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和癌症交手的这些年里，肝癌绝对算得上“最难治愈”的对手之一。
据说，肝癌有“两个70%”之说——70%的肝癌患者一经发现就是晚期；70%的肝癌患者5年内复发的概率高达70%。单凭这两项，足以让很多人在肝癌面前败下阵来。
科学家们不是没想过解决办法，放疗、化疗、靶向……癌症的治疗手段一代更比一代强，但到了肝癌这里，却始终像“硬拳打进棉花里”，收效甚微。
这时，“从肝癌的早期筛查入手，提前发现病灶”就自然而然地被一些科学家列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而我国肿瘤分子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恰好是其中之一。
做一个肝癌“捕手”
从肝癌的防治上来说，“早期筛查”和“后续治疗”的关系非常像一对CP（网络用语，用来指代一种配对关系）——
“早期筛查”负责把“肝癌”揪出来，“后续治疗”则负责对“肝癌”进行批评再教育，保证它不再危害人体健康。
但再好的CP关系，只有彼此搭配才能干活不累。
以前，肝癌治疗的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家把大部分侧重点都放在了肝癌的终末期研究和临床救治上。尽管这类研究的确可以帮助病人延长生存时间，但对于一个潜在的恶性肿瘤患者来说，能尽早发现病灶才有可能“治本”。
王红阳开始重视肝癌的早期筛查，是从1997年加入吴孟超院士创建的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开始的。
那个时候，医学界对肝癌诊断最经典的诊断标志物，是甲胎蛋白。当临床上高度怀疑某个病人患有肝癌，又暂时没办法取得肝脏肿块的组织病理结果时，一般都会通过病人血液里的甲胎蛋白含量来进行辅助诊断。
但其实这个方法的准确率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高，最多只有40%到60%。这就意味着，在实际使用中，漏误诊率极有可能高达50%。想进一步提高早期筛查的准确率，只能努力去找新的标志物。
王红阳在国外读博士的时候，主攻的方向是细胞信号转导。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发现新的基因序列。虽然最终目标不一样，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部分实验的基本原理还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这么一来，在寻找肝癌新肿瘤标志物上，王红阳有了底气。
命运般的GPC3
按照王红阳的设想，她理想中的“肝癌肿瘤标志物”必须要足够“特殊”——
首先，这种标志物必须是“肝癌专属”，只有在患有肝癌的情况下，才能被检测出来；考虑到大部分肝癌是由肝炎慢慢演变而成的，这种标志物还必须保证，它得是“炎转癌”的关键，而且并不存在于普通肝炎中。只有满足了这两项，才能保证在早期就能发现肝癌的苗头。
可是，找这个标志物的过程并不顺利。
王红阳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实验条件达不到。
以前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实验室里的设备都是最先进的。可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想达到同样的实验条件，几乎不可能。想做实验，王红阳只能自己“创造条件”。
没有实验需要的试剂瓶，王红阳就带着学生们去医院里捡废弃的装盐溶液的玻璃瓶；买不到实验设备，就从自己当初回国时带回来的家伙式里翻翻能替代的；实在没办法了，就一张机票直接飞回博士期间的研究所，把实验带到国外去做。
而就是在这样的实验条件下，王红阳带着自己的团队从肝癌细胞中分离出了命运般的GPC3——一种完全满足王红阳要求的肝癌肿瘤标志物。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发现了糖脂代谢紊乱促进肝癌发生发展新机制，首次提出降糖药二甲双胍对肝癌的抑制作用及机制，为进一步探索肝癌的早期预测和靶向性治疗奠定了坚实基础。而这些，对于饱受肝癌之苦的患者来说意义非常大。
相关数据统计，只要发现得早，通过手术切除等正常的临床干预，0期极早期肝癌的生存率能达到60%到80%，可实际上，肝癌0期就能被发现并进行手术的比例甚至都达不到20%。
王红阳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尽快推动这项技术走进临床。
每多一个人受益，她都在乎。
《我是科学人》纪录片由长安信托特约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