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定在留学期间，还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并因此曾在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被下令通缉。后加入国民党，他跟国民党元老吴玉章、章太炎等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陆定经同乡翰林汪洵之推荐入职于财政部。陆定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历任司长、参事、赋税司长等二十余年，是一位有财权的实力派官员。——《陆小曼新传：一句诺言，一生一场恋》
【袁洁会见龙红山一行】4月15日，中国航天科工党组书记、董事长袁洁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国家某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龙红山一行。双方就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核心技术发展和科技自立自强进行了深入交流。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龚波，财政部国防司司长程继斌参加会见。
袁洁介绍了航天科工发展情况，他表示，航天科工作为我国航天事业和国防科技工业的中坚力量，严格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立足自身基础和优势，以高度的政治站位推动融合发展。后续，希望双方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围绕科技自立自强、企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为航天强国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龙红山对双方的合作表示充分肯定，他指出，双方合作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的具体举措，一期合作项目成效显著，产业投资基金愿意与航天科工在产业发展上开展更加深入的合作，希望双方在在加快项目转化落地、推动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积极探索，为国防科技工业进步继续贡献力量。（文/赵聪 摄/李帅）
出席“巴山轮会议”的中国方面的人员几乎都不在大学教书，多半是在政府和学术机构担任职务的著名经济学家或官员，也包括了一些初出茅庐的年轻经济学者。
这一方面是因为主办方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的学院派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形成，尽管“莫干山会议”上已经有不少青年经济学者崭露头角。
如果以当年出席会议者的年龄为序，
60岁以上的中方与会代表是薛暮桥（81岁，时任国务院体改办顾问，7月病逝）、
安志文（67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中顾委委员）
童大林（6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马洪（65岁，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刘国光（6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薛暮桥与邓小平同年出生，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的宿将。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长期担任中央政府的经济领导工作，历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8年起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1979年，他在“牛棚”和“五七干校”耗费心血、七易其稿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出版，发行1000万册，成为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启蒙教材。3月，他与马洪、刘国光和吴敬琏四人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50—60岁年龄段的会议代表是
戴园晨（59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杨启先（58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周叔莲（56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高尚全（56岁，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吴敬琏（55岁，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
赵人伟（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张卓元（52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吉元（51岁，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7月病逝）。
50岁以下的参会者包括了
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
洪虎（45岁，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
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
李克穆（33岁，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田源（31岁，时任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郭树清（29岁，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安志文先生为《宏观经济的管理和改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言论选编》这本资料写的序言中可以判断，会议从头至尾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组织和设计的。会议得到了世界银行驻北京办事处的协助（林重庚博士是当时的办事处主任）。而且，在今天几乎不可能做到的是，中国方面的上述参会学者，大概60岁以下的，还分别负责书面整理了会议上国外经济学家的专题发言。
5月11日，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这是今年以来官方第四次提及“房地产税”。
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和房地产相关内容中提到要“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健全地方税体系，逐步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
4月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发布会上，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表示，要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5月6日，财政部部长刘昆在《经济日报》撰文提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刘昆提到，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健全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
去年12月，刘昆曾在《人民日报》撰文称，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建立健全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网页链接
1940年3月，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南京正式成立在伪政府。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陈公博任伪立法院院长、温宗尧任伪司法院院长、梁鸿志任伪监察院院长、王揖唐任伪考试院院长、褚民谊任伪外交部部长、周佛海任伪财政部部长兼警政部部长、鲍文樾任伪军政部部长兼参谋总长等等，日本军部特派影佐祯昭为汪伪政府的顾问。
汪伪成立后，重庆国民政府虽然在正式场合给予了谴责，但是在私底下，蒋介石还是指示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让他拉拢汪伪的大员，以为重庆方面所用。
戴笠派遣唐生明（唐生智的弟弟）假装投靠汪伪，前往南京充当汪伪国府委员，之后又派韩尚英与陈公博联系，程克祥与周佛海联系。
通过程克祥拉线，周佛海和他的内弟杨惺华(汪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罗君强(周佛海亲信，汪伪税警总团总团长、汪伪安徽省省长，后又任司法行政部部长)、熊剑东(原系康泽的别动队淞沪特遣支队队长。1938年在上海被捕，经李土群保释后任汪伪税警总团副总团长)，都被策反成功，秘密为重庆方面工作，由戴笠派专人直接联系。
戴笠之后又陆续派陈旭东与鲍文樾(原系张学良的参谋长和驻京代表，西安事变后留在上海，被周佛海拉下水当了汉奸)联系，派任西屏(任援道的胞弟)与任援道联系，派毕高奎与万里浪联系，当时的不少汪伪高层，一面与日本人勾结，一面又秘密和重庆方面联系，试图两头讨好，也算是一道颇为奇葩的景象了。
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也挂国民党招牌，也标榜信奉三民主义，同样竖起青天白日旗(只是旗杆上多一块标志“和平反共建国”的黄色三角布)，也同样设立行政考试、监察、立法、司法等五院，也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
为了对抗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汪伪成立特工总部(设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76号”）直接由汪精卫、周佛海下达命令，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汪曼云等人为副主任，也仿照戴笠的特务组织，成立“区、站、组”。
特工总部制造了暗杀《申报》记者金华亭，《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程振章等血案多起，逮捕杀害了无数的抗日爱国志士，胁迫了一批意志薄弱的各类人士落水投敌，为虎作伥。后来李士群挤走丁默邨，把持特工总部，李士群得势后，跋扈异常，连提拔他的周佛海也不放在眼里。
打入汪伪的唐生明，趁机向戴笠汇报，最后重庆方面下达了除去李士群的密令，周佛海幕后指使，由罗君强和日本宪兵队岗村中佐借请吃饭之际，下毒将李士群毒死，李士群死后，特工总部改组为“政治保卫局”，由万里浪任局长。
汪精卫特工组织中的重要角色，绝大多数不是原“中统”，就是原“军统"分子。丁默邨原是陈立夫主持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1938年8月改组后，丁默邨退居闲职，失意的丁默邨由汉口前往香港，后经周佛海拉拢，前往南京投人汪伪。
李士群，原是陈立夫派在上海区的特务队队长；汪伪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兼南京局局长陈均鹤、政治保卫局杭州局第二科科长金寄寰、特工总部杭州区第一科科长许楚卿等人，都是中统特务。
万里浪，原名张杰，原系忠义救国军的连长，后调到“军统局”上海区担任行动工作。1938年，万里浪在上海南京路抛球场路口行刺伪苏浙皖区税务局局长邵式军，未击中而被捕，经丁默邨邮诱降投敌，在特工总部任科长，投敌后的万里浪，极力充当汪伪的打手，参与杀害了第三战区长官部驻沪代表平祖仁和电影演员英茵，因功擢升为第四处处长。李士群死后，万里浪任政治保卫局局长。
政治保卫局副局长罗梦芗(后调任宁波分局局长)、副局长罗镇方(静芳)督察长陈剑非(鸿起)、主任秘书毕高奎(原“军统局”东南办事处第一组长、浦东特派员)、金华分局局长傅胜蓝(原“军统局”督察室主任)、绍兴支局局长廖越万、何潮柱(化名郑重之)、上海分局局长朱岑楼(原“军统局”浙江站督察)，都是原“军统”特务，大多是由万里浪在南京汪伪感化院释放投敌的。
1940年，特工总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务组织“苏浙皖赣四省行营总指挥部”，总部设在杭州东街路蕙兰中学旧址。傅也文(傅东华的弟弟)任总指挥、陈恭澍原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任副总指挥，与日军黑泽部队的招抚工作组配合，专事分化策反蒋军部队和地方游杂部队，比如国民党萧山县自卫大队蔡廉所部即被傅也文等人策反投敌。
陈恭澍投敌后，颇受日伪重用，后来被调去上海，被日军华东派遣军的特务机关“梅机关”任为上海国际情报局局长。陈恭澍在上海写了一本《蓝衣社内幕》，揭露戴笠特务组织的内幕，在上海汪伪报刊上陆续发表，戴笠恨之入骨。陈恭澍躲在原交通银行库房内写完这本书，以防戴笠对他行刺。抗战结束后，陈恭澍被戴笠关押，直到戴笠死后，才被释放。
可见，汪伪的特务机构骨干成员，基本以原国民党军统、中统等投敌的特务为主，双方在正面厮杀的同时，暗中却又是联系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民国十年发行的劝业银行伍元，少见】
劝业银行是由农商部、财政部会同筹设，创建于193月，1931年歇业。
总行设于北京，在上海、天津、宁波等地设立分行。董事长潘复，行长张寿镛。该行享有发行纸钞特权，美钞公司承印，共发行五版纸币，现存世量少，均很少见。
行长潘复，山东省微山县马坡镇潘庄人，民国时期曾任山东实业司司长、财政部次长、财政部总长、交通部总长、总理等职。
【#权威快报#｜财政部：#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7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将健全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直接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进一步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记者：申铖、王雨萧，海报设计：张晨光）
【主动投案，#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副司长赖永添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月11日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财政部纪检监察组、西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消息：财政部资产管理司副司长赖永添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财政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国家监察委员会指定管辖，西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对其立案监察调查。
1924年，徐志摩远赴意大利散心，刚走不久，好友的妻子就发来电来称:“摩摩，你快回来，我受不了了，你再不回来，我会死的。"徐志摩闻言，立马买票回国，安抚好友妻子。
1922，北洋政府财政部司长陆定，看中了前途无量的王赓，就把女儿陆小曼嫁给他。年轻军官与豪门千金，简直是珠联璧合，一时间，羡煞旁人。
然而，婚后的王赓因公务繁忙，每周除了周天就很少有时间与娇妻共度。
陆小曼在家里实在憋得慌，就常出去唱戏、跳舞、打牌消磨时间。小娇妻整日抛头露面，王赓有些不满，争吵了几次之后， 王赓想到让自己的好朋友徐志摩来陪陆小曼解闷。
他对徐志摩说：“志摩，我没空，你陪小曼去玩吧！”
在王赓看来，徐志摩是自己的同门师弟兼好友，定能照顾好自己的妻子。却不想，因这一决定，懊悔终生。
一个是才华横溢的浪漫诗人，一个倾国倾城的名门才女，两个灵魂一拍即合。王赓单纯地以为，他们之所以会成为好友，是为自己的缘故，而非其他。
有了王赓应允的，两人常常出双入对。慢慢的，有了一些流言蜚语，朋友好心过来提醒王赓，他还生气地警告朋友：不要诋毁爱妻与好友！自己相信妻子陆小曼和好友徐志摩的为人。
不久后，王赓调任哈尔滨，陆小曼只得随夫君前往。几个月后，饱尝相思之苦的陆小曼，找了个理由跑回北平。
再见心中之人，呼之欲出的爱情取代了朋友之间别样的情愫。陆小曼说：“真爱不是罪恶，必要时未尝不可付出生命来争取。” 徐志摩说：“我愿冒世之不违，访我灵魂之伴侣。”
热恋中的人，天不怕地不怕，然而“摩与曼”的故事已经闹得人尽皆知。小妻子与挚友之间的桃色风声愈演愈烈，王赓只得匆匆赶回北平。
一个是使君有妇，一个是罗敷有夫，舆论往一边倒，曾经高傲的才子佳人走到哪都被人指指点点。恰逢泰戈尔邀请徐志摩去意大利同游，徐志摩思虑再三，决定远走他乡。
启程前一晚，新月社的朋友为他们饯行，陆小曼大醉，嘴里叫着：“我没醉，只是心里苦。”
次日，王赓亲自带陆小曼为徐志摩送行，一个泪眼婆娑，一个难分难舍，王赓打断了牙却只能往口里咽。传言是真是假，王赓已了然于心，自己亲手牵的线，心里无比之怨，但他什么都没点破，他相信只要自己在，定能让陆小曼回心转意。
徐志摩走后，陆小曼一病不起，得讯后徐志摩毫无心思游玩。一天，他收到陆小曼发来的来信:“摩摩，你快回来，我受不了了，你再不回来，我会死的。"徐志摩立马买票回国。
并回信道：“眉眉我心肝，你身体见好否？半月来又无消息，叫我如何放心得下，这信不知能否如期赶到？但是快了，再一个月你我又可交抱相慰的了！乖眉，我想你极了！”
徐志摩回国的消息，对陆小曼来说是一副良药，王赓却是充满担心和内火。王赓连夜致电陆小曼“如念夫妻之情，立刻南下团聚，倘若另有所属，决不加以拦阻。”
军官出身的王赓，平日虽喜读书，写起信来，哪里敌得过诗人笔下爱得死去活来，又如何能让陆小曼回心转意。
一天晚上，唐瑛宴请王赓陆小曼夫妇，王赓有事提前离开，出发前，嘱咐陆小曼不要和朋友们出去跳舞。饭毕，大家提出去跳舞，陆小曼有些迟疑，朋友打趣道“我们以为王赓怕你，哪想到你这样怕他。”本就有些情绪的陆小曼，哪受得了这样的话。
却不巧，陆小曼刚要上车，王赓就回来了。王赓一直憋着了一股气，当场骂了陆小曼，并把陆小曼强行拉回家。回到家后陆小曼又哭又闹，吵着要回北平。
此后，王赓眼见妻子思念成疾，竟然再次心软。
那天晚上，王赓问道：“小曼，你考虑清楚要和志摩在一起了吗？”陆小曼闭口不言，隔了一会王赓又说道：“看来，你意已定，手续我会在几天后办好。”说完，陆小曼痛哭不已，王赓急又忙解释道：“我同意离婚并不是因为不爱你，只是希望你开心！”
在办离婚手续的时候，王赓对徐志摩说：“我纵然与小曼离婚，内心却不怨恨；但请你务必从此以后对小曼始终如一。若你三心二意，让我知道，我必会以激烈手段相对于你。”
没人知道，王赓是下了多大的决心才决心成全妻子和别人的“幸福”！
次年农历七月初七，徐志摩与陆小曼大婚，他们给王赓发了请柬，王赓送了一份贺礼，上面写着“苦尽甘来方知味”。
1942年，王赓为国赴美，临走前，到了陆小曼的家门口，久站未入。同年，病逝于开罗。
@九叔人物志
有人问过王赓，对于妻子和朋友的背叛，为何可以如此泰然。
他说“我爱小曼，如果她觉得离开我，可以觅得最纯真的爱情和幸福，我又何乐而不为？又何必为此耿耿于怀呢？”
从王赓的话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深情的男人，他以优雅的绅士风度放手去成全。
回看王赓对陆小曼的爱，自始至终都把她的开心放在第一位，哪怕遭到背叛后，大方地退出，还送来贺礼，实乃胸怀雅量的君子。
大家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遇到一个王赓这样的男人吗？ 欢迎留言。
房地产税又一次被提及了。财政部部长刘昆在5月6日，也就是今天，发表《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财税体制》一文。颇为引人关注的是又一次提及房地产税，表述是这样的：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一个月之前，财政部也提及房地产税，是在贯彻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发布会上，财政部财税司司长王建凡表示，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两次表述完全一致。既积极，又稳妥，而且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被财政部两次提及，这背后的信息确实比较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