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十分孤独，他与江青不和，同孩子不能自由往来，常常一个人枯坐度日。陪在他身边的都是工作人员，护士吴旭君、生活秘书张玉凤和理发师周福明陪他的时间最多。图为1970年8月，毛泽东与张玉凤（左一）、吴旭君（右二）、周福明（右一）在杭州汪庄合影。
张玉凤与毛主席在一起的组照
张玉凤讲述毛主席晚年真实生活
说不尽的毛泽东
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
晚年患了老年性白内障
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
后来，他的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
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
眼睛复明激动得流了泪
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
手术前听昆曲缓解紧张
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
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
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
全身是病睡眠不好
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
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
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坦然面对晚年病情
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主席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
突发心肌梗塞 一字不漏背出《枯树赋》
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吗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
好在这次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他很喜欢诗赋。《枯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讲的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
唐山地震后搬进防震房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
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
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
弥留之际关心国际问题
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没给他做新衣服，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
毛主席不爱钱百万存款留给国家
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
讨厌“万岁”、“万寿无疆”等“屁话”
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
这些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
1972年2月21日，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创中美外交关系新格局。图片中间为张玉凤。
张玉凤毛泽东晚年最信任和依赖的女人
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张玉凤离开中南海之后，先是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来，在她自己的要求下，又调到铁道部，做一名普通干部。去年，她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
张玉凤的两个女儿非常出色，大女儿在北京读完大学之后去了美国，获博士学位；小女儿学医，是北京一家医院的妇产科大夫。
张玉凤姐家庭贫寒，小时候因为太穷而无法完成学业早早出来工作，谁知道运气非常好，在主席专列上当了列车服务员，给主席的印象很好，就跨入中南海当上了主席秘书。张玉凤曾是毛泽东专列的列车服务员，她正式调进中南海，是在1970年7月。一个上午，她正在清扫车厢，列车长通知她去一趟中南海，她来不及梳洗打扮就跟着走了。当小车拐进警卫森严的“深宫禁院”时，张玉凤确实没想到自己将伴随着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那位老人，度过其生命的风烛残年。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红光满面”的形象。他实际上头发已花，面容也苍白憔悴。每到入冬或开春，总免不了生病，而且得的都是老年人容易染上的严重疾病。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昼夜咳嗽。他固执己见，不相信吃药，不遵医嘱，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由于不停地咳以至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打盹。而这时在他身旁伺候的人就是张玉凤。她没学过医，也没受过正规的护理训练，只好一边干一边学，直到毛泽东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毛泽东慢慢感觉到了只有亲人才能带来的温暖和安心。
张玉凤做起事来特别细心认真，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放心地把很多机要事务交给她打理的主要原因。有一件小事便可以说明。据毛泽东身边的护士孟锦云回忆，1975年夏天，在自己来到毛泽东身边四个月后，一直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几次想同他说话，毛泽东都不愿理睬，显得心烦意乱。经细心的张玉凤问询后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被小孟吓到了。毛泽东房间里特别静，而小孟进房间时却总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这个80多岁的体弱老人吓一大跳。张玉凤告诉小孟，以后进房间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出点儿粗气。这样老人好有个思想准备，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连毛泽东也要让她三分
晚年的张玉凤是一位慈祥而和善的老人，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她从不拒绝与人们合影，很耐心，而且总是笑意盈盈，还跟大家一样兴致很好地在快门按下的刹那喊一声“茄子”。但就是这样一位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因为脾气耿直倔强，曾被毛泽东称为“张飞的后代”，她甚至还曾当面顶撞过毛泽东。
有一次毛泽东有客人来，而那一天张玉凤正好不大高兴，对客人有些轻慢。事后，毛泽东批评张玉凤态度不好。张玉凤却二话没说就收拾包裹就回了家。最终还是毛泽东妥协了。张玉凤又回到了中南海。事后毛泽东给了这位不肯认错的工作人员一句评语：“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
这样一个“张飞的后代”，敢说敢为，连毛泽东也要让她三分。据孟锦云回忆，一天她来接张玉凤的班，刚走到主席卧室门口，就听见里面大声吵嚷的声音：“你给我滚！”小孟听出主席的声音显得又高又细，是竭尽全力发出来的。而张玉凤竟也激动地回应主席说：“滚就滚，谁不让我走谁是狗！”最终张玉凤并没有走，而毛主席后来也说：“我的脾气不好，张玉凤的脾气更不好，她还骂我。”小孟听说，毛主席还把张玉凤骂他是狗的话写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一个高高在上的老人，一辈子没低过头，却对这样一个普通的生活秘书无可奈何，可以想见，这时的毛泽东对张玉凤已经有了一种深厚的依赖和感情。
取代江青的“家人”地位
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他也有着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包括任性、爱发脾气。那时的毛泽东与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张玉凤就成了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而张玉凤对于毛泽东与江青来说便成了一种微妙的联系。“第一夫人”江青对张玉凤的“巴结”和“献殷勤”，在中国后来公开的“四人帮罪行”材料里也可窥见一斑。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江青总是有空就找张玉凤聊天、照相、吃饭以及打电话，还常送她一些真丝布料等礼物。张玉凤有时见毛泽东不同意见江青，就会问他说：“你干什么老不见人家啊，人家老太太怪可怜的。”毛泽东就回答说：“你就见她可怜了，你还没见到她可恨的时候呢！”有一次，张玉凤故意穿上江青送给她的衣裙，站到毛泽东的面前问：“您看我穿这条裙子好看吗？”毛泽东连说：“好看，好看，谁给你的？”“告诉你吧，这是江青同志送给我的，我特意穿给你看看。”毛泽东闻言便马上把脸一沉：“快去脱下来，一点都不好。以后不要要她的东西！”
那时，江青想要见毛泽东一面十分困难，而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泽东的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玉凤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甚至连毛泽东用的餐，都是放在客厅后，由张玉凤拿进去。因此江青为了接近毛泽东，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本性去“讨好”张玉凤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对于毛泽东来说，他与江青已无夫妻之情，或许张玉凤在他的心里早已取代了江青那种“家人”的地位，而他也在不知不觉间将自己最初那份美好的情感，多多少少地投射在了张玉凤的身上。
变身毛主席机要秘书
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张玉凤的角色慢慢由生活秘书过渡成机要秘书，身体孱弱的毛泽东，其晚年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有心无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张玉凤，而他也只愿意信任张玉凤。张玉凤甚至掌管着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而这也让她成为了夺权派眼里的“无价之宝”。在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里，有毛泽东的存折支票，还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无疑标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党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
首先闹事的是江青，她非常清楚，保险柜里有两样能遗祸于己的材料：一是1976年她写的不搞‘四人帮’的检讨，二是康生临死时告发她是国民党特务的谈话记录。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义，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财产。不料，在江清向张玉凤索取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这让江青大为光火。随后张玉凤如实地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说明了这批文件的重要性，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使得江青的算盘落空。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晚年最信赖和依靠的人，识大体、顾大局的张玉凤对形势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6年1月21日、22日，由毛泽东提议，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图为1976年，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一起。
张玉凤简介
1944年出生在东北牡丹江的一个清贫之家，父亲是商人，家中有八个子女，张玉凤排行第四；1958年成为铁路客运列车的一名列车员；1960年冬被调到首长专列上当服务员；1962年被调到毛泽东车厢任服务员；1967年与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
1970年7月被调入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1962年至1976年历任主席秘书、宣传干事、调研员等职务）；1976年毛泽东逝世。随后张玉凤离开中南海，被安排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后经她自己要求调回铁道部；1997至1999年编纂发行24卷共5000万字的鸿篇巨制《毛泽东藏书》；从铁道部老干部局退休。
永远缅怀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丰功伟绩！
永远高举英明领袖毛泽东的伟大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