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通宝殿内的华钟度水匾额
普陀山普济寺圆通殿，有块匾额，上书“华钟度水”。这块匾额是1992年澳门的善知识蔡东生和杨静婷敬献，陈武书写的。字面上的意思，和水和钟有关。我的译作《普陀，神圣的岛屿》里，作者详细地讲了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的出处，他说是出自庄士敦（R. F. Johnston）的《佛教中国》（或者是《佛教徒的中国》）。庄士敦的那本书，记述普陀山的部分比较长，我还没有空去找。现在暂且用转述的故事，这个故事大致是这样的：法雨寺的住持大智亲自铸了一口钟，挂在寺院的钟楼上。荷兰人攻占普陀山，把这口钟劫走了，运到了巴达维亚，被悬挂在巴达维亚的城楼上。1699年，巴达维亚地震，钟被埋在了废墟里。17，又重新被发现。之后佛寺当时的住持法泽动用他福建商人的关系，把钟要了回来。1728年才重新运回中国，暂放广东南澳岛。1733年雍正皇帝生日那天，运到了普陀山。但是钟毁坏严重，需要重铸。1825年，有个姓徐的居士来山，发愿重铸，重铸后的钟，得以重新使用。
文中提到的大智和尚，名真融，字大智，湖北麻城人。他是法雨禅寺的开山主持，但他当时所建的，并非叫法雨禅寺，而是叫海通庵。万历八年，他来普陀山，在光熙峰下建了这个庵，规模尚小。万历二十二年，郡守吴安国改名为海通寺。三十四年改名护国镇海禅寺。之后毁于战火，法雨禅寺这个名字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所改。大智禅师的传记里，称他“其于佛氏之教，少而习焉，长而悟焉，老而笃焉。”却没有提及他铸钟，也是奇怪的。
乾隆《普陀山志》里关于此事的记载
钟失而复得的故事，在乾隆年间的《普陀山志》（许琰）是这么记载的：
康熙四年，普陀遭红毛蹂躏。法雨寺大钟为大智禅师手铸者亦被载去。至咬留叭国门，钟顿重不可舁，遂置城外。雍正元年，其地忽有声如雷，昼夜不绝吼。众异，掘之而钟出焉。或以告监寺法泽，泽闽人，谋于所熟洋商，请归。六年至南澳，时泽族兄许良彬总镇于澳，许为载回，适九年春。圣恩发帑修建，泽为寺住持，而彬已陞授闽水师提督，乃转托粤浙封疆诸大吏宛转浮运，至十一年钦工告竣。众僧于十月三十万寿日开场祝圣，而钟适以是日至，盖沉埋外夷沙土中者，六十余年矣。（卷十二事略）
这里的记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庄士敦乃至卡尔克劳的记述是根据这本山志而来的。所谓的咬留叭国，译名多达二十种，为马来语椰子（kalapa）的音译，当时指的是巴达维亚，荷兰将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设在那里。而现在则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
《法雨寺重建神钟复归记》
同《志》里有一篇《法雨寺重建神钟复归记》，是释明智（法泽），也就是亲历者的记述，是这件事情的最真实的记录：
有钟为祖师手铸者，康熙四年夏东夷蹂躏寺藏如洗，钟亦被载至咬留叭国们，顿然体重，百人舁不可动。城外土埋沙尘六十余年矣。雍正二年余为监寺，有自洋来者云彼处近乎放光，地下昼夜作雷音吼，众异，乃掘之而钟出焉。款识故普陀物也。余托洋商陈丰观往请，六年归至南澳。适余族兄良彬镇兵于澳，余又托为转致来山。旋兄授提督驻厦门，乃为致书新澳镇并闽浙总制及浙抚军转谕地方，浮载归寺。时寺于九年蒙圣恩发帑数万，专官督建。 余谬主法席，经理三载至十一年工竣。万寿圣节，数百僧方焚香虔祝。钟忽报至。群相惊喜，以为异事。（卷十六艺文）
之后他提出了很多疑问，解释这诸多的灵异，最后归结为“实有冥冥而昭昭”。 这就是大智禅师手铸的钟失而复得的大致故事。
《海国闻见录》里的故事
相似的钟的故事，在同时代的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里也有，这件事情是这么记载的：
雍正丁未岁夏，噶喇吧海面立一中国妇人，群相棹舟往视。惟浮一铜钟，共获而归，上鐫普陀白华庵，知为昔荷兰掠沉。回浙洋艘互相争载，以藉神庇。公议求筊。余戚末黃姓彥者，本船舵师，得筊载回。通港之艘，惟此舟小而旧，敝顺帆，不及月抵普陀。別船坚致，有被劫红毛者有失风水者。佛力如此，前惟付之劫数耳。
这个故事就有点荒腔走板，讲到雍正五年当时巴达维亚海面出现个妇人，大家去看时却是一口铜钟，上面写着普陀白华庵，大家立刻知道是当年被荷兰人劫走的那口钟。大家都争着要把钟运回去，于是掷茭决定。我有个黄姓的亲戚获得了这个资格，但诚然船小破旧，却通行无碍，一个月不到就到了普陀。这个故事，一、钟的出现改在了海上；二、钟没有经过转运，直接回了普陀。三、这个钟属于普陀白华庵。我不想仔细考证此钟是否彼钟，由于是孤证，聊备一格。
后续重铸的故事，在后来普济寺主持释能仑的《法雨寺重铸铜钟记》里，
法雨寺，肇自前明，而钟则成于万历初年。至国朝康熙四年，遭红夷蹂躏，钟被载去。仗佛之灵，钟至彼国城门，顿然加重，舁之不动，乃弃城外。土湮尘积，无人知识。雍正十一年，忽于彼处放光，昼夜作雷音吼。众异而掘之，视款识，知为普陀故物。乃托洋商请归。统计钟自明迄今，盖二百四五十年于兹矣。物久必坏，势所固然。以故钟虽犹是，而声则不扬。道光五年，圣参上人主是席，有重新之志，拟出山募缘。适有姚江周巷镇徐公君望，来山进香。至法雨寺，过钟楼下，见所悬铜钟已破，特发愿许重铸。越明年，徐公果兴工铸造，三易炉火，才得成功。及装运归寺，众缘辐辏，护送过洋。迄今钟声宏亮，声闻数十里，徐公之大功德，与圣师之得缘法，皆大士之灵有以感通之。（民国《普陀洛迦新志》引自秦耀曾的《重修南海普陀山志》）
这样，这个故事就基本完整了。华钟度水，诚然有荷兰人的暴行，但后续的故事，我们要感谢在巴达维亚重新发现华钟的华侨们，要感谢法泽禅师和他的族兄许良彬，以及帮忙运回的各级官员，还要感谢周巷的徐公望。当然，也要对几百年来把这个故事能够记载下来并流传的历代山志的作者们和外国友人们。至于这块匾额为何是放在普济禅寺而不是法雨禅寺，却又是另外一个疑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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