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使用的军用地图只有极少量是日军自行测量、绘制的，绝大多数是利用偷窃、缴获中华民国测绘的地图翻版印制的。成洋收藏的30张侵华日军印制的长沙地区地图，基本上是根据中华民国当局测绘的地图而来。
长沙东、北部重点乡镇和关隘都专门单独绘制了地图，连一条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都可以在地图里找到，“日军70多年前绘制的长沙地区地图，精密、详尽，有些地图至今还很准确”。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8年前，爱好收藏的市民成洋先生在一家古玩市场淘得30张侵华日军长沙地区地图。
涉及战略要地的地图都有编号并特别注明“军事机密”字样
30张发黄的老地图上大多有些水渍的痕迹。说起这些地图的由来，成洋告诉记者，8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古玩市场转悠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兜售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我想着这些地图不仅具有收藏价值，而且有警示和教育意义。就硬缠着那位老人，最终买了下来。”
30张地图中，有17张的背面有某测绘局收藏的印章和收藏文件编号。“这些地图当时既能作为民用地图，也可作为军用地图使用。”成洋淘得这些地图后，曾找到湖南省测绘局有关专家鉴定，专家们都称这些地图绘制真实可靠。“可见当时日军为侵略中国，在侦察和勘测上下足了功夫。”
这些地图主要涉及长沙城区和长沙、宁乡、浏阳、湘阴、益阳、沅江、平江、湘潭等周边地区。有长沙城区、青山市（今长沙县青山铺镇）、金井（今长沙县金井镇）等战略要地等10张地图特别注明了属于“军事机密”字样。同时，这10张地图也有编号，长沙城区地图的编号为“长沙九十一号”，宁乡县地图编号为“衡州一号”。
每一张地图上都注明了测图、制版和印制时间，如长沙城区地图就标明是中华民国8年（19）测图，昭和（1938年）制版等字样。测图时间最早的是中华民国8年，最晚的为中华民国26年（1937年），时间跨度。其制版和印制时间最早的为中华民国9年（19）5月印制，最晚的为中华民国34年（1945年）6月印制，时间跨度25年。其中，大部分地图在1936年至1938年印制。
“待地图印制完毕，日军发动了长沙会战。1939年9月，日军突破汨罗江和新墙河两道防线，从东、北两个方向直扑长沙而来，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成洋认为，日军前后发动3次长沙会战，绝对不是打到哪儿是哪儿这样简单，确实是依据早前准备好了的地图有备而来。
日制老地图用五万分之一比例尺标明橘子洲头东边对岸码头
30张地图上清晰地标示了不同区域的等高线、标高及战略要冲和交通要塞，就连散落的村庄、独居的农舍、山间羊肠小道、平地小沟渠及其通向何处等也无一不在标注之列，足以说明早在长沙会战前，日军就对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资源、文化、兵要地志进行了大量细致、隐蔽的侦察。
“长沙九十一号”地图标明了水陆洲（橘子洲头）东边对岸所有码头，其中，连接长沙东西两岸、位于橘子洲头上游（当时此段叫牛头洲）的渡口作了特别注明。地图用的比例尺竟是五万分之一，也即是说，地图上的1厘米等于实地500米。“在作战地图中，这是20世纪最精密、最实用的了。”湘江东岸的重要街道都作了标注，湘江西岸的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道路也都标明了分段里程……
在这张地图上，现在位于金源大酒店南边的小林子冲路的东端连接着梓园路。4月30日，记者依据这张地图，很快就从小林子冲路走到了梓园路。“可以说，长沙老城区的主要格局与当年没有什么变化，一些老街老巷都在这张地图里有标注。”成洋多次依照这张地图在长沙老城区穿行，“几乎没有失算过，不得不惊讶日制‘老地图’的精密”。
1942年1月1日凌晨5时，长沙东郊失守，日军开始集结兵力攻击阿弥岭阵地。战况非常激烈，激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只能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撤退中，日军居然从一条小巷奇袭抄了国民党军队的后路，致使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与国民党守军在长沙城区的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积渡等处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和巷战，而这些地名在这张地图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在这些地图中，有一大部分是紧邻长沙东、北两个方向的重要关隘和乡镇详细地图，如浏阳市的镇头镇、永安镇，长沙县的金井镇、安沙镇、梨镇等。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都是从长沙东、北两个方向进攻长沙，几乎每次都是从这几个乡镇狂奔而来。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一路从金井镇驻扎到了长沙东部永安镇，另一路从安沙镇打到了捞刀河镇。1941年12月31日正处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白热化阶段，日军第3师团一路急进，到达梨镇后，就直接徒步从磨盘洲渡过了浏阳河，兵临长沙城下。“这些都说明日军是依据长沙周边乡镇的地图发起进攻的。而且，每次战败后，他们也是依据这些路线有条不紊地后撤。”成洋说，他看过不少三次长沙会战的资料，发现日军进攻和撤退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使用的军用地图只有极少量是日军自行测量、绘制的，绝大多数是利用偷窃、缴获中华民国测绘的地图翻版印制的。成洋收藏的30张侵华日军印制的长沙地区地图，基本上是根据中华民国当局测绘的地图而来。
长沙东、北部重点乡镇和关隘都专门单独绘制了地图，连一条鲜为人知的羊肠小道都可以在地图里找到，“日军70多年前绘制的长沙地区地图，精密、详尽，有些地图至今还很准确”。1939年9月到1942年1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8年前，爱好收藏的市民成洋先生在一家古玩市场淘得30张侵华日军长沙地区地图。
涉及战略要地的地图都有编号并特别注明“军事机密”字样
30张发黄的老地图上大多有些水渍的痕迹。说起这些地图的由来，成洋告诉记者，8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家古玩市场转悠时，看到一位老人在兜售侵华日军使用的军用地图。“我想着这些地图不仅具有收藏价值，而且有警示和教育意义。就硬缠着那位老人，最终买了下来。”
30张地图中，有17张的背面有某测绘局收藏的印章和收藏文件编号。“这些地图当时既能作为民用地图，也可作为军用地图使用。”成洋淘得这些地图后，曾找到湖南省测绘局有关专家鉴定，专家们都称这些地图绘制真实可靠。“可见当时日军为侵略中国，在侦察和勘测上下足了功夫。”
这些地图主要涉及长沙城区和长沙、宁乡、浏阳、湘阴、益阳、沅江、平江、湘潭等周边地区。有长沙城区、青山市（今长沙县青山铺镇）、金井（今长沙县金井镇）等战略要地等10张地图特别注明了属于“军事机密”字样。同时，这10张地图也有编号，长沙城区地图的编号为“长沙九十一号”，宁乡县地图编号为“衡州一号”。
每一张地图上都注明了测图、制版和印制时间，如长沙城区地图就标明是中华民国8年（19）测图，昭和（1938年）制版等字样。测图时间最早的是中华民国8年，最晚的为中华民国26年（1937年），时间跨度。其制版和印制时间最早的为中华民国9年（19）5月印制，最晚的为中华民国34年（1945年）6月印制，时间跨度25年。其中，大部分地图在1936年至1938年印制。
“待地图印制完毕，日军发动了长沙会战。1939年9月，日军突破汨罗江和新墙河两道防线，从东、北两个方向直扑长沙而来，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成洋认为，日军前后发动3次长沙会战，绝对不是打到哪儿是哪儿这样简单，确实是依据早前准备好了的地图有备而来。
日制老地图用五万分之一比例尺标明橘子洲头东边对岸码头
30张地图上清晰地标示了不同区域的等高线、标高及战略要冲和交通要塞，就连散落的村庄、独居的农舍、山间羊肠小道、平地小沟渠及其通向何处等也无一不在标注之列，足以说明早在长沙会战前，日军就对长沙及其周边地区资源、文化、兵要地志进行了大量细致、隐蔽的侦察。
“长沙九十一号”地图标明了水陆洲（橘子洲头）东边对岸所有码头，其中，连接长沙东西两岸、位于橘子洲头上游（当时此段叫牛头洲）的渡口作了特别注明。地图用的比例尺竟是五万分之一，也即是说，地图上的1厘米等于实地500米。“在作战地图中，这是20世纪最精密、最实用的了。”湘江东岸的重要街道都作了标注，湘江西岸的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在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汉字，山顶制高点和山腰等高线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标明了若干米，所有道路也都标明了分段里程……
在这张地图上，现在位于金源大酒店南边的小林子冲路的东端连接着梓园路。4月30日，记者依据这张地图，很快就从小林子冲路走到了梓园路。“可以说，长沙老城区的主要格局与当年没有什么变化，一些老街老巷都在这张地图里有标注。”成洋多次依照这张地图在长沙老城区穿行，“几乎没有失算过，不得不惊讶日制‘老地图’的精密”。
1942年1月1日凌晨5时，长沙东郊失守，日军开始集结兵力攻击阿弥岭阵地。战况非常激烈，激战中，国民党军队损失惨重，只能向侯家塘、小林子冲边打边撤，撤退中，日军居然从一条小巷奇袭抄了国民党军队的后路，致使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队几乎全军覆没。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与国民党守军在长沙城区的开福寺、上潘家坪、唐家巷、上大垅、湖积渡等处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和巷战，而这些地名在这张地图上一眼就可以看到。
在这些地图中，有一大部分是紧邻长沙东、北两个方向的重要关隘和乡镇详细地图，如浏阳市的镇头镇、永安镇，长沙县的金井镇、安沙镇、梨镇等。三次长沙会战，日军都是从长沙东、北两个方向进攻长沙，几乎每次都是从这几个乡镇狂奔而来。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一路从金井镇驻扎到了长沙东部永安镇，另一路从安沙镇打到了捞刀河镇。1941年12月31日正处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白热化阶段，日军第3师团一路急进，到达梨镇后，就直接徒步从磨盘洲渡过了浏阳河，兵临长沙城下。“这些都说明日军是依据长沙周边乡镇的地图发起进攻的。而且，每次战败后，他们也是依据这些路线有条不紊地后撤。”成洋说，他看过不少三次长沙会战的资料，发现日军进攻和撤退的路线“惊人的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