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尊
由于年岁大了，接到校友会来信后的这些天，我每天都在跑医院打点滴，致使撰文推迟，乞谅！现简记回忆如后。
一、艰难困苦，促使人们觉醒进步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还在沈阳第三高中学习。暑期过后，由于学费没有着落，只好等着母亲回家变卖土地，因此，推迟入学近半个多月时间。这是个人家庭的小困难，而更大的灾难，则是“九一八”事变。“九一八”当夜，我和同学们被炮声惊起，到院中看到炮火从日本站（即沈阳日本租界地）发射出来，划过夜空，袭击北大营东北军驻地。第二天，各校停课，沈阳沦陷。此后，东北逐步沦亡，我即回到在沈阳北关租房的住处。以后在街头又亲见两个日本巡逻兵，围追强奸3人。在房东家住宿的两名日泽北中的女同学，也受到日本兵的欺侮，日军来后屋里一片哭声。那时我的年轻心灵，怒火中烧，悲愤异常，无可名状！在家里坐立不安，真是一天也呆不下去了！10月初，接到住北京（当时叫北平）皮库胡同东北难民收容所的同学康国钧的来信，待沈铁通车，我就在门口向屋里叫一声：“我走了。”我在皇姑屯车站扒上火车，到了北平皮库胡同东北难民收容所，这就是东北中学的前身。
以后，我们唱的歌曲是：“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歌子，确实代表了东北人民当时的悲愤心情！东北军的少帅张学良，由此得到了全国第一个“不抵抗将军”的罪名。我们东北青年大多数也都知道，这是他贯彻执行了国民党首脑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坚决不准抵抗”军令的结果。那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国势日危，民生涂炭；以后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东北的同胞，更是过着非人的奴隶生活。这种历史现实，迫使广大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不得不反复思索，哪里才是救亡图强的出路？！
二、东北中学的成立和该校的师生情况
我是10月份到东北难民收容所的，收容所里主要有东北流亡青年学生和部分教师。据先到的同学讲，他们每天到市府门前喝大锅粥，我到后，已由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接管，并得到张学良资助。每天发10大枚铜板（即两角钱），那时一大枚铜板，可以买一个火烧（烧饼）。11月初，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王化一任校长，孙一民为教务主任，成立了东北中学。以后教务主任改为魏益新，训育主任为谭克实，流亡学生共三、四百名，分编为高三、高二、高一和初三、初二、初一和补习班。学校进行军事训练，聘任东北军官任教练，总教练姓傅，下设3个大队，都有东北军官教练。当时没有教材，发白字本，东北教师教国文、数学、英文、三民主义等。这对东北流亡青年来说，不算什么，不论什么苦，大家都可接受。因为总算有了个家，又可学点知识。教员水平不高，我们业余时间就跑北京图书馆进行自学。学校还有简朴至极的伙食，每个星期六，可以有两块咸菜（大马哈鱼块）。不满意的是，没有现实的救亡政治课，只讲三民主义，还有体罚。一次早操时，不知哪个同学踢出一个球，附近同学都挨了军棍，20大板，给我写信的康国均同学就在挨打后，愤而离校回了东北，据说后来参加东北义勇军抗日作战牺牲了。
我被分配到高二班，班上共有三、四十名同学，1933年夏毕业。当时国事日非，国民党勇于内战，东北军被调往江西参加剿共。国民党讲的是“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谈牺牲”，“言抗日者杀无赦”！小饭馆都贴有“莫谈国事”的标语，人们听到的是马占山在黑龙江抗战失败，日本特务土肥原挟持溥仪到长春，成立满洲国的消息。报纸上，常常开天窗（即临时被删去的抗日言论），同学时感思想苦闷。国民党分子为争夺东中于1932年春发动部分学生闹事，由于多数学生观望，后来他们撤出另立了一个中学。
我们党的力量，那时在东北中学影响很小，后来听李都（当时在补习班学习，后在太行晋中地委任宣传部长，我任组织部长）说，只有一个共青团员陈抗日。可是不少同学，最终还是走上了我们党指引的唯一正确的爱国救亡、团结抗战的革命道路。尽管国民党、国家主义派都对东中下过手，进行过争夺，但当时多数同学对国民党的残暴与腐败的统治是不满意的。有一次老师在讲“三民主义”课，一个小同学就质问，为什么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统治这么多年，这年头“只兴王八不兴龙”呢？这个同志叫张某某，名字我记不确切了。1932年考入中央军校的王廷元等同学，抗战时期，据说参加了对日作战；考入中央政校的张作民（后改为卓明），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以后回国任船舶学院原党委书记；李东英在太行参加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任晋南某县的牺盟会长，后积劳成疾病死；1933年，和我同班毕业后，考入清华的魏兆麟（后改名魏永生）在太行根据地曾任辽县县长，回东北后，在东北人民政府水利局工作，后调中央地质部；考入北京大学的孙瑞符（后改名孙久青），回东北后，主编辽西日报，得癌症逝世；佟城到地质部工作；还有考入师范大学的王仁忱，“一二九”运动中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考入中法大学的刘金石，情况不明；当时东中的多数同学都转入了东北大学，关山复在东中时就和崔益谦同学有联系，向我借阅《新生活》报等进步刊物的崔益谦后转入中央苏区；关山复“一二九”运动后曾任北平西城区委、太行区党委副秘书长，回东北后在吉林省委、东北局宣传部工作，后调中央；冯静安同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负责东北大学党支部工作，抗战时期在太行山辽县县委工作，后病逝；詹金泉据说抗战时期在冀中牺牲；李恩青同学（后改名李正风）回东北后曾任沈阳市副市长；赵天野同学回东北后曾任吉林省委秘书长。除了我们同班的同学外还有其他班的同学，如补习班的杨英杰和我一起从延安回东北后曾任当时老黑龙江省副主席，以后调中央计委，十年动乱中，在湖南省任副省长时去世；补习班的王肃同志，后在晋察冀党校工作，开创老黑龙江省时任黑河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从省委带领一批干部、战士回黑河途中在西岗子被国民党的政治土匪袭击，英勇作战中牺牲；其他同学，如李剑白，同我一道工作，现在二线，任全国人大常委；辽宁的李涛，曾任辽西省副主席和沈阳市委书记，现在大概也离休了。至于当时东北中学的老师，我只记得体育教员马识途同志，他在开创东北根据地市任嫩江省政府第一任秘书长，一天夜里，被闯进省府的国民党特务刺杀身亡。
总之，当时东北中学的青年学生中很大一部分人都经过不同途径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革命道路。我们那一代的东北中学同学，很多人在革命和建设中牺牲了，当然也有少数人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一想起牺牲的人心里就很难过。我们现在这些幸存者，也都是70多岁的人了！但对1931年入东北中学至1933年夏毕业这一年半多时间的生活很是怀念。以后迁往鸡公山的同学，也都经历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对中国各族人民，对东北父老兄弟，没有愧对，所以我称在东中度过的时光为峥嵘岁月。
1991年4月23日
本文作者：原黑龙江省人大主任、省委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