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春的一天，两位北京来的公安人员，荷枪实弹来到了潍坊农场，留下一个神秘的小瓶子后，带着有关手续离开了。
农场领导和技术员赶紧把这个包得严严实实的小瓶子打开，小心翼翼将里面的东西倒到了钵盂里，发现只是些比小米粒还小的植物种子，估计不超过五克。
正是因为这些种子，才有了后来家家户户都必备的宝塔糖，从而挽回了亿万人的身体健康！
几粒种子而已，至于让公安人员武装护送吗？
上点岁数的人都应该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甚至七、八十年代的孩子，大便时常能拉出吓人的虫子。这种虫叫蛔虫，因摄入感染性回虫卵所致，也就是说吃了不干净的食物引起的。
正因如此，所以造成感染人群一般农村高于城市，儿童高于成人。
虫卵吃到肚子里后，先在十二指肠孵化，产出的幼虫钻入小肠壁，然后经血循环移行至心和肺，由肺沿支气管上行至口咽部被吞下，再回到小肠，在小肠发育为成虫。
这种病对身体危害极大，一若不及时治疗，轻则造成消化不良、厌食，重则可引起肝脏肿大压痛和肝功能异常，或出现干咳,暴喘发憋,咯血痰等。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没有这方面的药物，全靠苏联援助。
不就是宝塔糖吗，中国难道都不能制造？
殊不知，制作宝塔糖需要一种独有的原材料，那就是蛔蒿。
蛔蒿也叫山道年，它能兴奋蛔虫神经节，使其肌肉发生痉挛性收缩，因而不能附着于肠粘膜，被泻药排出。所以，排出的虫体都是活动的。
可偏偏中国没有这种植物，苏联才有。
因为当时两国的关系良好，经中方要求，苏联不仅提供了技术，还提供了20克蛔蒿的种子。
看清楚了，是20克——可见这个种子的珍贵啊！
我国对这些种子非常重视，怕放一个地方种不活，就把蛔蒿种子平均分成四份，在公安人员的保护下，分别送到指定的呼和浩特、大同、西安、潍坊等四个国营农场分别试种。
一年过去，也许是水土不服吧，四个地方只有潍坊农场一家试种成功。
大家欣喜若狂，但为了保密起见，收获的蛔蒿对外宣称“一号除虫菊”，就连农场职工家属都要保密。
有了原材料，就开始了生产除虫药。最初生产的药物跟普通药物一样，也是片剂。后来，为了让小孩愉快地服药，加入一定比例的食糖后，制造成五颜六色圆锥体的形状。
所以，人们便将这种驱蛔药称为宝塔糖。
随着原材料的丰富，宝塔糖产量越来越足。为了迎合当时孩子们的口感，宝塔糖也不断做调整，小孩子都很爱吃。这药没什么副作用，价格便宜，于是家里稍有余资的父母，就爱买些存着备用。
那个年代出生的孩子，无论乡村还是城市，几乎没有谁没吃过宝塔糖的！
孩子生病的时候，可以当做药，闲来无事也能作为解馋的小零食。我上小学时，兜里就常偷偷揣一块宝塔糖。
不过，可舍不得一口吃掉，都是放到牙上咬一点就赶紧收起来。
1959年到1960年间，我国突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大范围的农作物都受到了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本来就难种植的蛔蒿。
尽管人们对它特殊照顾，精心管理，可才收回来了几千斤，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一。
更可悲的是，这些珍贵蛔蒿由于保存不善，在放置一段时间后，竟然发霉腐烂了。
由于全国只有潍坊这一个地方栽植蛔蒿，原材料的缺失，直接导致了生产链条断裂，工厂停产。
这一停，就停了五年！
这期间的孩子，只能从哥哥姐姐们口中听说过宝塔糖的滋味，却连见都没见过。
到了1965年左右，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加上大面积爆发的蛔虫病，国家又重新重视蛔蒿的种植。
可是，潍坊早已没了蛔蒿的踪迹，重新种植连种子都找不到了。
当时中苏交恶，不可能再让他们提供种子，这可把领导们急坏了。他们四处可听，
最终在潍坊一户农民的家找到了两小瓶种子。
从这时起，靠这两瓶种子，蛔蒿的产量大幅度上升。当然，这时候也不再对农民保密，大家都知道了这种植物就是专门治疗蛔虫病的。
但到了八十年代初，农民慢慢发现，蛔蒿产量越来越多，但是却越来越不好卖了，有时候为卖点蛔蒿，得排上几天几夜的队。
难道说是患病的少了，还是别的地方又有种植蛔蒿的呢？
后来才知道，原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市场上已经出现了另外的杀蛔药物，而且杀虫效果更好。生产宝塔糖的企业，大多改行生产另一种药物了。
蛔蒿卖不出去，只好暂时堆在仓库，下一年大幅度减少种植面积。
到了1982年9月，国家医药管理局对包括“宝塔糖”驱蛔药在内的127种药品与剂型予以淘汰，宣布不再生产。
蛔蒿没有了销路，当然也就没人种植。农场一些老同志不忍让它绝种，含泪将一些蛔蒿种子密封后深埋进行贮藏。结果，后来全部腐烂。
三年后，国家又允许生产宝塔糖，因为它安全还没副作用。可当各地采购人员赶到潍坊时，尽管开出十分丰厚的条件，但却发现，蛔蒿在潍坊市乃至全国已彻底绝种。
从此以后，蛔蒿和宝塔糖成为历史！
淘汰一种药品的剂型，不等于淘汰这种药品的提取原料。蛔蒿的绝种，是我国制药史上的一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