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夏,八路军山东纵队在一次对日军的作战中,首次缴获了一件威力巨大、很多指战员都从未见过的奇怪武器。原来,它竟是日本最新研制的“九二式”重机枪,日军当时在整个山东战场也只有两挺。它被缴获后,日军犹如被摘去“心肝”,为了追回它,对八路军软硬兼施,甚至开出了“还我重机枪,即停止‘扫荡”的“优厚”条件。
山东寿光县清水泊地区是连接胶东、清河和鲁中根据地的走廊。1941年,随着整个抗战形势的变化,清水泊地区的对敌斗争进入了一个相当艰苦的阶段。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第九团在这一带坚持斗争。
那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武器装备优劣程度相差更大。敌人有“三八式”步枪、轻重机枪、小钢炮、掷弹筒,而且还不断地增兵设点。日军第六混成旅团长蹯井的义子木村太郎被派往道口据点任中队长,据说还带来一件最新式的号称“金口机枪”的武器。
而八路军的武器装备不过是手榴弹当家,步枪多是土造枪械,子弹多是旧壳翻造的,总是打上两发就卡壳,非得用捅条捅,或是用柳条子拧才行。也有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三八式”、湖北汉阳造的步枪,但为数不多。九团只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那还是1940年护送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工作团到鲁南时,支队长送给九团的,这算是最好的武器了。
在一次对日伪军的作战中,敌人占据着东北河村东、丁家老坟以西的一条南北交通沟,在沟的两头分别安置了两挺“歪把子”机枪。中间的一件像小炮一样的东西在射击时会发出怪声,向九团阵地发疯似地扫射着,一片片高粱被打得断的断、折的折,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里。
七连连长张德耀、指导员马法冉收到团里命令,让他们反击日军阵地,七连战士接近到距离敌人20多米的时候,马法冉向大家一挥手,八九颗手榴弹一齐向敌人掷去,在敌群中炸开了花。敌人的武器一下子哑了嗓,鬼子们顿时慌作一团,掉转枪口已经来不及了。
七连战士乘机冲上去,跳进沟里。和没有被炸死的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有的和敌人拼刺刀,有的和敌人扭打在一起,还有的战士高声喊着平时学会的瓦解敌军的日语口号:“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可是日军仍拼命顽抗。一阵混战,三排落在后面的战士陆续赶到投入战斗,敌人渐渐抵抗不住,开始撤退了,几个日军把那件奇怪的笨重武器抬起来,边打边向后退。但是,雨后的交通沟里尽是烂泥和积水,日军又穿着笨重的皮靴子,走起来十分吃力,一个日军士兵就用绑腿带拴住那件武器拉着走。
七班副班长杨明皇看得真切,甩过去一颗手榴弹,将那个拉着武器撤退的日军士兵炸死,那几个抬武器的日军也连人带武器一起摔倒在沟边上。刘松林和几个战士这时端着枪,朝那几个抬武器的日军冲去,展开了一阵搏斗。就在这时,一个日军士兵端着刺刀从旁边向刘松林的胸膛刺来。刘松林眼明手快,一个右刺,把敌人刺死,但鬼子的刺刀也将他的右肋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刘松林不顾伤口的疼痛,跳到沟边上,用枪指着另一个日军士兵用日语喊道:“缴枪不杀!”这个日军已经精疲力尽,只得乖乖地当了俘虏。杨明皇马上伸手抢过那件重武器。
经过这场激烈的肉搏战,日军死的死,逃的逃,有两个负伤的也被指战员们捉住。上午10点多钟,战斗胜利结束。马法冉他们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驮重机枪的战马及其他战利品,怀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东北河。这时,从东北方向打来了十几发炮弹,他们马上又作好战斗准备。
这次战斗,八路军除消灭敌人30多名外,还夺得3匹战马,活捉了日军机枪射手松木等3名俘虏,缴获了一件大家还从来没有见过的重武器。直到对日军武器有一定研究的许团长见后,大家才知道,这是日本研制的最新式武器“九二式”重机枪。
抗敌军民觉得,这种“九二式”重机枪装上防火帽后,与枪身上的散热片以及全枪整体外观构成一只“斗鸡”模样,加上枪声听起来又是“咯、咯、咯”的,就形象地把这种“九二式”重机枪戏称为“鸡脖子”。
缴获了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这在八路军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还是第一次,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从此,它成了掌握在八路军手里的侵华日军的克星。消息传到济南,日军第六混成旅团长蹯井大为恼火。因为当时日本受生产能力的限制,这种最新式重机枪产量还很少,日军在整个山东战场最初也才配发两挺。蹯井因此将它们视作命根子,并将其中一挺配给了他的义子木村太郎。
蹯井盛怒之下,将不争气的木村太郎撤职调回济南处理,并派出飞机到寿光县撒传单,叫嚣:“还我重机枪,否则烧光、杀光、抢光!”接着,就以飞机掩护配合寿光及广饶的日军,对清水泊进行了历时7天的威胁式大“扫荡”,并贴出标语:“还我重机枪,即停止‘扫荡。”可以看出,敌人对这挺重机枪是何等重视。
然而,不论蹯井如何气急败坏,这挺机枪始终掌握在八路军的手里。同时,被俘虏的机枪射手松木后来经教育也参加了反战同盟,并教会了八路军如何使用“九二式”重机枪。这挺重机枪在以后的作战中屡屡大显神威,给日军予以重创。
张中行:人老了,大多都会怀旧,吃家乡的食物
张中行很爱喝酒,每餐都要略饮几口以求微醺,尤其喜好二锅头,喝到九十岁都不放下。曾有人因景仰而赠他一瓶洋酒,张中行不经意间就随手放在了墙角。后来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这样一瓶洋酒居然要1800元,便拿过酒来仔细端详。不过张中行一想到喝一两就等同于喝掉180块钱,实在下不了口。如果送人,怕背上巴结他人之嫌,卖了的话又是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恐怕日后不好交待。这竟成了张中行的一件烦心事。另有一件差不多的事,就是他不吃别人中秋节送的高级月饼,只吃“自来红”。
对于下酒菜,他从不挑剔,幽默地说:“现在我是心也坏了(指心脏不好),几成‘无耻(齿)之徒’,吃东西合胃口就好。食物要软烂些,包子、炒饼都顶好,两块豆腐干、两片酱牛肉都可以成为佐酒的菜肴。吃剩的菜兑点开水就是汤,而且是原汤化原食。”他还说:“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
老年的张中行对个人饮食健康很注重,但年轻时的他却吃遍了大半个北京。青年时期的张中行常去北大附近的一家切面铺用餐,主食要十两(当时十六两一斤)水面烙饼,菜肴要来一碗肉片白菜豆腐,味道颇为不错,价钱要低于别处,可以吃得很饱。还有一样名菜是几家共有的,为一位江南人创制,名为“张先生豆腐”,菜里还放了竹笋。张中行很喜欢吃这道菜,虽然价格在当时不算便宜:一角六分钱一盘。此外,烧饼加炖牛肉、炒木樨肉、烧鲇鱼、蹲儿饽饽、糖火烧等美食也是张中行爱吃的。
逛了这么多饭馆饭铺,给张中行留下较深印象的,还要属烤肉。他第一次吃烤肉是1930年代初的夏天,他和朋友同行前往烤肉宛去吃烤牛肉。张中行按照北京人的习惯,右脚着地,左脚抬起踏在板凳上,接着用长竹筷子夹蘸过调料的肉片,再放于支架上烤。支架下烧着某种松木,烟少且略有香气。支架的温度很高,肉片放在上面就立刻发出咝咝的身影。张中行翻腾了几下肉片,然后一口白干一口肉地大吃起来。吃到后面,张中行也喝不下酒了,但恰好烧饼送来了,于是他用烧饼夹着烤肉,又喝了一碗粥,就彻底吃饱了。每次去这家店,他都感觉吃得很好。1930年代末期,张中行移居北城,在那里他不仅常吃烤肉季,还不时地尝个爆肚,喝碗茶。
若干年之后,当张中行和朋友故地重游再吃烤肉时,却发现烤肉支架不见了,只有烤羊肉和各种炒菜有卖,连烤牛肉都没有了。张中行还是要了一盘羊肉尝尝,却发现根本没有当年那种焦嫩的香味。他和朋友只得勉强吃了一些,结账后价格还非常贵。出店后,张中行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牌匾是烤肉,实际已无烤肉,所谓觚不觚,觚哉觚哉!”
张中行常去一家涮羊肉的大店。这家店的特点一是物美价廉,二是档次可高可低,三是服务很到位。他称这家店的涮羊肉为全北京第一。此外,他还喜欢吃这家店的煨牛肉、爆羊肉、他丝蜜、酥鱼、酱腱子等特色菜肴,以及牛肉饼、羊肉饺子、炸酱面、小米豆粥等风味小吃。偶尔张中行会和朋友登上饭店的二楼或三楼,在雅间里点几个菜,尝尝酥鱼和他丝蜜之类的,酒饱饭足后尽兴而归。但更多时候,他只是在楼下,花九分钱买上20个饺子,再喝上一碗小米豆粥。
张中行品尝过不同城市的风味美食。他在济南吃过糖醋鲤鱼,还亲眼目睹了“掷地毙鱼”的习俗:“服务员拿来一条,让看看大小,然后用力扔向厨房,鱼在地上跳动几下,就走向刀俎了。”张中行还到过天津的一位老友家里做客,吃到红烧肉、辣子鸡、香菇油菜等佳肴,感觉十分清雅鲜丽,远胜于北京饭馆里做的。至于扬州点心,他虽吃的是北京大觉寺里的,但也表示:“这里的扬州点心很好吃。”
虽然张中行品尝过很多美食,但他却是一个饮食生活十分节俭的人。有时在外面吃饭,掉了一根豆腐丝在桌上,张中行都要捡起来吃。宴席结束后如果还有剩菜,他也会很从容地打包带回去。张中行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出身农村,深知一餐一饭的不易,最看不惯挥霍浪费。”还有一次,一名晚辈准备打开盒饭来吃。此时一旁的张中行却让他不要打开,自己的饭菜有很多,二人可以同享。
晚年时的张中行,比较恋旧,每逢和朋友聚餐,一定要在一家开了一百多年的老北京饭馆里。但偶尔也有好奇的时候。1991年的冬天,张中行曾专程跑到王世襄的家里,只是为了让王世襄请自己吃一顿焖葱。其实,最让他留恋的,还是故乡的平民美食,如想吃而又吃不到的芝麻红糖夹心的中秋蒸饼,黄米面小豆馅的黏火烧,大柴锅熬出来的玉米茬粥,刚摘下来不到三分钟的大西瓜,伴着榆树钱的玉米面巴拉,带着清香、裹着薄皮的鲜玉米棒子,刚刚出炉的烤白薯,枣泥和豆沙馅的传统糕点等等。张中行说:“人老了,大多都会怀旧,吃家乡的食物,晚间睡觉亦可梦游乡里。”有一回张中行请朋友吃饭,竟去了北京胡同里的一家小铺,吃的是京东肉饼加小米粥及咸菜。他说:“这是我老家的美味,这家做得很地道,我每次来吃都觉得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