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精选6篇），供大家参考，大家一起看看吧。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1
昨从小阿姨那拿来了因房屋拆迁而寄存在她家的一袋书，发现了其中有一本《史记》。鉴于现今中国有很多专家教授在研读《史记·货殖列传》，欲从中国史学大家司马迁那汲取古代中国的商业社会发展经验。于是我也仔细读了一遍，深有所感。
士农工商，商排最末，本篇亦可说是排在最后。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发达农耕文明的国家是如何蔑视商品经济的。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仍然发现了至今仍是天道的商业文明。“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完全展示了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和市场经济情形；“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些都适用于现今瞬息变化的市场，综合分析各种信息，果断追随市场脉搏；“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正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所言，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工作既是修行，什么事都要用心去做。
在我的上一篇随感中论及了“富”这一话题，感觉自己多是从心理上去感受生活的满足感。太史公则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论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真是一针见血，刺破我辈面皮啊！女的嫁给自己父辈年纪者现如今比比皆是，男的则家无余财可偏要买车去装出一副“富贵容”。这一切虽说是病态，到底可能还是符合人性天道的吧。
“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句话有种《道德经》里“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的意味。一户人家生活条件好了，下一代就会贪图安逸，家境贫寒就会出去闯荡、去冒险。再加上“风险与收益成正比”的天道，他们就有可能发横财而变富。历史的轨迹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又有山川、长城阻隔外族侵袭，于是乎与外界不通独自过上了自给自足、安详舒适的生活。西欧则地势平坦，屡遭他族迫害，自身经济有不好，最后被迫走上了海洋之路，使得现如今英语成了世界语言，蹂躏中国的儿童、少年直至老年人。如果明朝在派出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国内有“饥馑之患”，急需海外贸易补贴家用，那么说不准就是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发现地球是圆的。如果中国国内人民无法生存，中国人再去移民他乡，那么现在我们出国就像出省一样讲普通话，那该有多好啊！
可是历史没有“如果”，历史正随着我写下每一个字时循着天道一往无前，不曾回头……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2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3
史记这本书是西汉时期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写的。他把从黄帝到汉武帝这三千年间所发生的著名事件，以前的故事仿佛又再现了。 这里记载了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说得是沛公刘邦和张良到鸿门拜见项羽，项羽在这儿款待了他们。范增几次向项羽使眼色，可项羽并没有理睬。没办法，范增只好让项庄进去舞剑，乘机把沛公给杀了。张良看后，知道情况有变，马上叫驭手告诉项羽。刘邦假装上厕所，趁机逃跑。正是因为项羽放走了刘邦，不然，谁会跟他抢。
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侯，吃尽了苦头。原来，他曾为一位将军求情，从而的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苦刑，但他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活下来，写史记。司马迁坚持不懈、矢志不俞地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这本书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也让我们明白了许道理，看出人物的性格，如：《尧舜禅让》可以看出大尧品格端正，为了找继承帝位的合适人选，并没有让自己的儿子丹朱继位，而是让品行高尚宽厚仁爱的舜继位。
读这本书可以使我们更加了解历史，别人犯过的错误以史为记，增长我们的知识，使我们懂得更深奥的道理，教人向上。·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4
近年来，我一直在宣传一种观点，中国搞市场经济在技术上对资本主义的经验有借鉴，但作为制度道路的选择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学西方的，更不能认为是西化。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从古代传统商品货币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古代传统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并不首先产生于西方，却是在东方古国——中国。这两天我又一次认真研读《史记·货殖列传》，对上述观点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两千多年前，西汉思想家、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明确批判了“重农耕轻商贾”、“重本抑末”的落后经济思想，主张“农工商虞”并重，提倡发展商品生产，鼓励商品交换。单“货殖”二字就再清楚不过地体现了他的这个思想。史太公说：我们国家资源雄厚，物产丰盛，这是人们的生活源泉。“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他说：人们利用市场规律低进高出，以求盈利谋生，各自努力经营本业，发展社会经济。他还引用《周书》的话，说明为繁荣经济就要鼓励分业经营。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吃的、穿的、用的——老玺注）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他总结介绍了越王勾践用范蠡等人的计策，凭借物价、税收等经济杠杆调节社会经济，取得了极大成功的经验。史太公还精辟论述了经济与政治、与道德、与民风的关系。说：“仓廪实而佑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礼生于有而废于无”。
他还说，富人也好，穷人也好，他们营商出于私利，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过程，使社会经济发展了，这应当看作是贡献。不是常说“发展是硬道理嘛！”所以，他主张政府对商品经济的态度应当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顺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是加以教育。再其次是用法律和规章制度使其规范化。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此外，《史记·货殖列传》通过总结经济事业发达地区和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业绩与经验，论述了大量关于商品经济和市场运行法则的理论与实践。其中包括诸如开发利用资源，提倡产业分工，以及商品经营、商业营销方式与策略等有极高理论价值的思想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还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思想比西方世界最早期的经济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还要早一千多年。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市场经济体制获得迅速发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局限性，又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可克服的前进障碍与困难。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三十多年前起实行改革开放，摒弃了计划经济模式，走上市场经济轨道，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尽管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还不很完善，但已经成功地运用市场经济机制使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成功的典范。
现在，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在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建设上，都面临着许多同样的矛盾和问题，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建设，尤其是新的市场经济制度、法规和市场运行秩序的建设。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做出中国人应有的贡献。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5
我在课余时间看了货殖列传，在该列传中司马迁认为社会经济活动不以人们意志转移的客观过程，因此，即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司马迁所指的货殖，还包括各种手工业，以及农、牧、渔、矿山、冶炼等行业的经营在内。史记中影响最深刻的是，两大著名商业家计然和白圭。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白圭提出的，白圭认为商业成功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善于观察变化和利用变化，他主张利用规律性变化获利，所谓规律性变化就是不要关注引起变化的具体原因，要把握必定如此的变化，白圭提出的“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策略，就是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这里面的规律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弃，价格必定就掉下来了，而价格掉下来，就是上涨的理由，上涨的理由具备，上涨就是迟早的事！只要发生大量的抛售，就买入，至于这种抛售是属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呢？还是巨额投资亏损造成的呢？还是原料涨价引起的不关注，只要人弃，我就取。
另一位商业家计然提出贵极则贱，贱极则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价格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价格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当货物贵到极点时，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至于是什么引起的贵贱变化，这些商业家们并不关注。而我们的投资人则长期沉逆于引起价格变化的原因中不能看清全局，忽视了价格下跌本身就是上涨的理由的规律。
说来说去凌通最想要说是，重要的是把握必定如此的规律性变化，跌多了就是涨，涨多了就是跌这是基本规律。人们都不敢买的时候，都弃之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买入机会这也是规律。不要寻求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一旦有具体的上涨理由和买入理由，实际股票就没有买入价值了，一旦有上涨的理由的时候，人们就不要抛售了，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真正的把握机会一定要在完全看不清具体利多的困难阶段下手。同时要理解相信价格的变化总是向反方向变的，上涨总会转化为下跌，反之下跌一定会转化为上涨！
在这点上，古代商业家计然和白圭分别提供了更伟大的思想，计然指出：天旱资舟，天涝资车，这才是商业和经营的规律。在古代商业家的眼里，所有的商业行动都是为次年或者很多年后所做的准备，等待时间的推移，实现收益。白圭则提出，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两位商业家都不为明天操心，他们的商业行为都不是为明天挣钱做准备，而是为更长久的未来做的准备。
计然和白圭认为经商一定要利用，“时用”关系，“时用”关系指的是，人们需要某个商品的时间和这个商品处于充足的时间不是同一时间，东西多时大家往往不需要，价格就低了，大家需要时东西往往不足，商人们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在供给充足价格下跌是买入，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化自然会出现东西少，大家又要用，价格高的情况，这时商人就卖出。凌通认为“时用”变化其本质就是充分利用在不同时间或空间商品的供需关系不一样，从而导致价格不一样，来获取利益。在两位大商业家眼里，价差是时间创造出来的，价差是时间的函数，时间是价差之母。
在一个极端的困境中，极端的抛售中，采取人弃我取的策略，然后等待时间的推移，创造出新的供需关系和价格，自然会挣钱。不要试图在某个低价买入后，次日就获利，这是不可能的。不要等待什么具体的利多才买入，那是已经晚了。
在极端的困难和极端的悲观，极端的抛售和极端的利空情况发生时，就是最佳的买入时机，而时间逐步推移之后利多自然会出现。根本就不需要投资人去寻找、去发现、去预测什么利多，只需要投资人等待！这是商业和投资的基本规律也是凌通阅读了《史记货殖列传》之后的心得。
《史记·货殖列传》读后感 篇6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太公望，太公望即姜太公。姜太公姓姜名尚，因其先祖曾经担任四岳之言，传说在尧、舜时掌管四时，主持方岳巡守，辅佐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吕地，也有封于申的。封于吕的，随封地姓吕，所以，身为姜氏后人的姜太公又姓吕名尚。传说姜太公出生后，家道并不好，已经衰败，所以，为了混口饭吃，他做过居户，卖过酒水，大半辈子处于浑浑噩噩，碌碌无为的状态。史书对此记叙也很简单。那么，司马迁为何一提到姜太公便称之为太公望呢？源来，这与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钓鱼”的故重有关，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有所记载。姜太公晚年垂钓于凋水，西伯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外出狩猎前让入算了一卦，卦辞说“你这次出去狩猎，所获猎物非龙非端，非虎非熊，所得而是成就你霸业的辅臣。”于是西伯外出狩猎，果然在渴水河南岸遇到姜尚，经过一番交谈，西伯很高兴自己遇到了高人，就说：“自从我国先君太公就说：定有圣人来周，周会因此兴旺。’说的就是您吧？我们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因此称姜尚，即吕尚为“太公望”，二人一同乘车而归，尊为太师。
虽然姜太公遇文王传说各异，但都认为他是文王武王之师。这几个传说，熟真熟假，不得而知。但是，后世的人们更喜欢姜太公钓鱼这一说法，并赋予它更多的传奇色彩。不管怎么说，姜太公遇文王，肯定有一番对话。对文王西伯来说，有个识才过程，对姜太公来说有个展示胸中韬略机会的过程。在古兵书《六韬》中可以读到二人对治国之道和至重韬略的精彩对话。尽管不少后人对《六韬》是否为姜太公所作提出不少质疑，但在历史上，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为建周室王朝立下天大之功是不争事实，而且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较为记载了他辅佐文王、武王的几件大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通过“牧野之战”，帮助武王伐纣，建立了周王朝。
在殷朝纣王时期，西周建立之前，大小诸侯便有八百余个，周在文王西伯初期还是个不算出名的诸侯国，所以，姜太公何来雄才大略，不管是《吕氏春秋》，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都未做详细叙述，这也就难怪对武王伐纣以前的历史记载语焉不详，多为传说了。姜太公因其大功而被封于齐地营丘，为齐国开国君王。为此，《齐太公世家》记载道：“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由此可知，姜太公为齐王，定都营丘，在政治上“修政，因其俗，简其礼。”即根据当地风俗，简化了繁琐的旧礼制，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在经济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结果是“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在《货殖列传》则进一步详载到：
“故太公望封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耀至而辐揍，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俗之间敛决而往朝焉。”
也就是说，姜太公被封于营丘，当上齐国国君，看到所封之地是盐碱地，不能生产什么粮食，人口稀少而又旁困，他因地制宜，劝女人们纺织刺绣，极尽工艺技巧，同时让人们贩运鱼盐增加收入。正是因为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发挥了人与地域的独特优势，各国的人财物都汇集到齐国，“强至而辐镂”，结果齐国—派繁荣：“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决而往朝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