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传的传旨，在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中，只谈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不为二心”，专诸、聂政、荆轲之事不及一语，《战国策·赵策一》中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显然，这不是，还有游侠？，《史记-刺客列传》是一篇类传，依次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立脚点重新审视和关照这五位刺客或劫持者的行迹以及他们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目的，细味全传，尽管这五人的具体事迹并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扶弱拯危，荆柯、高渐离、豫让、聂政…等等，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１这也就是太史公对本传传旨的一种集中概括了。
聂政刺侠累故事就更曲折一些，前边铺叙聂政避仇市井，仲子具酒奉金情事，又在奉金问题上通过仲子固让、聂政坚谢……
聂政刺侠累故事就更曲折一些，前边铺叙聂政避仇市井，仲子具酒奉金情事，又在奉金问题上通过仲子固让、聂政坚谢把“请”和“不许”的矛盾揭示出来，然后再用一段铺叙聂政的心理活动，而以母死归葬收束上文，以感恩图报引起下文，在束上起下的过程中既交代了前段矛盾是如何解决的，又预示了下段行刺活动将怎样展开。“杖剑至韩段”是故事的高潮，写得干净利落而又惊心骇目，令人不忍卒读。后又一波三折，写了聂政姊哭尸为弟扬名的情事，从而深化了传旨。
聂政是轵邑深井里人。他为杀人躲避仇家，和母亲、姐姐逃往齐国，以屠宰牲畜为职业。过了很久，濮阳严仲子奉事韩哀侯，和韩国国相侠累结下仇怨。严仲子怕遭杀害，逃走了。他四处游历，寻访能替他向侠累报仇的人。到了齐国，齐国有人说聂政是个勇敢之士，因为回避仇人躲藏在屠夫中间。严仲子登门拜访，多次往返，然后备办了宴席，亲自捧杯给聂政的母亲敬酒。喝到畅快兴浓时，严仲子献上黄金一百镒，到聂政老母跟前祝寿。聂政面对厚礼感到奇怪，坚决谢绝严仲子。严仲子却执意要送，聂政辞谢说：“我幸有老母健在，家里虽贫穷，客居在此，以杀猪宰狗为业，早晚之间买些甘甜松脆的东西奉养老母，老母的供养还算齐备，可不敢接受仲子的赏赐。”严仲子避开别人，趁机对聂政说：“我有仇人，我周游好多诸侯国，都没找到为我报仇的人；但来到齐国，私下听说您很重义气，所以献上百金，将作为你母亲大人一点粗粮的费用，也能够跟您交个朋友，哪里敢有别的索求和指望！”聂政说：“我所以使心志卑下，屈辱身分，在这市场上做个屠夫，只是希望借此奉养老母；老母在世，我不敢对别人以身相许。”严仲子执意赠送，聂政却始终不肯接受。但是严仲子终于尽到了宾主相见的礼节，告辞离去。
过了很久，聂政的母亲去世，安葬后，直到丧服期满，聂政说：“唉呀！我不过是平民百姓，拿着刀杀猪宰狗，而严仲子是诸侯的卿相，却不远千里，委屈身分和我结交。我待人家的情谊是太浅薄太微不足道了，没有什么大的功劳可以和他对我的恩情相抵，而严仲子献上百金为老母祝寿，我虽然没有接受，可是这件事说明他是特别了解我啊。贤德的人因感愤于一点小的仇恨，把我这个处于偏僻的穷困屠夫视为亲信，我怎么能一味地默不作声，就此完事了呢！况且以前来邀请我，我只是因为老母在世，才没有答应。而今老母享尽天年，我该要为了解我的人出力了。”于是就向西到濮阳，见到严仲子说：“以前所以没答应仲子的邀请，仅仅是因为老母在世；如今不幸老母已享尽天年。仲子要报复的仇人是谁？请让我办这件事吧！”严仲子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说：“我的仇人是韩国宰相侠累，侠累又是韩国国君的叔父，宗族旺盛，人丁众多，居住的地方士兵防卫严密，我要派人刺杀他，始终也没有得手。如今承蒙您不嫌弃我，应允下来，请增加车骑壮士作为您的助手。”聂政说：“韩国与卫国，中间距离不太远，如今刺杀人家的宰相，宰相又是国君的亲属，在这种情势下不能去很多人，人多了难免发生意外，发生意外就会走漏消息，走漏消息，那就等于整个韩国的人与您为仇，这难道不是太危险了吗！”于是谢绝车骑人众，辞别严仲子只身去了。
他带着宝剑到韩国都城，韩国宰相侠累正好坐在堂上，持刀荷戟的护卫很多。聂政径直而入，走上台阶刺杀侠累，侍从人员大乱。聂政高声大叫，被他击杀的有几十个人，又趁势毁坏自己的面容，挖出眼睛，剖开肚皮，流出肠子，就这样死了。
他们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活了下来，有的被就地正法……是什么，一些具体的例子，最好是耳熟能详的，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贯穿了整篇《刺客列传》，因为司马迁认为刺客是义士，这是一篇类传，依次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等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史记·刺客列传》百度地址http还有楼主我给你推荐下《东周列国志》冯梦龙的小说，写的还可以，可以看看。
韩国把聂政的尸体陈列在街市上，出赏金查问凶手是谁家的人，没有谁知道。于是韩国悬赏征求，有人能说出杀死宰相侠累的人，赏给千金。过了很久，仍没有人知道。
聂政的姐姐聂荌听说有人刺杀了韩国的宰相，却不知道凶手到底是谁，全韩国的人也不知他的姓名，陈列着他的尸体，悬赏千金，叫人们辨认，就抽泣着说：“大概是我弟弟吧？唉呀，严仲子了解我弟弟！”于是马上动身，前往韩国的都城，来到街市，死者果然是聂政，就趴在尸体上痛哭，极为哀伤，说：“这就是所谓轵深井里的聂政啊。”街上的行人们都说：“这个人残酷地杀害我国宰相，君王悬赏千金询查他的姓名，夫人没听说吗？怎么敢来认尸啊？”聂荌回答他们说：“我听说了。可是聂政所以承受羞辱不惜混在屠猪贩肉的人中间，是因为老母健在，我还没有出嫁。老母享尽天年去逝后，我已嫁人，严仲子从穷困低贱的处境中把我弟弟挑选出来结交他，恩情深厚，我弟弟还能怎么办呢！勇士本来应该替知己的人牺牲性命，如今因为我还活在世上的缘故，重重地自行毁坏面容躯体，使人不能辨认，以免牵连别人，我怎么能害怕杀身之祸，永远埋没弟弟的名声呢！”这整个街市上的人都大为震惊。聂荌于是高喊三声“天哪”，终于因为过度哀伤而死在聂政身旁。
晋、楚、齐、卫等国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说：“不单是聂政有能力，就是他姐姐也是烈性女子。假使聂政果真知道他姐姐没有含忍的性格，不顾惜露尸于外的苦难，一定要越过千里的艰难险阻来公开他的姓名，以致姐弟二人一同死在韩国的街市，那他也未必敢对严仲子以身相许。严仲子也可以说是识人，才能够赢得贤士啊！”
尽管这五人的具体事迹并不相同，其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缘由也因人而异，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扶弱拯危、不畏强暴、为达到行刺或行劫的目的而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烈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实质则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太史公在本传的赞语中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也就是太史公对本传传旨的一种集中概括了。当然，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立脚点重新审视和关照这五位刺客或劫持者的行迹以及他们行刺或行劫的具体目的，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种新的认识，作出一种新的评价，但这新的认识和评价毕竟不是太史公的。太史公是站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立脚点，带着他特有的身世之感和爱憎，来热烈赞歌他所一再称赏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刚烈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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