷命官，我兀自惧他，你如何便把他来杀了！须是要连累我等众人！俺如今方始奉诏去破大辽，未曾见尺寸之功，倒做了这等的勾当，如之奈何？”那军校叩首伏死。
——《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宋江拿出了自己的标配：三寸不烂之舌、一幅悲情面庞、义气的标枪。这三件套屡试不爽，会说，先从道义上说这是朝廷命官，杀之违背情理，你可不算规矩；再从情义上说，杀之连累众人，你可不算义气；再者，我们刚从草寇成为招安的部队，连个投名状还没有递交给朝廷，你这是让我们进退两难。句句话不离整个梁山，出处观照全局，自己的算盘巧妙的隐藏。其实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解决的方法只有一条：那就是这军校必须得死。
可是怎么个死法这很重要，弄不好会造成群体事件，让弟兄们寒心。宋江开始影帝级别的演出：
宋江哭道：“我自从上梁山泊以来，大小兄弟，不曾坏了一个。今日一身入官所管，寸步也由我不得。虽是你强气未灭，使不得旧时性格。”这军校道：“小人只是伏死。”宋江令那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却斩头来号令；将厢官尸首，备棺椁盛贮，然後动文书申呈中书省院，不在话下。
——《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男人见不得女人的眼泪；下级见不得上级的眼泪，这是中国男人的两大弱点。
宋江这一痛哭，军校自然感动是一塌糊涂，一番痛饮后自缢身亡。就这一场痛哭，把一场无情地他杀变成心甘情愿的自杀，把一场两个集团斗争变成一家人出征前的大典，皆大欢喜，他能赚各位兄弟上山，也能赚各位兄弟的命，这就是“宋式三件套”的威力了。感慨一下；我们确实欠宋江一座小金人奖。
在这场轰轰烈的历史事件中，农民充其量不过是战斗的主力部队，但是他们的命运在与农民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手里，这很滑稽。其实，在《水浒传》里，真正的农民只有一个名字：喽啰。
二
按照这个逻辑，旧说要么说规避了重点，要么是引而不发。我们不否认《水浒传》写了官逼民反，也是一部记载农民起义的书，但是，他也写了官逼官反，落草的官吏如何利用农民这支力量换取与朝廷谈判的筹码这件事。而且，到底谁是重点，还确实值得商榷。
为何有这种判断？
前面说的清楚，从领导层的来源上这就是一个标准的在野党的组合了，只不过那个时代通用的不是选举，而是暴力。官逼民反的判断要是正确的话，首先那得被逼造反的人里面有“民”，而且也不能只有几个充数的“影子代表”；从最后的结局看，招安成了梁山梦，那就说明农民或百姓依然被出卖了，成了上层谈判的筹码。待到“全伙招安”中，在东京汴梁的宫阙朝堂之上，宋江终于圆了面君之梦，激动之余，真情告白：
臣乃鄙猥小吏，误犯刑典，流递江州。醉後狂言，临刑弃市，众力救之，无处逃避，遂乃潜身水泊，苟延微命。所犯罪恶，万死难逃。今蒙圣上宽恤收录，大敷旷荡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沥胆，尚不能补报皇上之恩。今奉诏命，敢不竭力尽忠，死而後已！
——《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大辽陈桥驿滴泪斩小卒》
虽然宋江说过的真话不多，但这段确实是真情流露。自己潜身山寨，哪里是为的替天行道，哪里是为老百姓向朝廷讨个说法，要的是有一天惊动了皇上您，发现我等造反还有些本领，说不定有可堪驱使之处，一下子高官得坐呢。如果你真的宽恕了我，我必然以死相报，衔环结草。
感情当年浔阳楼上“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都是一时的气话或者策略。如果当年宋江们早就高官得坐，违法不究，那还有什么造反之说？这就是替全体造反官员代言：如果当初我们的利益没有被侵犯，大家何必兵戎相见？
造反不见得是为民请命，而是制造一个谈判或者进身的筹码而已。
还有一个关键问题不能忽略，那就是各位被“赚”上梁山的大小军官，他们的动机本身就不纯正。究其原因，他们都有一身的本领，可是命运却是沉沦下僚，为人排挤猜忌，郁郁不得志，如果没有这些先天的诱因，他们几乎没有上山的可能。别忘了，即使这些人上山，内心也是挣扎的，对朝廷还是做父母视之。比如青面兽杨志，始终就不肯原谅吴用，如果不是被这帮家伙劫了生辰纲，老杨家这千秋忠义的美名不至于坏在自己手里；梁中书的信任，那就是自己的美好前程，比诗与远方实惠多了。可叹都毁在这一帮人手里！只要有机会，还能回到从前，一切都可以商量。所以在梁山，这个杨志基本上给人一种身在梁山心在朝廷的感觉，没做多少事情。按照老习惯，每天打扮很像杨门之后，至于那位圣水将军单延珪，则是每天祈祷朝廷早日招安。
至于其他略有特情的英雄，比如林冲，那就是直接被官府逼反的，另当别论。
这样来看，北宋政府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只是开罪了农民，更重要的是开罪了自己人，他们的逆向淘汰机制给自己带来麻烦。整个朝廷里的精英集体下行，平庸猥琐之人平步青云，这安能得人心？进而可见，一旦条件改变，梁山泊便会走向招安，招安绝对不是宋江一个人的投机，差不多是整支领导队伍的投机，是这支队伍里农民的寂寞。
三
如果这些都能做坐实，那说明官逼官反比官逼民反更可怕——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熟人的破坏力更大。
梁山泊在宋江的领导下，要想成为一只出色的造反队伍，就得按照朝廷的模样按葫芦画瓢。这支队伍之所以成功的兼并了大小造反力量，整合成为梁山集团军，完全是因为具备其他农民军所不具备的素质——熟悉官家内部运作机制。
前面说过梁山的改革，一是人事改革，二是组织能力，三是理论建设。所有的改革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建立自己的小朝廷。
我们先说人事改革。
人事上排座次，各个山头原本都有，但是梁山的配备绝对是向朝廷看齐的，即使一班武将，但是文官的建设还是很到位，前十的队伍里，头领宋江那是善用术数御人，吴用、公孙胜这样的善于驱策群力文科人才还是得到了重用；而且也有了垂直管理的机制，比如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安排，那就是建立了垂直管理的框架。这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小朝廷了，在这个江湖上，建立了另一个完备的庙堂，按照天意，已经是“天下太平”。难怪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七十回总批里说：“一部书七十回，可谓大铺排，此一回可谓大结束。读之正如千里群龙，一齐入海，更无丝毫未了之憾。”
再谈他们具有极强的组织能力。
梁山的扩展，自然是别的山头不能企及的，依赖人脉广泛，但是别忘了，所有的人脉那基本都是在官府借助权力奠定的，也是牺牲了公权来完成的。宋江如果不是押司，那能送晁盖等好汉人情？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如果不是在衙门当差，哪有机会虚晃一枪，通风报信，让晁盖等人闲庭信步的撤退？宋江哪次脱险少了有官家背景的人参与？
这种联系放大到组织能力中，我们就发现了中下级官吏的巨大能量、超级资源，他们是这个社会基层的管理者，上可以结交朝廷精英，下可以沟通江湖豪杰。举个例子：招降了大刀关胜，关胜则推荐了圣水将单延珪，单延珪则又招降了神火将军魏定国。这就是连锁效应，骨牌效应。当然，浪子燕青还可以凭着高颜值，通过红粉知己李师师走宋徽宗的后门。梁山的壮大，是因为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由一批从朝廷分流出来的官员组建、掌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种本事，“民”是做不到的，更别说“农民”，他们除了“要命有一条”外，其他基本可以忽略。
方腊可以作为一个明证。方腊那边虽然没有英雄谱，但能人肯定也不少，毕竟梁山好汉折在他说里的为数不少。那么，为何最后还是毁在梁山好汉手中？关键是领导是“民”，最擅长只有两样：残害百姓与虐杀官吏。对朝廷的官吏，不仅不拉拢，往往是极尽各种手段惩处官吏及其家属，这样的一个混世魔王级的队伍，反人类反社会，无需细思已是极恐。
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以偿怨心。
——《宋史·方腊传》
再看方腊的部下，与梁山泊相比，一看就让人笑掉大牙：
兰溪灵山贼朱言吴邦、剡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方岩山陈十四、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皆合党应之，东南大震。
——《宋史·方腊传》
残民杀官，“仙师”毕集，这样的一支虎狼之师、乌合之众，焉有不败之理？
三来他们关键还会有理论建设。
大家别小看了梁山上的杏黄旗“替天行道”，天在古代，是那样的不可接近，又是那样的法力无边。就连皇帝，也能自谦的称自己为天子，君权都是天授，更何况这些臣子呢？梁山也深谙这天法则，一切都在天意的安排下行事，比如著名的排座次，实则是向农民弟兄告别的仪式。
这种合法化是怎样获得的呢？天。
众道士内，有一人姓何，法讳玄通，对宋江说道：“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专能辨验天书。那上面都是自古蝌蚪文字，以此贫道善能辨认。译将出来，便知端的。”
宋江听了大喜，连忙捧过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说道：“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尊号。若不见责，当以从头一一敷宣。”
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缘分不浅。倘蒙见教，实感大德。唯恐上天，见责之言，请勿藏匿。万望尽情剖灵，休遗片言。”
——《第七十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
谁都知道，老天哪里能力知道这一百单八将的名字，老天哪有时间为人事安排——世间最头疼的事情费尽心思？只不过是一场内部协调妥协排定的名单而已，一切已经暗箱操作完毕。但就是这样一场预先排演过N次的演出，你都不得不佩服这两位演员的心理素质，两个人一唱一和，煞有介事，每个细节拿捏的何其精准，该惊讶时惊讶，该高兴时高兴，该恭谨时恭谨。
他们能把假的做得如此逼真，以至于连自己都信了——这演技自然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但是整个环节中最重要的就是“天”。没有这面旗帜，恐怕事情一件也做不成，但是有了这面旗帜，没有什么事做不成。而且更高妙的在于真正玩弄上天的人成了统治者，真正信天的人成了被统治者。
苍天无语最委屈！
别的山头，都没有梁山重视“天”之理论建设，结果就被吞并了；朝廷要是没有把“天”全部揽在自己的名下，早晚也得归梁山。很显然，要是没在朝廷混过，不会有这样的“格局”！有格局的队伍自然最可怕，他要的不只是金银，还有金印。
金圣叹说：
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浒》乎哉？
——《金圣叹批水浒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圣叹的认识也自然有其道理，毕竟他看透了“好汉”们的心思，虽然也有一些坚定、纯洁的好汉，比如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人。
至于还有没有朝廷担心的，我想还有很多，比如朝廷万万没想到，这支队伍跟他们一样，其实没有为老百姓的利益考量太多，关键时刻绝不要脸，随时可以出卖老百姓。
这些都是跟朝廷学的，都是这支从体制内分流出来的那一部分的可怕之处，这支“表为民里为官”的“第五纵队”才是朝廷最大的对手。
四
所以，结论很明显，官逼官反是《水浒传》的重点。施耐庵写的是官逼民反不假，把百姓惹急了，天下就要大乱。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官逼官反，一旦这个重现江湖，那才是真乱。大乱与真乱的区别在于，大乱伤了元气，真乱则是丢了命。
北宋政府确实犯了两个错误：战略层面是逆向淘汰，把所有的精英以各种方式排斥在统治层面之外；战术错误是造成统治内部撕裂，制造了一批熟悉政府运作机制的失意秀才、将领、干吏，结果他们重塑江湖，另立庙堂。当时的统治者就意识到事情搞大了，他们的做法是：
宋江起为盗，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知毫州侯蒙上书，言江才必有大过人者，不若赦之，使讨方腊以自赎。
——《宋史·侯蒙传》
这位知府其实是个聪明人，他看到了宋江等人想表达的意愿，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鲁迅先生则说：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鲁迅《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很显然，古今之人都看透了这支队伍的真面孔。于是乎，招安——历代王朝都有可能使用的套路，又放在宋江这样的人身上，一切都合情合理。施耐庵何尝没有看到了当时统治者的态度？他为了最终走向招安不惜笔墨。
施耐庵的创作目的似乎也清楚了：借助《水浒传》，他是想告诉每一个想长治久安王朝：开罪老百姓很可怕，但是开罪体制内的人更可怕。对老百姓好点，对体制内的精英好点，这也许是最折中也是最好的办法。所以，在《水浒传》最后一回，为英雄安排了一个极尽哀荣的结局，权当告慰：
再说上皇具宿太尉所奏，亲书圣旨，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仍敕赐钱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妆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诸多将佐神像。敕赐殿宇牌额，御笔亲书“靖忠之庙”。济州奉敕，于梁山泊起造庙宇。
——《第120回宋公明神聚蓼儿徽宗帝梦游梁山泊》
还有这样一首自我安慰的诗:
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
铁马夜嘶山月晓，玄猿秋啸暮云稠。
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
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利益往往是对立居多；但是统治阶级内部，往往是统一的居多，只要内部权（分）力（赃）稍微均匀了，农民起义的威力反而是不足挂齿了。但是施耐庵不得不在这样的道德困境中耐心的考虑如何建设好一个朝廷，急的白了头发，却又奈何！
当然，结尾处得有个特别声明；笔者一介《水浒传》研究的门外汉，话一出口就有偏颇，但是能引发大家别样的思考，无论褒贬，意义也就存在了，疏漏浅薄之处，万望海涵。
王翔，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央视“百家讲坛”栏目主讲嘉宾，知名学者；教育部“国培计划”主讲教师、国家汉办专家库成员；语文学科骨干教师，语文教育专家。
文
章
作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