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讲稿-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二》是一本由许子东著作，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元，页数：450，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许子东讲稿-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二》读后感(一)：论文好看 八卦好玩
在喜马拉雅上订了《许子东：细读张爱玲》，比眼前这本书的张爱玲部分丰盈，所以更被后两部分吸引。 尤其是几篇关于郁达夫的论文，有广度，有深度，相当精彩，促使我第一时间找来廿五年前读过后再未重温的郁达夫小说翻看，刷新了我对郁达夫的认知。 书末附的三篇讲座录音，可以用“好玩”来形容，有不少文人“八卦”，看得我颇欢乐。
《许子东讲稿-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二》读后感(二)：《许子东：张、郁、香港文学》读书笔记
《一个故事的三种讲法：重读<日出>、<啼笑姻缘>和<第一炉香>》：
①共同点：都是描述一个女人如何贪图金钱而沉沦堕落的作品，三个主人公（陈白露、沈凤喜、葛薇龙）都是年轻貌美学生背景，都放弃了背叛了自己的情感原则。
②不同点：《日出》着重写纯洁女人的无辜与厄运，符合代表了要求社会变革的主流意识形态；《啼笑姻缘》提出下层女子的道德缺点，既满足有惩戒了小市民的虚荣梦；《第一炉香》解析女人的更普遍弱点，在抽象层面现实人受虚荣情感支配无法解脱在历史层面表达了对都会小市民尤其是女人的生态心理的理解和同情。其中凤喜贪钱是理性的因为贫穷的家人一直在教育他钱的重要性，还理智计划出嫁军阀后熬十年熬出头的前景，葛薇龙却在理智上一直清醒地看到堕落的危险，张恨水张爱玲对人性的堕落和情与理无意识和道德的关系上分析正好相反，相比之下理性地堕落比较难原谅，情感的迷失较难逃脱。
③五四主流文学爱情模式：一是书生拯救风尘女子（郁达夫《迷羊》曹禺《日出》），二似乎书生创造新女性（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矛盾的《创造》，《啼笑姻缘》），三十书生为村街女人所救（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迟桂花》，施蛰存《梅雨之夕》）。一类模式里周冲、觉慧见证旧传统的衰落，方达生见证西化都市的腐败，但是这类男人都不太了解他们所拯救的女人；二类模式，和一类一样自上而下服饰他们的女人，一类中的女人堕落风尘，二类的女人可以从旧婚姻家庭中逃脱出来，女人在这里不是性欲的对象而是感化教育启蒙的对象，这种启蒙模式的爱颇能象征五四知识分子想象中他们和民众的关系（按：救亡是国族人群在那个时代的迫切需求，也反映出为何后来集体转向红色激变式社会变革的态度，但是其中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衡量和与社会接轨仍带着先天天真的色彩，所以在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遭遇的尴尬和绝望也是可想而知的。是否也能联系到，知识分子关心社会拯救民族，他所说的话所追求的事情才有正当合理性而可以接受女人和人民的仰望，正如现在微博上的点鼠标各种公知）；第三类是书生自身陷于精神的苦闷中遇上冰清玉洁的女人，他们以同情帮助的姿态去接近这些女人，最后克服和净化自己的情欲苦闷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但是女人怎么想的却并不重要，属于主观情绪的对象化。三种模式两个共同点，一是男主人公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五四新潮，二是女人冰清玉洁否则怎么值得去救怎么可能被创造怎能帮男主人公达到情欲净化。
④张爱玲与五四主流文学的话语差异：在张爱玲看来五四主流文学是歌颂超人的而她则更关心常人，笔触深入妇人性与人性的普通弱点：情欲嫉妒虚荣疯狂“弄文学的人向来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才是前者的地址又知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的安稳一面则是有着永恒的意味”在整个社会主义完全没钱的人和钱太多的人之间斗争，张爱玲却注意到了介乎两者之间的人们的重要性，五四文学最多最出色的是知识分子（革命先锋）与农民（革命主力），张爱玲写小市民不仅批判他们的虚荣软弱，更是认同肯定他们日常欲望的合理性。张爱玲通过谈音乐来说五四的缺陷“大规模的交响乐……是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一个人的生意都变了它的生意，前后左右呼啸嘁嚓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深宏远大，又像在初睡醒的时候所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
《保尔、于连和麦田守望者》：非常好的文章，但是许老师只在文学上做分析而没有再道德和哲学上深入发掘。
《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谈<红旗谱>、<灵旗>、<大年>和<白鹿原>》：
①《红旗谱》由六个要素组成：三个不同身份人群：乡绅、贫农、教书人，在三种不同政治文化势力：国、共、乡村宗法组织，之间的选择和被制约，贫农和读书人与共联手，对抗国和乡村宗法的同盟。小说的国共之争，依据乡间贫富对立、种姓冲突有关，构成一家皆赤一家皆白的局面；宗法制度和忠义内容相分离，也是宗法（制约和压迫）属于国，传统道德属于共。
②《灵旗》、《红高粱》在红旗谱模式的六要素里加了一个匪的要素，救活了红色题材，土匪能救活红色题材原因有两个，一是土匪强盗精忠报国的故事上接水浒传的英雄传统，下合民众广泛的侠义趣味既有行为的传奇性又确保道德的正义，这种土匪英雄文学其实远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历史故事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土匪英雄角色既不必像党的干部正面形象那么言行有规范也不会像知识分子般彬彬所以他们的为所欲为政委帮助当代中国先锋派作家宣泄对荒诞血腥粗鄙等丑怪美的现代主义审美欲望（按，其实华族男子自古，耕耘受系于田亩，洗脚上田又受限于宗法道德，挣脱土地又受制于身份地位，于是在外族威胁社会地位竞争和性欲的不得释放双重压抑中，所以文人和名妓是最潇洒浪漫的，所以在所有文学里最津津乐道的是《四郎探母》、《三请樊梨花》这种征服外邦异族女子的题材，到现在如果娶进外国老婆也是个令人扬眉吐气的事儿，甚至说近年波西米亚风的兴起也跟钟爱异族女子的风情有联系。另外这种匪气十足的形象，无论是真正的土匪还是有匪气缺点的领导都是很受欢迎的文学形象，一个本质善良的土匪最后是被吸收进队伍改正以前错误的习惯成为有匪气的领导，一个有匪气的领导一定是有个作风正派道德高尚武艺超凡的政委制约的，所以现在有些地方管老婆叫政委。其实真正的土匪和有匪气的领导在建国之后都是活不成或是活不顺利的，所以土匪形象的兴起是创作和读者双重同谋的一场全民的大意淫，非攻即受攻受兼备全攻全受，无限的攻受情结里男子气概得到伸张，性欲得到发泄，社会得到和谐。但是这之中要提一下的是女性读者女性观众，因为女性观众在全民追捧土匪的时候是被忽略的一个人群，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推崇匪气的男人。）
《后殖民小说与香港意识》：黄碧云、李碧华、董启章、骆以军、西西、亦舒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香港作家，但是我会想香港作家的创作会否受制于香港文化环境的自说自话而孤芳自赏呢？香港意识和香港风格的形成是非常宝贵的但又是非常单薄的，即使是融入了后文《香港小说中的北方记忆与革命想象》这种对于陌生文化的关注，也不能说是完全被大陆视角读者接受的作品，这样作品既是新颖的又是尴尬的。美籍作家谭恩美的作品《喜福会》，是生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但是缺乏与主流中文读者共鸣之处。像这种香港、澳门、外籍中国作家的作品只能说新颖，令人印象深刻，但是没法做到全华族的共鸣，也没法做到全世界的共鸣，李安的电影还好一点。反观为何传统意义文学名著里的《悲惨世界》、《安娜可列尼娜》和新近的《百年孤独》、《瓦尔登湖》这种世界性都受到推崇能达到全人类的共鸣，我想华人文学创作还是应该在宗教和人性道德之上下足功夫，弄清楚什么是既有华人色彩又是全人类共通的情怀。其实我经常也期待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北欧的朋友他们能写点什么东西能反应华人到当地的观念冲突的，中国人的气质和传统与《On the road》《Like a rolling stone》《永别了武器》《麦田守望者》里是那么那么的不同，但这个事绝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能做出成绩的，要一代一代持续下去这种关注才能有所获得。
《附录》：形成文字之后看主持人阿忆的功底和技巧太差了，经常是提问用了三百字，许子东回答用了六个字的局面。在复旦和北大的讲座很好，料足，也精彩。
《许子东讲稿-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二》读后感(三)：许子东《从呐喊到流言》
二○○○年十月下旬在香港举行的“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第一场讨论便出现纷有争议的话题：张爱玲是否已经(或正在)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研讨会的讨论，显示海外与内地学者在张爱玲的文学影响、文学史地位等问题上，存在着相当明显而且重要的分歧。
研讨会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办，召集人是刘绍铭、梁秉钧和许子东。在第一场学术讨论会上发言的有郑树森、王德威、温儒敏、刘再复、夏志清和黄子平。郑树森的论文以“夏公(志清)与张学”为题，高度赞扬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术价值与深远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夏志清就没有今天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四十年过去了，海内外新撰现代文学史数百种，但夏著仍是权威版本。王德威则用“重复、周旋、衍生的叙事学”理论，再次以流动细丽的学术笔调，叙述几十年来张爱玲传统在两岸三地的变化发展，“世纪末张腔此起彼落，张学方兴末艾”。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和香港城市大学客座教授刘再复的发言，则显示了很不相同的学术风度与观察视角。温儒敏以详细的资料评述“近二十年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指出虽然张爱玲文集的正版、盗版合计起来印数已达上百万(如果这个统计属实，则张爱玲大概是鲁迅、金庸之外拥有最多读者的现代作家)，但其作品内涵却在文化生产、商品炒作中层层剥落，成为九十年代流行文化符号。刘再复则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说“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挑选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彷徨，然后把票投给鲁迅。这是因为，这两位文学天才，一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鲁迅；一个却未把天才贯彻到底，这是张爱玲。张爱玲在去国后丧失艺术独立性，成为‘夭折的天才’”。刘再复的观点立刻引来夏志清的回应。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如果天折，鲁迅更加失败。张爱玲“夭折”是为了生活，鲁迅晚年为人利用做左翼领袖更不可取。刘再复、夏志清的争论关系到对现代文学史的基本价值判断取向，因而引起与会者浓烈兴趣。是日百余人的研讨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很多与会者站在墙角，门外更有很多学生和远道来屯门的客人要登记等待入场。甘阳次日在报上撰文：“昨日在岭南参加张爱玲研讨会，与会者之多，为香港所罕见。”
最初将张爱玲与鲁迅比较的倒不是海外的张迷，而是国内的新锐学人。比如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费勇在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张爱玲传奇》中写道：“鲁迅是一位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比较合适的说法是，张爱玲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仅此而己。”(广东人民出版社，105页)王晓明在张爱玲去世时也撰文：“倘就学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明报月刊》，一九九五年第十期。)虽然好像扬鲁贬张，但在特定文化学术气氛中，将鲁张并提，已经有强调张爱玲影响的意思。但耐人寻思的是以往也有“沈从文热”、“老舍热”、“钱钟书热”，何以从来没有人将这些作家与鲁迅比较？为什么张爱玲的对左翼主流传统的挑战好像特别危险，需要引起格外的焦虑呢？我在《明报月刊》纪念“五四”八十周年(一九九九年第五期)的文章中也谈过这个问题：“他/她的重要作品都不多，却都被人越读越大……同世纪的作家很难避开这两个神话的影响。虽然两人各有大量拥众追随模仿，他/她的内心却一样孤独、绝望、悲凉。”现代文学界中过去只有鲁迅研究被称为“鲁学”，郑树森论文现在回顾“张学”(我没有听说有“老学”或者“沈学”，有“钱学”一说，但以研究《管锥篇》为主)。民间网址163．com/Literature上题目五花八门，但只有两个作家专题，即《鲁迅论坛》与《张迷客厅》(论坛与客厅之别，也耐人寻味)。刘再复在会上感慨地说，“我好不容易才刚刚走出鲁迅的神话，希望不要再为张爱玲制造新的神话”。然而文学神话并不完全是人为制造，背后总有些文化思潮、意识形态及历史选择的必然因素。张爱玲与“五四”大时代格格不入，后来人们反省“五四”以后的现代性诉求，才发现张爱玲早有预言，恰中主流之弊。我是直到一九九三年和汪晖、孟悦等一起在洛杉矶加大参加李欧梵教授主持的有关“五四”现代性的讨论时才意识到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其实鲁迅神话几十年来也诸多变迁，远的不说，黄子平就注意到八十年代年轻研究者眼中反抗绝望的存在主义的鲁迅，在九十年代又变成以笔为旗痛斥乏走狗的鲁迅了。在某种意义上，“神话”与“传奇”或许是相关联的：正因为鲁迅被反复塑造为批判社会的精神战土(而不是早期的苦闷彷徨者)，张爱玲那以传统技法与现代主义强调“日常生活”的女性感觉传奇，才越来越构成某种对话、补充与挑战。被认为是“结束了鲁迅研究的陈涌时代”的王富仁，曾将张爱玲称为“女的鲁迅”。王德威在这次岭南研讨会上的概括更加传神：“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从呐喊到流言……”
研讨会有两场具体的文本分析。电影场有朱天文、李小良、何杏枫分别讨论《海上花》、《半生缘》与《倾城之恋》的剧本改编及拍摄细节。郑树森在讲评时还透露有关张爱玲本人处理《倾城之恋》电影版权问题的一些第一手材料。小说场有黄子平、陈清侨、林群谦、许子东各自解析张爱玲作品中的服饰、饥饿感、女性形象与物化意象。黄看张服，别具慧眼，处处见到东方主义与反东方主义的理论困境。陈述饥饿，拓展文本，贯穿文化批评方法。林群谦逆写女性形构，更多专门术语名词。许子东试析“以实写虚”技巧，咬文嚼句，解读张爱玲与钱钟书及鲁迅颇不相同的意象文字。讲评人郑培凯、陈国球或者借题发挥，或者学院功夫，各自精彩。(黄子平、许子东和上午王德威的论文，以及次日王安忆、朱天文、苏童的发言稿，都发表在近两期的《文学世纪》月刊上。)
次日(十月二十五日)上午的两场研讨会，则分别从空间、时间不同角度展开讨论。“地域场”有梁秉钧、林俊颖和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科目主任藤井省三分述张爱玲文学在香港、台湾及日本的不同影响。林俊颖在题为(谁是张爱玲在台湾的接棒人》的发言中，将张爱玲在台湾文学中的偶像地位解释为“边缘身份”和“世俗童女”。梁秉钧的论文则详述从五十年代到世纪末张爱玲在香港文学及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实际影响。而王安忆与王璞的作家讲评，又一次使人们看到张爱玲在大陆与海外的不同形象和不同符号意义。为什么张爱玲在香港象征纯文学。在台湾成为经典偶像，在大陆——如王安忆所说——却主要是都市消费文化符号？或者大陆太多厚重尖硬的文学，所以喜爱或警惕张爱玲的读者，都太强调其轻柔华丽的一面，其实却忽略诸如《中国的日夜》那种张爱玲式的时代忧患；也可能从香港、台湾或海外的边缘视角反而更能感受张爱玲的预言：“时代是仓猝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在研讨会的“文学史”专场上，王宏志提交了两万字的长文《张爱玲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评述大陆几十年来各种文学史如何书写或缩写或不写张爱玲。陈炳良对张爱玲研究的省思以神话为工具。陈子善的发言则提醒人们注意张学的资料基础相当不足，与大陆多家出版社争夺鲁迅文集的已被官方垄断的注释权恰成对照，海内外至今仍无一种可靠的“张爱玲全集”，地摊书店却有五花八门的盗版。张隆溪和王德威的讲评则又将有关资料的讨论纳入理论层面。
整个研讨会的高潮是最后一场大型公开座谈“张爱玲与我……”。这个由刘绍铭教授设计的题目其实也是筹备此次会议的最初构思：有感于两岸三地这么多作家受到张爱玲的影响而且又为这种影响所焦虑，所以刘教授颇希望作家们能够“现身说法”，谈谈“张爱玲与我”。六个点的省略号则是也斯和我加上的，留些余地和空间，作家们甚至也可以说：张爱玲与我有什么关系？在几百人济济一堂、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公开座谈会上，焦点人物自然是八十高龄的夏志清教授。夏志清的意识流发言中有一句话听来平常，其实颇有分量：“我很高兴看到张爱玲成了中国文学史(注意：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笔者)的一部分。”因为《长恨歌》而获茅盾文学奖，而且在大陆一百位评论家评选的九十年代最优秀十位作家中名列第一的王安忆，反复重申她与张爱玲的不同：“我可能永远不能写得像她这么美，但我的世界比她大。”相形之下，朱天文《花忆前身》，毫不掩饰她对张爱玲(爱屋及乌，甚至也对胡兰成)的崇拜之情。前一天她在讲到因《荒人手记》获奖而看到台上横幅同时写有张爱玲与自己的名字时，哽咽失语，会场一片肃静，只听见摄影机的声音。而在朱天文发言时一直表情紧张地坐在旁边的散文家蒋芸，稍后激情发言“为张爱玲叫屈”，批判胡兰成。蒋芸认为张爱玲一生嫁错两个男人，而胡兰成更似梦魇般使张爱玲的艺术生命萎谢。蒋芸一番自称“女人心眼”的大实话，获得会场最热烈的持久的掌声。苏童、须兰虽然没有这样激动，却也真切具体感性地道出他们对张腔张派的想法。梁秉钧则以作家身份(也斯)角度独到地讲述他的“反墓志铭”。颜纯钩在《香港女作家的天地因缘》的题目下，分别梳理亦舒、李碧华、钟晓阳及黄碧云与张爱玲文学之间的微妙关系。有趣的是，一般当代作家如被人评为有“鲁迅精神”、“老舍语言”或“沈从文风格”等，大都会感到光荣自豪。何以被认为是张派的作家，却不是“划清界线”就是“叛逃前身”，甚至有意无意都对张的影响感到焦虑？是否因为作家们不愿被太有魅力的前人身影湮没？或许人们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仍有困惑？王德威最后以《“祖师奶奶”的功过》为题作结(我知道这是刘教授“派”的题目)：“事实上在座的这批所谓张派的作家已经走出张爱玲的阴影，发展出不同于以前张派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
在香港弄文学和学术，基本上是小众活动，同行们也已习惯了寂寞工作。这次研讨会却罕有地获得很多报纸及电台电视传媒的报道。比如《明报·世纪版》就有连续六天的“张爱玲周”，系统发表王安忆、许子东、王德威、朱天文、夏志清的文章、采访以及公开座谈的发言摘要。《文学世纪》月刊也接连两期专辑刊出会议论文。有位医生在专栏中这样写道：“大学内讲座实在太多。在这重商轻文的社会里，文学讲座更是票房毒药。一个星期三的下午，一个普通话的讲座，却吸引了这么多的听众，实在有些意外。”
三年前在台北也有张爱玲研讨会，学院气氛很浓，基调是分析偶像解读经典。现在在香港讨论张爱玲，汇集各方专家(《亚洲周刊》说是“凝聚全球华人文坛及国际精英”)，也显示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与重要分歧。我以为这是我们的收获。我真希望几年之后在上海也能召开这样的研讨会。毕竟，上海是最应该纪念张爱玲的城市。
《许子东讲稿-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卷二》读后感(四)：许子东《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
物化苍凉——张爱玲意象技巧初探
许子东
笔者数年前曾有论文《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载《文艺理论研究》 1995 年第6
期），本文中的部分论点甚至论据引文，有些曾在那篇文章中提及。不过《重读》的主要篇幅是讨论张爱玲与五四文学主流及鸳鸯蝴蝶派之复杂关系，涉及张氏意象结构的部分并没有引起同行们的特别注意。也可能是我自己没说清楚，但始终心有不甘。于是今天再次讨论张爱玲的“以实写虚”逆向意象文字，并试图与钱钟书、鲁迅的意象文字作一些比较。
一
叶兆言曾经回忆他在读研究生时，常和同学“争得莫名其妙”:“为了写学位论文，就好像寻找伴侣私定终身，我和老同学为钱钟书与张爱玲谁的小说更好，一定要争出是非。结果只能在两者之中挑一个，我选择了钱钟书，老同学敲定张爱玲。……那时候，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下狠心翻旧报纸，读那些早就过期的杂志，……在那些发黄的纸张里，我翻到张爱玲的文章，真是幸运。……张爱玲的文章属于那种人眼睛一亮的作品。我忘不了当时无论是我，还是那位老同学，只要一看到张爱玲的东西，必定提醒对方不要错过，事实上我们也不可能错过，于是这种提醒便演变成了对张爱玲作品的讨论。”①
评论家中也常有人将张爱玲与钱钟书比较，譬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凭张爱玲灵敏的头脑和对于感觉快感的爱好，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钱钟书善用巧妙的譬喻，沈从文善写山明水秀的乡村风景；他们在描写方面，可以和张爱玲比拟，但是他们的观察范围，较为狭小。”② 费勇在其相当畅销的《张爱玲传奇》 中则认为：“现代中国作家中，也许只有钱钟书小说中的譬喻，精彩程度能超过张爱玲。钱钟书的譬喻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冷嘲，有著大学者的智慧，大智者的幽默；而张爱玲的譬喻充满了真正的女性意识，象一个冷静的敏锐的旁观者不经意的述说。”③
我因为教书的缘故，不免也要在课堂上比较张爱玲钱钟书的文字。目的不在价值判断，“大智者”或“女性意识”等概念也很难界定，倒是不断注意到一个相当技术性的间题：我发现张爱玲与钱钟书在设置譬喻营造意象时，喻体与本体（意象与被象征物）之间的位置关系常常是颠倒的——
沈太太的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带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象侦探小说里的谋杀案的线索…… ④（《 围城》 ）
她又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象丝袜上的一道裂痕，阴凉的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⑤（《 色、戒》 ）
钱钟书譬喻中的本体是实在的具象，是“女人的嘴”、“牙齿”和“胭脂”，喻体则是抽象的“侦探小说谋杀案线索，”；张爱玲笔下的形容的是女主人公的情绪感受，意象却是具体实物：丝袜上的裂痕。
类似的例子很多：
她只穿绯霞色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袜，漏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⑥
女人的大眼睛只是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⑦。
……鱼象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象潜水艇士兵，会长时间伏在水里……⑧
在钱钟书这些已经被人反复引用和称赞的名句中，“鲍小姐的身体”、“女人的眼睛”、“餐桌上的鱼肉”等，都是被描绘的具象实体，用以形容这些实体（肉体）的“局部真理”、“政治家的大话”以及“海军陆战队”、“潜水艇士兵”则都是较抽象的事物。而在张爱玲的譬喻和意象中，次序正好相反：
梁家那白屋子粘粘地融化在白雾里，只看到绿玻璃窗里晃动著灯光，绿幽幽的地，一方一方，象薄荷酒里的冰块。⑨
（太阳偏西后的半山）大红大紫，金丝交错，热闹非凡，倒象雪茄烟盒上的商标色。⑩
……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象朵云轩信笺上的一滴泪珠。○11
绿雾白房子、黄昏山景和几十年前的月亮，都是离叙事主体较远较虚的风景（乃至想象），喻体却是物化的意象：酒中的冰块、雪茄盒子、信笺泪珠——具体，细致，而且大都是室内用品、衣服或装饰。王安忆将张爱玲的这种笔法称之为“以实写虚”，因为一般的文学比喻，大都借用离叙述主体较远较间接的事物来形容描述眼前的具体实景。在这个意义上，张爱玲的很多意象都有些“逆向”营造——○12
整个的山洼子象一只大锅，那月亮便是一团蓝阴阴的火、缓缓地煮著它，……
整个世界象一个蛀空了的牙齿，麻木木的，倒也不觉得甚么，只是风来的时候，隐隐的有一些酸痛。○13
钱钟书的譬喻在结构上以远喻近，以抽象形容具体，他把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远，“长途运输”，所以出人意表巧妙奇绝。人说女人的眼睛象星星宝石象月亮，他说象“政治家的空话”。——对常规联想逻辑冲击太大了，所以每个譬喻之后必须立刻附上说明：因为都是“大而无当”，所以女人眼睛和政治家空话才可以并置（一箭双雕，也满足了读书人对政治的轻蔑感）。人们都会形容性感的女性胴体如花似火象魔鬼，钱钟书却说是“局部的真理”，因为都有“赤裸裸”的特征。要形容不新鲜的鱼肉，谁会想到“海军陆战队”和“潜水艇士兵”？但只要有“登陆”、“伏水”等合理中介，钱钟书的譬喻就可以跨领域跨类别地远距离操作了。
钱钟书的譬喻在结构上以远喻近，以抽象形容具体，他把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远，“长途运输”，所以出人意表巧妙奇绝。人说女人的眼睛象星星宝石象月亮，他说象“政治家的空话”。——对常规联想逻辑冲击太大了，所以每个譬喻之后必须立刻附上说明：因为都是“大而无当”，所以女人眼睛和政治家空话才可以并置（一箭双雕，也满足了读书人对政治的轻蔑感）。人们都会形容性感的女性胴体如花似火象魔鬼，钱钟书却说是“局部的真理”，因为都有“赤裸裸”的特征。要形容不新鲜的鱼肉，谁会想到“海军陆战队”和“潜水艇士兵”？但只要有“登陆”、“伏水”等合理中介，钱钟书的譬喻就可以跨领域跨类别地远距离操作了。
钱钟书幽默譬喻的基本特点，不仅如上所述，本体喻体间联想距离很远，必须补以逻辑说明，而且本体喻体常呈现性质类别上的强烈反差。最常见的对比是“性”与“学术”。鲍小姐的身体、女人的眼睛与“性”有关，真理与政治家笑话都是学院话题。这类反差在《围城》 中比比皆是，甚至也影响到后来的学院派文人。
我发现拍马屁跟谈恋爱一样，不容许第三者冷眼旁观。○14
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15
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却无能力。○16
以上几段引文，其上下文均发生在讨论拍马屁、吃药和文学欣赏时，所以有关“性”的比喻（恋爱、嫁过的女人、太监）因风马牛不相关而生动传神。虽然钱钟书与张爱玲笔下的比喻本体与喻体位置常常相反，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比喻都不大会在形容A 象B（或B 象A ）之后立即停住，而是总要跟著补上一句，甚至一段文字：钱钟书要补充一句，说明毫不相关的A 为什么象B；张爱玲也要紧跟一句或一段描写，但不是说明B 与A 之关系，而是延伸B 或A 或整个意象的动作性——
季泽正在弄堂里望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象一群白鸽子钻进的纺绸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著翅子。○17
中午的太阳煌煌地照著，天却是金属品的冷冷的白色，象刀子一般割痛了眼睛。○18
晴风吹著的两片落叶踏啦踏啦仿佛没人穿的破鞋，自己走上一程子。○19
在大太阳底下，电车轨道象两条光莹莹的，水里钻出来的曲鳝，抽长了，又缩短了；抽长了，又缩短了，就这么样往前移——柔滑的，老长老长的曲鳝，没有完，没有完，……○20
以上引文有几个共同点：第一，起形容作用的喻体（白鸽子、金属品、破鞋、曲鳝）都是具体实物，被形容的都是特殊情境中的风景（晴天的风、中午的太阳、落叶及太阳底下的电车轨道）。第二，本体之后的补充文字，一定延伸着意象的动作性。风像鸽子，所以能拍著翅子；天如金属，才能象刀子一般割痛眼睛；落叶像鞋，故而自己走路；车轨弯曲如鳝，因此抽长缩短没有完——正是依靠这种动态性，张爱玲将聪明的比喻发展成充满暗示的丰富意象。
二
前面引文中的几段风景，在张爱玲小说中的功能不只是渲染气氛、描写环境或铺排情节。事实上，这些风景都出现在主人公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都渗透了主人公的紧张心情。是刚刚拒绝了情爱的七巧的绝望的目光，在看著季泽走出弄堂，然后看见风象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褂……是振保爱上王娇蕊又犹豫不决倚在阳台栏杆上，才看到落叶象破鞋踏啦踏啦，主人公“只觉得一阵凄恻”；是即将出现封锁切断时空之前，小说才渲染电车轨象生活常规缩短伸长没有完……正因为风景本体已是一种心情，动态的实物喻体便可以将这处情绪转折和高潮意象化。为了讨论这一点，有必要重读《第一炉香》。
《第一炉香》女主角葛薇龙从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学生逐渐陷入“不是替乔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的处境，其间有一个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至少有四个相当关键的转折点，每次薇龙都有选择的机会，甚至可以说她每次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但最后结果却是荒唐。不妨看看上一节引述的几段的“以实写虚”的意象文字，分别在出现在薇龙生活变化过程中的哪些场合哪些时刻。
第一次是葛薇龙初入姑姑在半山的白房子。虽然一开始她就敏感到那里气氛不对，下山已幻觉白房子变了坟山，但为了留在香港读书，她还是决定“睁着眼走进了这鬼气森森的世界”。正式迁入那天“是个潮湿的春天的晚上，……梁家那白房子在白雾里，只看见绿玻璃窗里晃动著的灯光，绿幽幽的地，一方一方，象薄荷酒里的冰块。”○21这个“酒中冰块”意象比“坟山”更加朦胧模糊（代表主人公的心境），也更加丰富有生活引诱（显示主人公的欲望）。
第二次选择是薇龙在衣橱里发现很多衣服，欣喜试衣后“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低声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人，有什么分别？”当晚睡梦中薇龙仍在试衣，“毛织品，毛茸茸的象富于挑拨性的爵士舞；厚沉沉的丝绒，象忧郁的古典画的歌剧主题曲；柔滑的软缎，象‘蓝色多瑙河’，凉阴阴地匝著人，流遍了全身”。这些比喻虽然都不是“以实写虚”（因此也不常被人引用），但仍然充满流动感。睡醒后她决定留下，“看看也好”。
第三次转折是司徒协在风雨轿车里替薇龙戴上金刚石手镯。意味著薇龙“培训期”的结束。“戴手铐”前也有风景预告：“黑郁郁的山坡上，乌沉沉的风卷著白辣辣的雨，一阵急似一阵，把那雨点儿挤成车轮大的团儿，在汽车头上的灯光的扫射中，象白绣球似的滚动。遍山的肥数也弯著腰缩成一团；象绿绣球，跟在白绣球的后面滚。”○22“戴手铐”之后薇龙必须做选择，要么离开，要么嫁人。她犹豫著接近乔琪乔，“她竭立地在他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可是她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她的影子，缩小的而且惨白的”。尽管如此，薇龙仍然顽强地爱著乔琪乔，依然在月光下等待，“她静静的靠在百叶门上，那阳台如果是个官鸟漆小茶托，她就是茶托上镶嵌的罗钿花。她诧异她的心里那般的明晰。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清醒过。”○23这是小说中罕见的一段明净风景，接下去便发现了乔琪乔与丫环偷情。
第四个，恐怕也是最重要的转折出现在薇龙病后。感冒转肺炎阻止了薇龙回上海，最后她又生疑好象生病一半是自愿的。她明明知道乔琪乔不过是一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甚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不合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如何不可理喻？如何心痛？接下去便又是一段绝望的风景：“她躺在床上，看著窗子外面的天。中午的太阳煌煌地照著，天却是金属器的冷冷的白色，象刀子一般割痛了眼睛，秋凉了，一只鸟向岭飞去，黑鸟在白天上，飞到顶高，象在刀子上刮了一刮似的，惨叫了一声，翻过山那边去了。”○24
次日再见乔琪乔，是最后的抉择。乔琪乔驾车来找她，薇龙“正眼也不向他看加紧脚步向前走去，乔琪开著车慢慢的跟著，眼了好一截子”。薇龙身体不好，她停步，车也停下。她以为乔琪会说说什么，却只见乔琪伏在方向盘上，“薇龙见了，心里一牵一牵地痛著，泪珠顺著脸直淌下来，连忙向前继续走去，乔琪这一次就不再跟上来了。薇龙走到转弯的地方，回头望了一望，他的车仍旧停在那儿。天完全黑了，整个世界像一张灰色的耶诞卡片，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25
葛薇龙“为爱情堕落”的过程就在这典型的逆向营造的世界——耶诞卡意象中彻底完成了。马拉美（Stephane Mallarme ）。认为象征主义的艺术“就是一点一点地引出某物以便透露心绪，……或者相反，选择某物并从中抽取‘情绪’(etaed ame )”○26能够细细解析人物心理变化过程已经很难，将主人公心理转折中的微妙心情透露、投射为星月树影风景更加不易。为什么张爱玲总还要在关键的时刻，又将苍凉的风景转化为身边室内触手可及的实物意象呢？
三
我们可从不同的角度，来尝试解释何以张爱玲对“以实写虚”的意象结构情有独钟。一是张爱玲对室内物品，尤其对服饰的持久的特别兴趣。满清的贵族家庭背景使张爱玲有可能接触和刻意讲究诸如衣柜、镜台、茶具、花瓶、首饰之类的室内人工细节。她的同时代人如张子静、何灵、周瘦鹃、潘柳黛等，在各种不同动机的回忆文章中，也都不约而同地会提及张爱玲的服饰，诸如“张爱玲在家中盛装待客”，或者“穿黑旗袍出席首届上海文代会”之类的场景，更成为后来各种张传中的必书情节。而她笔下的人物常常以服装素描出场，最后性情命运又化为衣饰意象——
一个娇小个子的西装少妇跨出车来，一身黑，黑草帽沿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著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一亮一暗，亮的时候像一颗欲堕未堕的泪珠，暗的时候便像一粒青痣。○27
薇龙那天穿著一件磁青薄绸新袍，给他那双绿眼睛一看，她觉得她的手背像热腾腾的牛奶似的，从青色的壶里倒了出来，管也管不住，整个儿的自己也泼出来了；……○28
说是女性意识也可以，但肖红、丁玲甚至生活富裕的冰心都不曾这样处理室内实物具象。现代文学史上恐怕也没有哪个作家，像张爱玲那般在生活和艺术两方面都讲究服饰家具。
事实上很多作家都会利用了服饰、家具等日用品道具来描写人物或铺排情节，张爱玲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只是将这些衣饰的细节处理成为人物性情的外部特征，更将作品关键时刻情绪高潮时的风景描写（太阳、月亮、绿雾白房、晴天的风、黄昏世界等），再物化为衣饰、茶具、烟盒等具象，还因为她颇怀疑（甚至有意混淆）外景与真实、人工与自然之间的界线。在张爱玲看来，自然人工化、心理物品化、生活戏剧化乃至世界的装饰化可能都是都市文化的特点。我曾引用过她的一个观点：“象我们这样生活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海的图画，后看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而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29正是因为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很难划界，所以大红大紫、金丝交错的黄昏山景成了雪茄烟盒上的商标书，月亮与泪珠与缎子香灰无法区分。整个世界既像酸痛的牙齿、又像灰色耶诞卡。也正因为在商标与山景，在泪珠与月亮，在世界与圣诞卡之间很难划界，张爱玲的主人公如葛薇龙，才对现代都市（尤其是香港）会充满了不真实的感觉：
杜鹃花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漂著白色的大船。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的给掺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30
薇龙和乔琪坐汽车道的边缘上，脚悬在空中，望下看过去，在一片空白间，隐隐现出一带山麓，有两三个蓝衣村妇；戴著宝塔顶的宽沿草帽，在那里拣树枝，薇龙有一种虚飘飘的不真实的感觉。○31
看都市香港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感到不真实，在都市香港看田园风景又觉得不真实。重要的不仅是张爱玲写出了双重的不真实，更在于她没有否定这些不真实的感觉，她的人物的这些不真实的感觉是真实的。她的女主人公大都是在情爱抉择的关键时刻，将她们这些对世界对爱情的不真实感哲理化。例如七巧在打翻酸梅汤赶走季泽的那一刻，已经意识到“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是装湖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甚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回事？归根结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32这个道理，薇龙其实比七巧更有真觉领悟，所以她没有拒绝浪子乔琪乔，最终只是自己受苦，不象七巧后来还害子女。而薇龙也正是在下决心嫁给乔琪乔的那一瞬间，才需要美丽的精神混乱，才觉得“整个世界象灰色耶圣诞卡，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真正存在的只是一朵顶大的象牙红，简单、原始的、碗口大、桶口大。”○33
所以张爱玲喜欢物化虚象且充满流动感，第一是因为她本人在生活和艺术上都对服装首饰等实物细节有过人的兴趣；第二是由于她对都市文化“生活的戏剧化”的独特理解；第三还表现她和她的人物关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哲学困惑；最后第四，张爱玲的意象技巧，又和贯穿其作品的美丽的苍凉感有关。请看《第一炉香》 末段女主人公眼中的香港湾仔市场——
她在人堆里挤著，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头上有紫黝黝的蓝天，天尽头是紫黝黝的冬天的海，但是海湾里有这么一个地方，有的是密密层层的灯，密密层层的耀眼的货品——蓝磁双耳小花瓶、一卷一卷葱绿堆金丝绒、玻璃纸袋装著“巴岛虾片”、琥珀色的热带产的榴莲糕、拖著大红穗子竹佛珠、鹅黄的香袋、乌银子十字架、宝塔顶的凉帽；然而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还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是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34
这段文字，既描述了葛薇龙心情的绝望，也渗透著二十四岁的张爱玲的悲观。别的作家揭破美丽的虚假是为了直面惨淡的人生，张爱玲却在领悟苍凉之后仍抓住美丽（尽管只是手势）。别人是在描述这灯与人与货的庸俗麻木后超越为虚空悲凉，张爱玲却是正惟其虚空，所以必须把玩讲究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这些触手可及的葱绿、大红、鹅黄、乌银……
在散文《 谈音乐》 的结尾，张爱玲曾经感慨“商女不知亡国恨”，临窗犹唱“蔷薇蔷薇处处开”，窗外分明是日军警车在上海街头恐怖地驶过：“‘哗！哗！’锐叫，象轮船的汽笛，凄长地，哗！哗……哗！哗！大海就在窗外，海上的别离，命运性的决裂，冷刺人心里去。哗！哗！渐渐远了。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给它到处开起蔷薇花来，是不能想象的事。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说是开著的。即使不过是绸绢的蔷薇，缀在帐顶、灯罩、帽檐、袖口、鞋尖、阳伞上，那幼小的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35
我以为这段文字，可以读作张爱玲对自己“以实写虚”意象技巧的一个理性注解。
前面讨论过的钱钟书的比喻主要是巧妙连接两个不相关事物，通常是从具象到抽象（裸体→真理；嘴唇口红→谋杀案线索）。钱钟书的悲剧感主要贯穿在小说结构里，比喻细节则俏皮促狭幽默。在张爱玲之前也常写景物悲凉气氛的是鲁迅。○36
但鲁迅的悲凉意象景大于物，由实（我的心情）向虚伸展，硬直奇拔，不肯折回——
潮湿的路极其分明，仰看太空，浓云已经散去，挂著一轮圆月，散出冷静的光辉。我快步走著，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著，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象是长嗥，象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著愤怒和悲哀。（《孤独者》 ）。○37
张爱玲也喜欢写月光，当七巧用脚拍打长白脸颊，又要儿子边烧烟边讲房事细节时，媳妇芝寿“隔著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象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38再悲愤的时候，张爱玲的月光也要物化为戏剧脸谱和人工面具，也要照在桌布围屏上。她在有意无意阐发自己的美学及人生观点时也要借实物比方：“我最怕的是凡哑林，水一般地流著，将人生紧紧把握贴著的一切东西都流了去了。胡琴就好很多，虽然也苍凉了，到临了，总象著北方人的‘话又说回来了’，远兜儿转依然回到人间。”○39
毕竟，在月夜旷野中象受伤的狼似地“反抗绝望”，是“个人的自大”，是“独异，是向庸众宣战”。○40张爱玲也有超人敏感领悟苍凉，却有些害怕独自拥有。万燕曾引用张爱玲自己的散文《夜营的喇叭》，来论证作家的对苍凉的感悟与恐惧。兹转录如下：
晚上十点钟，我在灯下看书，离家不远的军营里的喇叭吹起了熟悉的调子。几个简单的音阶，缓缓上去又下来，在这鼎沸的大城市里难得有这样的简单的心。我说，“又吹喇叭了。姑姑可听见？”我姑姑说：“没留心。”我怕听每天晚上的喇叭，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听见。我说：“啊，又吹起来了。”可是这一次不知为什么，声音极低，绝细的一丝，几次断了又连上。这一次我也不问我姑姑听得见听不见了。我疑心根本没有什么喇叭，只是我自己听觉上的回忆罢了。于凄凉之外还感到恐惧。可是这时候，外面有人响亮地吹起口哨，信手拾起了喇叭的调子。我突然站起身，充满喜悦与同情，奔到窗口去，但也并不想知道那是谁，是公寓楼上或是楼下的住客，还是街上过路的。○41
万燕说张爱玲“是没有精神之家的现代人，……不断地在恐惧中支持著自己的孤独”○42。显然，大量琐碎奇绝杂色质感的物化意象，就是在悲惧中支持孤独的主要方法之一；虽然后来的追随者可能只见美丽不知荒凉，绝对不会听见或疑惑“夜营的喇叭声”。这也不奇怪。“月夜旷野狼嗥”的众多模仿者中其实也不乏战士装束的打手或精打细算的精神工程师。不同的是，鲁迅看到他的这些追随者一定会横眉冷对，而张爱玲见到地摊边沙龙里只知“出名要趁早”只是醉心衣饰细节的张迷们，恐怕只会微微一笑。
注释：
① 叶兆言：《她的人生就是一部大作品》 ，《明报月刊》 1995年10 期。
② 夏志清著、刘绍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 年；第403 页。
③ 费勇：《张爱玲传奇》，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2 页。
④ ⑥ ⑦ ⑧○14 ○15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1 页、4 页、51 页、17 页、193 页、189 页。；
⑤ 张爱玲：《色、戒》，《惘然记》，香港：皇冠出版社，1991年，第181 页。
⑨ ⑩ 12.13.18.21－25.27.28.30.31.33.34 张爱玲：《沉屑香• 第一炉香》
，《回顾展Ⅱ》，香港：皇冠出版社，1991年，第273 页、271页、297页、297页、307页、273 页、291页、300页、307页、308页、264页、284页、261页、295页、308页、311页。
11.17.32.38 张爱玲：《金琐记》 ，《倾城之恋》 ，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164页、164页、172页。
16.钱钟书：《释文盲》，《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香港：天地图书，1997年，第47页。
19.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 ，《 倾城之恋》，香港：皇冠出版社，1993 年，第64页。
20.张爱玲：《封锁》，《回顾展Ⅱ》，香港：皇冠出版社，1991年，第452 页。
26.转引自多米尼克•塞克里坦：《象征主义》，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 年，第2 页。
29.张爱玲：《童言无忌》，《天地》月刊（上海）第7 - 8 期，1944 年5 月。
35.39张爱玲：《 谈音乐》 ，《 苦竹》 月刊，第一期，1994年11 月。
36.近来年国内出现了“张爱玲热”，不少评论和传奇都不约而同地将张爱玲与鲁迅比较，并且立刻得出结论：“把张爱玲与鲁迅相比，……显然是不恰当的”。底线大都是“鲁迅是一位能够承担伟大两字的作家。……比较合适的说法是，张爱玲是一位创造了一种独特风格的优秀作家。仅此而已。”（费勇：《张爱玲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05 页）“倘就学术创造的整体份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王晓明：《张爱玲文学模式的意义及其影响》，《明报月刊》 ，1999年第10期）“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演绎得更多的只能是凡人故事，这或许正是我们时代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悲哀，使她成为了极其优秀的作家，而不是伟大作家的局限就在这里。”（万燕：《海上花开又花落》，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其实，近二十年国内也出现过“沈从文热”、“老舍热”或“钱钟书热”，似乎很少听到有评论者将沈从文老舍钱钟书与鲁迅作比较。重要的不是“鲁张并提”的结论，而是否定“鲁张比较”的文学史书写焦虑。是否因为两个作家都写得很少，但早期作品被人“越读越大”？两位作家都悲观绝望，却都拥有无数追随仰慕者；或者因为在鲁迅的反传统的欧化形式男性启蒙救世话语奠定“五四”文学基本走向以后，张爱玲的小市民趣味的传统技巧的女性现代感觉又成了文学史走向的某种转折？那么多不约而同的尊鲁抑张，是否说明事实上张爱玲正在渐渐成为鲁迅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又一个神话？
37.见《鲁迅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26 页。
40.《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年，第311 页。
41.收入《流言》，上海：中国科学公司，1944年12月初版。
42.万燕：《海上花开又花落》，南昌：百化洲文艺出版社，第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