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口述:现在西安事变,你知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所以现在可以说,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访谈者:张之丙(简称“访一”) 张之宇(简称“访二”)访一:我记得第一次跟少帅见面,少帅就说,我对内战是极端的恨,因为什么?您就说过,多一半儿送出去的人,都是最好的。
赵一荻:都是优秀的。
访一:您最欣赏的,可是要把他送出去,送出来,多一半儿回不来。
张学良:我跟你说个笑话,不是笑话,是事实。我一个少校参谋,姓姜,他就是第三个,一个哥哥在这儿……一个打仗打死了,他是卫队队长,后来当了少校参谋,跟我走。
他就总跟我说,军团长,我不愿意干这玩意儿,我愿意带兵。我的意思是,你的两个哥哥都死掉了,他说我不,我愿意带兵。那好吧,有一个营,这营真是倒霉了,第一团第二营,营长阵亡了两个。
访一:一个死了,又一个又死了?
张学良:打死了。我就派他接任这营长,就派他,他要带兵。他高兴得很,他把命令拿来,我得签字啊,盖章。哎呀,我说你怎么那么高兴,我说你这个营倒霉,你这个营倒霉呀!你怎那么高兴当营长,他来见我,高兴得很。我说你这营倒霉,你要小心。去没有三个钟头,到那儿就,来一个电话,阵亡!
访二:所以心里难过。
2张学良:你说心里难过不?才四个钟头,他来个电话,我说是开玩笑,他说是真的,到这儿就打死了,前线打仗的。所以你说当军人,哎呀,不是人干的事,尤其是内战,这种牺牲[实在是不值得]。
访二:没有意思。
张学良:没有意思,牺牲很多的。那,唉!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我想起这内战,跟你们说起来,那难过呀,可是你难也得要打仗啊!我说,就是我父亲让我打,我没法子[不打],要有法子我这点我不打的,所以有西安事变。
内战,我不干了,说什么我都不干,我宁可叛变,我那时候也等于叛变。你跟日本打,我打!你和共产党打,我不干,我不打了。
现在西安事变,你知道是什么?共产党我不打;你打日本,我打。不打共产党,我跟蒋先生说了,所以现在可以说,秘密就是四个字,翻过来调过去。蒋先生说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就是倒过来。
所以我在蒋先生去世以后,我写有[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那蒋先生待我实在是好。我跟你说,人家外头那谁骂我,蒋先生,是实在对我好。换句话,蒋先生看得起我,“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仇”。
赵一荻:没有意义,自己杀自己。
张学良:我这人,刚才你说的话,现在咱们随便扯着玩了,我这人呐,比如说西安事变,等于我叛变,那等于我叛变,那就是叛变呐。我上南京,把蒋先生送到南京,那我到南京,军法会审,可以把我枪毙,我也知道,可能把我枪毙。枪毙就枪毙,我是军人,我负责任。我干的事儿我负责任。我这人是从来这样子,我干什么我负责任,我决不退却,我也决不推说这是他干的,我从来没有这样,那是我的事儿。
访二:您也就是一个目标,不要打内战。
张学良:我不要打内战。
赵一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张学良:我恨透了内战,所以我父亲,当然我们是父子的关系了,我父亲出关,我就因为到河南去,到一个什么地方,陇海路的一个站,我们到那地方,前头有红枪会,说不能走了,停在那儿,叫什么地方名字?哎呀,我难过死了,现在想起来我的眼泪都要掉。火车停在那儿,那个人,那老太太,也不大岁数,五十不过。我们弄那面包啊,我们都吃馒头,她就把那馒头连土抓着往嘴里吃,饿的,就在地上。我说你怎么这样啊?我想着我就很……她说,我家里的壮丁都叫人拉走了,当兵去了,就剩我,我也不能做事情,岁数大了。你看!
赵一荻:吃树皮。
张学良:把树皮都吃没有了,我现在吃什么?所以我回来跟我父亲掉眼泪,我说谁造的?我回到火车上,我自个儿我就想这谁造的罪孽呀!什么人造的罪?不是我们吗?什么意思,打,打几天又和了,然后又打,这干什么?自己当兵的可以,拿你的这种钱去当兵。那老百姓,为什么?我就回来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后来就听我的,我说何必呢?算了,打什么?有什么意思?抢什么?几天又好了,好了完了又打,几天又翻脸了。我跟我父亲说,我父亲这人很好,他心里也难过。我说这何必呢?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意思?所求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日本人对这事情他不,日本是愿意中国内战。日本人——赵一荻:你愈打愈好,愈打愈弱,愈打愈穷。
张学良:所以我对内战恨透了。
访二:您刚才说,对西安事变,您都认为您负责,这事情是您负责。假如说您没做那个,打到最后成什么程度?就说彼此打仗会打成什么样?
张学良:西安事变,是因为剿共啊。
访二:假如不剿共,还打呀?继续再打。
张学良:那不知道了。
赵一荻:那谁敢说呀,那是假设的问题了。
张学良:我不干,还是剿共啊!
赵一荻:一直打,后来抗战完了不是还在打!
访二:根本就没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