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聪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流行病学主任医师，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医学重点人才。获得广东省抗击非典三等功、广州市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广州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杨智聪，是一名参与过抗击非典的资深疾控人。在本次广州新冠肺炎疫情中，率领市疾控中心硬核抗“疫”。
12月31日，武汉首次疫情通报，他的职业敏感拉响警钟，“疾控人要比绝大多数人走得更前”；他根据数据和经验做出的疫情研判和防控建议，为广州的防控工作及早做好准备和决策依据；作为管理者，他对市疾控中心的防控工作做出合理布局并及时调整，以顺应疫情不同时段需求。
尽管，穿“白大褂”的疾控人和不少市民所熟悉的“医生”不同，但杨智聪深为自己的身份自豪：岁月静好时，疾控人在大众不知不觉中守卫着公众健康；当疫情发生，疾控人义不容辞地冲在最前，把自己挡在病毒和市民之间。
职业敏感拉响警钟
“要比绝大多数人走得更前”
杨智聪是一名低调实干的疾控老将，履历中记载着他多次与重大疫情、灾情交手的经历：
抗击非典，他将科研意识融入业务工作，熬夜起草广州非典病因学、流行病学与临床治疗研究，申报广州市传染病监测预警与突发公卫事件应急反应信息系统项目；
汶川地震，他震后第二天就出发前往震中，在灾区完成消毒与杀虫、灾民安置点饮用水和食品卫生指导、卫生防病知识宣传教育与培训、对灾民的心理疏导和干预等一系列卫生防疫工作；
，美国、墨西哥暴发H1N1流感，他半夜出动到隔离点，对疫情暴发后首趟抵穗的墨西哥航班上的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受周边国家和地区影响，广州遭遇严重登革热疫情，杨智聪冲锋在前，上楼顶天台、下地下车库，对街道和社区的防控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细心的指导，有一次还在现场不慎滑倒拐伤，康复后又迅速投入防控。
也就是在这次疫情中，作为市疾控新闻发言人的他通过媒体一次次苦口婆心地提醒市民“清积水、灭蚊虫”，让许多广州市民认识到这位温文尔雅、逻辑清晰的疾控专家。
去年12月31日中午时分，武汉发出“不明原因肺炎”疫情的通报。“不明原因”四字在他心中敲响了警钟：前的非典也是以“不明原因肺炎”的面目出现，原因不明，意味着病原体未知，那么病原体究竟是什么？通报中，当地有41例病例，虽然人数尚不多，但武汉和广州间交通便利，有没有传到广州的可能？
当天，市疾控把非典后广州建立的了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警戒级别提高，要求各区疾控、各医院相关专业人员强化监测，中心内部建立起“关注武汉疫情”工作群，分管领导和应急、检验、传染病防控等相关科室负责人悉数加入。
元旦刚过，市疾控在3日就举办不明原因肺炎培训班，又在中旬对全市5家动物批发和23个农贸市场进行野生动物市场暗访。
1月9日，国家公布疫情病原体是新型冠状病毒后，杨智聪立即着手进行人力调配、建立实验室检测方法、防护和消杀等物资储备。
适逢年前，很多企业陆续开始放假，“我让他们尽量采购，有多少买多少，直到大年初一还购入了10000只口罩”。他还同时要求中心实验室密切关注厂家研发、生产试剂的进度，以赶快排查潜在的病人。”17日，国家一批准病毒核酸试剂，市疾控中心立即从上海采购2000份，凡是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报上来的可疑发热病例，一律排查。
“不能说我们广州还没有发现病人，就不理了、等有了再说；也不能等到全国人民都来关注疫情了，我们才开始行动。作为疾控人，我们就必须有这个职业敏锐，要比绝大多数人的走得更前。”杨智聪说。
准确提前预判形势
年初二即提议做好网课准备
作为广州市防控新冠肺炎专家组组长，杨智聪多次参加市委、市政府组织召开的疫情研判专家会，提出了“外防输入，内防扩散”防控策略，“我们的角色，是要分析全国和本地疫情形势，实事求是提出防控的漏洞和薄弱点，把风险讲足，提出可行的建议，协助政府正确决策。”事实证明，他根据数学模型、人口迁入情况以及深厚经验提出的预判，为广州的防控工作争取到不少提前量。
对于武汉的疫情，市疾控中心一直密切观察，发现从31日到17日，病例在不断增加，那段时间武汉每天到广州的火车有39列、来穗航班14个，估计载客量有接近45000人。
1月19日，在市政府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会议上，杨智聪研判：广州市随时可能出现输入性新冠肺炎疫情，建议从政府层面上做好人员、物资、机制的准备。
果然，就在次日，市疾控中心实验室从医院采集的一个武汉来穗患者样本中，检测出新冠病毒阳性，21日经过国家、省的复核，确认为广州首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1月22日晚上，当市领导问及广州疫情预计时，尽管当时广州尚未出现本地病例，杨智聪作出当时看来略显“大胆”的预估：广州至少会出现超百例新冠肺炎病例。一周后，广州市累计确诊病例达三位数（1月30日累计106例），并且在突破300例后逐渐趋向稳定，近日维持在346例的水平。
杨智聪带领的专业团队提出的建议，不少成为与市民息息相关的重要防控举措。
1月26日，市领导到市疾控中心调研督导疫情防控工作时，杨智聪就提出了一项具有前瞻性的防控建议：“虽然现在广州疫情形势未算太紧张（截至25日累计确诊14例），建议先预先搭建一个网上教育系统，万一疫情暴发起来，学生要延迟开学，这套系统就可以马上用起来。”
到目前为止，杨智聪领导广州市疾控中心做出了7期疫情风险评估，在其中一期报告中，市疾控中心专门指出，由于慢性病患者是新冠肺炎重症的高风险人群，为了避免慢性病患者频繁到医院就诊、开药，建议医保部门立刻制定措施，延长患者开药周期。
2月7日，市医保局推进医保支持“长处方”政策，将医保参保人慢性病厨房用药量放款至3个月。
杨智聪（左二）和同事在广州市疾控中心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挥中心讨论疫情工作。
“建议理发、医院口腔科等和人体近距离接触的行业暂缓复工”、“虽然常规的传染病防控是患者发病后的密切接触者才需观察，考虑到患者发病前已经可能有传染性，建议密切接触者的追踪时间跨度扩大到患者发病前两天，把漏网之鱼捞进网里”，在杨智聪参加的省防控专家会议上，提出的这些建议都被采纳。广东在2月2日率先扩大追踪密切接触者的时间跨度，2月21日发布的国家第五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中，也作出了同样的修订。
“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我实实在在地感到我们的政府是实事求是、相信科学的，决策也是很果断的。否则广州这个特大城市的防控，很难做得像现在这么好。”杨智聪说。
随着疫情发展的态势，需要不断调整防控思路。杨智聪表示，随着复工复产，近期广州市的防控重点应调整为对返穗人员的健康筛查和管理，疾控也为政府提供了相应的决策参考。
“比如，企业应分批复工；不同规模的企业，对复工人员应有不同的管理方法。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近期就出来了，这种方法和核酸检测比起来简便快捷，成本也更低，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企业医务检验室都可以做，我们也会建议企业对重点疫区返穗复工人员开展抗体筛查。”
十多次调整防控队伍
力保流行病学调查质量
1月22日，市疾控中心启动中心层面应急响应工作、成立“疫情应急响应工作组”，打破原有科室建制，把全中心设为八个防控工作组。“刚开始第一梯队有近百人，直到后来第三梯队加入，中心300多号人，除了个别休产假的同事，完全投入疫情防控，这样的力度在广州市疾控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如此大的防控队伍，作为市级疾控机构“掌门人”，杨智聪需要对防控工作进行总体布局和人力分配。一个月以来，他根据疫情不同时期的需要，对单位的人力分配调整了十多个版本。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力保流行病学调查质量。
流行病学调查是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疾控机构的核心工作之一。“当出现一个确诊患者，我们要搞清楚：他发病前14天内的每一天的活动轨迹是什么？是在哪里感染的？谁传染给他的？传染他的人还有没有传染给其他人？另外，这个患者感染后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人？接触的人有没有被感染？找出这些答案，我们才能把散布在人群中的潜在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找出来，及时隔离，才能防止出现第二、三、四……代病例，这就是流调的重要性。”杨智聪解释。
在疫情初期，市疾控层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由八个工作组中的应急处置组负责，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区疾控的医生也会进行部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但是，由于应急处置组同时负责疾病报告、统计、报表、风险评估等大量工作，区疾控存在人手不足问题，杨智聪感到，疫情初期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做得不够细致，这就意味着无法及时找到人群中的潜在感染者，在抗“疫”工作中是大忌。
为此，杨智聪迅速调整工作组分工，强化流调力量：
一方面，市疾控层面将非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改由疫情监测组负责；另一方面，大力推动区级疾控中心联动，“我们把广州划分成6个片区，派出6个流调经验丰富的科长到各片做片长，和区疾控一起组建市区联合流调队伍。”同时，杨智聪对流行病学调查提出规范：“不能仅仅根据经验问、问了不说就算了。我们规定，病人的行踪要从发病前的第一天逐日问到第14天，不记得或者不愿说的，则通过市里相关部门的大数据查清。”
“杨主任对我们的工作要求十分细致、严谨，每一份交上去给他审阅的报告，任何表述都要求我们有数据支撑、佐证，甚至有时半夜一点还会为了报告上的某个表达不清的细节要求我们核对。在讨论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时，对于一个病例，即使已经找到了一种传播途径的证据，他也不会放弃对其他传播途径可能性的排查。”一名市疾控的医生告诉记者。
理顺机制、制定规范后，广州市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质量在短期内迅速提升，一些本来感染源“不明不白”的本地病例，经过“高能”、“烧脑的”流调过程，都被证实其实和输入性病例相关，更产生了一些流行病学调查的经典案例。如本报独家报道的《一餐团年饭，相邻三桌感染！》所涉及的案例，正是市区疾控医生联手破的案。
“默默守护大众健康，
是疾控人的使命”
从1月19日至今，杨智聪的时间表中就没有了“休息日”的概念，“有时晚上10点下班，工作电话还一直‘追’着我回家，事情一来就要做，可以说压力非常大，到半夜一两点才休息也是常有的。本来每年年初八我都固定给妈妈庆生，但是现在已经很久没去看妈妈了。”
现年58岁的杨智聪，入行已快36年。他笑称，自己年轻时“懵懵懂懂”，“报志愿时想读医，但是对医学不是太了解，服从分配就读了这个‘医’。”在多年工作中，在多次疫情的洗礼中，他越来越为疾控人的身份而自豪，尽管这并不是一个让许多市民所熟知的群体。
“你看着我现在穿着白大褂，是医生的身份，但是和市民们通常所认为的医生又不一样。市民们经常接触的‘白大褂’是医院里的医生，我们是公共卫生医师，他们是临床医师。市民病了，会主动去医院找医生，但是在健康的时候，不一定会想到要来找我们，多数是我们主动去找他们，或者说，在他们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已经默默为他们提供了服务。”
杨智聪举例，从孩子出生24小时内接种疫苗，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流感、龋齿、儿童意外伤害等预防，老年慢性病的非药物干预，都是疾控的职责范围。“疾控人和临床医生一样，都是保障大众健康的专业队伍，而且我们的工作和市民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你们吃得每一顿饭是否安全、喝的每一口水是否洁净、你们看电影时电影院空气是否符合卫生标准、每天乘坐的地铁是否存在危害身体健康因素，都是我们去做监测、做评估，发现问题后会随时提出，让相应部门整改，去除风险因素，保护大众健康。这就是疾控人的使命和奉献。”
眼下，广州正在复工复产阶段，面临大批外地人员返穗。“虽然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二级，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原来要做的防控措施，也一定不能够放松，尤其是社区、企业、市民。对每个市民来说，戴口罩、勤洗手，是最‘原始’、最简单又有效的防控措施。”
来源 | 广州卫健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