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个郭松龄 张作霖张学良差点父子相残

郭松龄（1883－1925年），字茂宸，奉天汉军旗人。辛亥革命时，郭松龄策划发动起义，却被时任奉天巡访营前路统领的张作霖捕获，幸亏他的未婚妻韩淑秀多方活动，加之南北正在和谈，才得以逃脱一劫。民国成立后，郭松龄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前往广东，投奔老长官、时任广东省长的朱庆澜，参与护法运动，有幸见过孙中山。护法运动失败后，郭松龄回到奉天，经人介绍，出任张作霖开办的奉天讲武堂教官。据说讲武堂开学之日，张作霖认出了郭松龄，言语之间对其颇多讥讽，郭则隐忍未发一言。

当时张学良正在讲武堂学习，因郭松龄作风严谨、办事认真、谙于军事、练兵有素，颇有名将之风，故张学良对他十分赏识与信任。从讲武堂毕业后，张学良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调郭松龄任该旅第二团团长。因剿匪有功，卫队旅改编为混成第三旅旅长，张学良任旅长，郭松龄则升任混成第八旅旅长，两旅合署办公，由郭松龄负责训练。郭松龄治军严谨，使三、八两旅成为奉军的精锐。郭松龄人高马大，生活节俭，平常穿一套布军服，因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呢军服，布军服除了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郭松龄穿布军服又长得像白俄人一样高大，故被东北人称之为“郭鬼子”。

郭松龄戎装照

19，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战败，幸亏郭松龄率部阻击直军，使奉军免遭全军覆没之危。战后，为一雪前耻，张作霖决定整编训练军队，成立陆军整理处，张学良任参谋长，主持整军事宜，实际上负责此事的则是郭松龄。

郭松龄、韩淑秀夫妇合影

张学良对郭松龄有知遇之恩，郭松龄曾对张学良说：“我要是不遇见你啊，我们夫妇两个在家里，只有两个茶碗，那茶碗啊，还有一个茶碗是没把的！就可怜到这样！我要不是你啊，我没有今日啊！我若没有你呀，我也早就完了！”但他们的关系可以说比萧何与韩信更为密切，他们同屋办公，共炕而眠，郭松龄虽是张学良的副手，但张学良常说:“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对他深信不疑。

张学良晚年曾回忆对郭松龄说过下面的话：“假如就是你叛变了的话，我也问心无愧！”张作霖也曾骂过张学良：“你除了你老婆不给他郭茂宸睡去，你甚至吃一块水果，你也一定要给他一块！”但也正因为如此，张学良被卷入了奉军内部的派系斗争。

奉军本是张作霖在地方保险队基础上拉拔起来的带有绿林气息的军队，与张作霖一起起家的老班底被视作“老派”；民国成立后，进入奉军的被称作“新派”，而其中的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因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故被称作“士官派”，郭松龄等另外一批出身陆军大学及其在奉天讲武堂的学生如张学良等人则被称作“陆大派”。新派与老派虽有矛盾，但新派中的士官派与陆大派之间的斗争更是激烈，且因杨宇霆是张作霖的参谋长，士官派略居上风。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张学良、郭松龄的第三军团攻打山海关，死伤惨重，但进展不大，而姜登选、韩麟春的第一军团则在九门口取得进展，郭松龄被要求增援韩麟春。郭松龄自尊心很强，甚至可以说心胸狭窄，觉得没攻下山海关，面子上挂不住，到了九门口之后，又受到了韩麟春的冷嘲热讽，一怒之下，将部队撤了下来，张学良连夜骑马跑了90里路才将郭松龄劝了回来。愤激之下，郭松龄置生死于不顾，率部猛攻，一举攻下秦皇岛。

奉系击败直系后，张作霖分封有功将领，原先计划由姜登选任江苏督军，郭松龄任安徽督军，不料杨宇霆想当江苏督军，于是姜登选改任安徽督军，郭松龄则没能得到地盘。张学良虽曾为郭松龄争取过，终于还是没能成功，对此张作霖的解释是：“将来我的位子就是小六子的，小六子掌了大权，你郭松龄还怕没有位子吗？”郭松龄心中对张作霖及杨宇霆等人自然是极度不满。

由于奉军军事部署严重失误，不久之后，在孙传芳的进攻之下，杨宇霆、姜登选从苏、皖狼狈北逃，郭松龄气愤地对张学良说：“东北的事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安徽、江苏失败，断送了3个师的兵力，现在杨宇霆又缠着老帅，给他们去打地盘子，这个炮头我不再充当了。要把东北事情办好，只有把杨宇霆这帮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赶走，请少帅来当家。”此时，郭松龄已露反叛之意，但张学良则因为信任郭松龄，也不愿意忤逆自己的父亲，所以对郭松龄的话既未反对，也没有声张。

杨宇霆戎装照

进入1925年以后，张作霖与“倒戈将军”冯玉祥的关系紧张起来了，战争一促即发。冯玉祥的妻子李德全与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是燕京大学的同学，通过这层关系，冯玉祥联络上了郭松龄，与郭松龄及奉军内同样怀有异志的李景林达成协议，共同反奉。1925年11月21日，郭松龄召集所部，以张学良的名义发布了讨伐张作霖、杨宇霆的通电，宣布三大主张：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要求祸国媚日的张作霖下野，惩办主战罪魁杨宇霆；拥护张学良为首领，改革东三省。此时正好张作霖五虎将之一姜登选（其他四位为李景林、张宗昌、郭松龄、韩麟春）的专车经过滦州，郭松龄下令将姜登选骗下火车，秘密处决。

在公开反奉之前，郭松龄曾对张学良说：“上将军脑筋陈旧，在杨宇霆这帮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力挽回，必须赶走老杨这帮人，父让子继，由我们来干。”张学良虽然也不认同张作霖的一些做法，但还是不敢背叛自己的父亲，却也没有及时开导、劝阻郭松龄。也许是张学良太信任郭松龄了吧，以为他只是发发牢骚，没有想到他真的会造反。

张学良得知郭松龄举兵反奉之后，立刻乘车返奉。在秦皇岛，张学良收到了张作霖的一封电报，开头称呼为“张汉卿先生阁下”，落款则是张作霖及奉天省长王永江。自己的父亲称呼自己为“先生阁下”，这让张学良羞愧难当，差一点投海自尽。回到奉天后，张学良差一点被张作霖枪毙，后来被派往前线与郭松龄疏通。

张学良打电话给郭松龄，结果郭松龄让韩淑秀接。张学良又委托郭松龄的日本医生守田劝说郭松龄，郭松龄说：“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再不能中止。我已经四十二岁，这样的病躯，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痛改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为此，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等做保证人。”

至此，郭松龄已彻底表明了其独力掌控东三省的目的，张学良的劝说工作失败。于是张学良派飞机在郭军上空撒传单，揭露郭松龄盗用自己名义的事实，谴责其忘恩负义。此时，张学良收到了郭松龄的一封信，郭松龄在信中劝说张学良不要“愚忠愚孝”，张学良则回信表示：“良对于朋友主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父亲”。自此，双方只能兵戎相见。张学良内心是非常纠结、痛苦的，在杨宇霆的诱惑下，还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吸毒。

出关之后，郭松龄不再用张学良的名义发布命令，导致部下军心不稳，但由于奉军精锐尽在其掌握之中，所以还是势如破竹，进抵新民屯，与张学良率领的奉军隔着巨流河（辽河）决战。此前，为了挽救即将灭亡的命运，张作霖向日本求援，答应了日本的系列条件。日本方面也与郭松龄接触，希望他能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被郭松龄严辞拒绝，于是日本正式决定援助张作霖，除禁止郭军靠近南满铁路20公里外，还派炮兵穿上奉军军装，直接参战。

郭松龄在军中的权威实际上是建立在张学良的基础之上的，说是“狐假虎威”也不为过，现在与张学良直接对峙，结果使得军心涣散，士兵之间纷纷传着“吃张家，穿张家，跟着郭鬼子造反真是冤家”，导致指挥体系崩溃。12月24日晨，眼见败局已定，郭松龄与夫人韩淑秀离开部队，率卫队向锦州撤退。郭松龄夫妇鹣鲽情深，由于韩淑秀不会骑马，于是郭松龄只好与夫人化装成农民坐骡车逃跑，后躲到农民的菜窖中，最终还是被奉军搜捕出来。

得知郭松龄被捕后，张学良打算救郭松龄一命，但电文还未发出，就收到了张作霖下令将郭松龄夫妇枪毙，郭松龄夫妇已经被处决的电文。事后证明，这份枪毙郭松龄的电文是杨宇霆发出的。1929年，已经执掌东北大权的张学良下令处决杨宇霆。

郭松龄夫妇被处决后暴尸照

张学良对郭松龄夫妇之死非常惋惜。1926年，张学良在一封信中写道：“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鲁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曷极方事之殷，良唯自愧。”张学良认为他前半生大部分胜仗是郭松龄帮忙打下来的，此后遇到棘手的事情常常感叹道：“有茂宸在，哪用我为这份难？”

出于对郭松龄的惋惜，张学良劝说张作霖赦免了参与叛乱的军官及士兵，但还是没能赢得那些认同郭松龄主张的人的支持，其中一位代表人物是齐世英。齐世英后来成为了CC系（以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代表的国民党内一股势力）的重要成员，一直反对张学良。齐世英的女儿齐邦媛以父亲参加的这场“叛乱”为回忆的起点，创作了《巨流河》一书，反映了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书。值得一提的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也参与了郭松龄反奉的行动，最后死于乱军之中。

齐世英

《巨流河》封面（台版）

林长民与林徽因的合照（19，摄于伦敦）

郭松龄反奉是奉系历史上最大的内乱，使奉军的实力严重受损。冯玉祥虽与郭松龄、李景林达成共同反奉的协议，却又在郭松龄举兵之后进攻李景林，致使联盟破裂，也没有对郭松龄施以援手。张作霖与吴佩孚两位大帅在都吃了冯玉祥的亏之后，决定先搁置双方的矛盾，共同解决冯玉祥，于是有了南口大战，冯玉祥战败下野。可是此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已经挥师北伐，主力被牵制在南口的吴佩孚没能及时回师救援，最终只能败走四川。

张大帅虽然随后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登上了国家元首的位置，走上了人生的巅峰，然而因为没有兑现在郭松龄反奉时对日本的承诺，而在撤出北京后，被关东军在皇姑屯炸伤，不治而亡，东北也迎来了少帅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