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不得不说的所谓“收复外蒙”北洋名将徐树铮

近年来，随着所谓发现历史真相的热潮涌起，就连北洋军政府也开始被文人墨客涂脂抹粉起来，各类沉滓随之泛起，身价倍增。

但是，令在下大跌眼镜的是，就连徐树铮这样一个心狠手辣、骄横跋扈的二杆子军棍，在精英文人妙笔生花之下竟然也成了收复外蒙的民族英雄，被大肆吹捧为什么“收复外蒙古的北洋名将”（凤凰网之中国近代史）、“收复外蒙第一功智勇将军”（陈钦编导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北洋大时代》及其同名图书中浓墨重彩的一集）。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尽管徐树铮被学者精英抬到所谓“收复外蒙的北洋名将”神坛之上，但其战功却又语焉不详，其中到底有何奥妙呢？

我想，还是从徐树铮出兵蒙古之前的背景说起吧。

民国之前，蒙古至少在名义上是归顺清政府的。民国初建后，清末宣布独立的中国各省重新归于民国政府，而外蒙古的活佛和王公们却脱离了这一进程，开始宣布独立建国，军队包围了库伦的蒙古办事大臣衙门，中国官员被驱逐。

其后，在袁世凯民国政府时期，经过与沙俄多次谈判，并先后签订了《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明确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仅如此，196月17日，陈箓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一任都护使，兼任库伦办事大员，代表中国施行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196月7日，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共同签订《中俄蒙协约》

在以卖国复辟著称于世的袁世凯手里，外蒙尚属金瓯一角，仍在我中华版图之内！

19，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宣布一切对外不平等条约，并断绝了对蒙古的外援支持。断了奶的蒙古在内忧外患之下，很快陷入财政困难、社会混乱境地，库伦当局难以自保，开始向民国政府求援。

19初，俄国新旧两党在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激战，严重威胁恰克图安全。按照《中俄声明》、《中俄蒙协约》规定，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北京政府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陈毅（非ＴＧ之陈毅）趁机劝说外蒙政府请求中央政府出兵。195月28日，蒙古哲布尊丹巴活佛同意由内地调派骑兵两营、步兵一营，携带山炮、机枪，协助外蒙巩固边防。北京陆军部遂指派绥军骑兵第四团高在田所辖的两营部队从归绥(呼和浩特)出发，经察哈尔进入外蒙，第一批部队于9月14日抵达库伦。

自此，在得到外蒙首肯的情况下打破了《中俄蒙协约》关于“中国政府不能在外蒙驻军”的规定！

可这是在陈毅的斡旋之下取得的进展，跟徐树铮有一毛钱关系吗！

196月，外蒙当局面对日本人扶持的“谢苗诺夫”势力的威胁，主动向北京政府求援：“求发大军救援”，不仅如此，还明确提出“来军愈多愈速为妙”。陈毅立即电告北京：“大兵入境后，蒙事前途或可借此解决，永奠蒙局！”并恳请北京政府“立排困难，积极进行，速派重兵进入外蒙”。于是，北京政府命令西北筹边使徐树铮火速率军前往外蒙。

在此情形之下，外蒙取消“自治”形势一片大好，倘若北洋政府能够妥善处理此事，也不至于落到今日海棠叶残，金瓯痛缺的局面了！

然而，尽管外蒙当局和陈毅都恳请“速派重兵进入外蒙”，当时边防军共有3个师零4个旅的兵力，徐树铮却直到199月份才向外蒙派去了褚其祥所辖第三混成旅（驻宣化）的第七团而已。而徐树铮本人呢，直到北京政府驻兵外蒙一个月后，才于1910月29日才姗姗来到库伦视察驻蒙军队！

明明是前往库伦视察驻兵，竟然成了智勇双全收复蒙古的名将，实在是可笑之至——古今中外有这样收复领土的名将吗？！

不仅如此，更令人可恼的是，虽然在徐树铮动身前，北京国务院一再叮嘱他“筹边使所部军队对蒙方并无直接责任，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但其始终不改嚣张跋扈本性，一抵达库伦就对陈毅百般挑剔。就在北洋国务院经过讨论决定外蒙撤治之事仍由陈毅主持的情形之下，徐树铮竟然擅自下令在都护使衙门外设立岗哨，限制陈毅的人身自由。

199月底，陈毅已经与外蒙当局拟定了《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草案，并经北京政府核定，只是库伦当局内部王公派和喇嘛派就个别条款有争议，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双方正在谈判过程之中。

更为恶劣的是，尽管《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及外蒙善后条例》已经北京政府核定，徐树铮却无视政府决定，在没有请示任何人的情况之下予以否定，并提出了自己拟定的八项对蒙新条款。甚至于1911月14日晚上亲自带兵前往外蒙“总理”巴特玛多尔济的住处，强迫其签字确认，遭到巴特玛多尔济断然拒绝。

次日，外蒙方面召开官府会议，最终在陈毅的劝导之下，外蒙方面同意了先撤销自治，然后再和中央商定各项优待条件。

1911月17日，外蒙撤治的请愿公文递交到了陈毅的都护使衙门，签名者以巴特玛多尔济领头，外蒙各部总长次长联名副署。11月22日，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令，正式接受外蒙撤治请求。

可以说，真正为取消外蒙自治做出突出贡献的民族英雄应当是北京政府都护使兼库伦办事大员陈毅，而不是什么摘果子的徐树铮！

然而，也正是徐树铮这种毫不留情的铁腕政策却使中国失去了外蒙古上层王公的人心，外蒙统治集团本来就有一些人不愿意取消“自治”，徐树铮以武力胁迫库伦当局呈请取消“自治”，根本不提保障蒙人权利，使得原本倡议取消“自治”的蒙古王公转向了北京政府的对立面，为蒙古后来的分离埋下了祸根。

倘若段祺瑞和徐树铮真的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而采取强硬措施的话，蒙古取消“自治”之后，肯定要将蒙古置于边防军控制之下吧。其实却不然，他们却把本应用于保卫边防的“边防军”投到了直皖大战前线！

就这样，蒙古取消“自治”之后不久，蒙古上层王公就向中国驻军发难。19，蒙古人民党的军队大举进攻，中国军队不幸战败，被迫撤出买卖城，从此中国军队再没有进入外蒙古！

本来不过是一个“自治”的外蒙，硬是在徐树铮高压胁迫之下，彻底脱离了中央政府的版图，其罪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对于这一个不识大体、恣意妄为、贪人之功、欺世盗名，严重破坏外蒙回归过程的军棍徐树铮，也好意思称其为“武力收复蒙古的民族英雄”？

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英雄埋没，竖子成名，这些精英学者们不把人民的脑子搞乱，不把是否的观念弄混是誓不罢休的！

这里回答一下一些网友的疑问：

在下之所以发此贴，并非说徐树铮是外蒙回归的反对者或者，而是想说明两个观点：一是其在收复外蒙中功劳没那么大，二是其过火的行径其实是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再补充一些历史背景，供参考：

1、当时是外蒙当局主动邀请北京政府出兵的，而且是要求“来军愈多愈速为妙”。

2、是蒙古王公主动向北京政府请愿要求“取消自治”的，北京政府于8月21日开会讨论了此事，决定接受外蒙干公取消“白治”的请求。

3、《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草案，是陈毅与库伦当局磋商而成的。这个条例草案确认：外蒙古自行呈请取消“自治”后，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管理，国防事务由中央政府军负责（虽然对军队数量有所限制），中央政府拥有任免重要官吏、制定法律的权力，拥有在外蒙修筑铁道、办理邮电事业、开采矿产等权利，外蒙王公、喇嘛对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照例奉行年班、觑见等礼节。（《收国务院交抄关于外蒙问题临时委员会说帖》，民国8年10月27日）

4、《条例》草案解决了中国中央政府在外蒙古行使主权的问题，同时保证外蒙王公享有他们在清代时就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利，对蒙古喇嘛教势力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照顾。因此，不管是外蒙王公，还是喇嘛集团，在“取消自治”这点没有人公开表示异议。以外蒙古官府“总理”巴特玛多尔济为代表的反对者要求不过是讨论取消自治的条件，而不是讨论取消自治。

5、陈毅根据反对派的要求，于10月初派人将条例草案送到北京。北京政府对条例草案进行了仔细研究，作了少量修改，10月28日国务会议决定并将修改后的条例草案反馈给陈毅，等到外蒙要求取消“自治”的呈文到京，即将该《条例》公布。

6、徐树铮受命出兵之际，北京国务院一再吩咐他“筹边使所部军队对蒙方并无直接义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但徐树铮到达库伦之后，就对陈毅百般抉剔，尤其反对经国务院会议决定的《条例》，并于11月1日致电北京，主张外蒙的政、财、军等大权应当从王公札萨克手中收归中央，彻底废止王公活佛各项特权，并以武力强即将外蒙“行省化”。11月4日，北洋国务院经过讨论，决议外蒙撤治之事仍由陈毅主持。

7、徐树铮根本无视北洋国务院决议，不仅限制陈毅的人身自由，甚至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连民国国务院、陆军部和参谋总部的电令也置若罔闻，用强硬手段来实施他本人的对蒙政策：1911月14日晚上，徐树铮带兵前往“总理”巴特玛多尔济的住处，向其出示自己拟定的八项对蒙新条款，并逼迫其签字确认。

有这样的收复领土名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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