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是为“十四五”良好开局打下良好基础的关键之年。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十四五”期间，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有哪些？发展趋势如何？我国宏观政策应重点关注哪几个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怎么抓？加快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必须迈过哪些“门槛”？就此，本期理论周刊特邀相关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深度访谈
本报记者 赵姗
疫情冲击下“挑战性全球化”的特点突出且挑战前所未有
中国经济时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十四五”期间，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有哪些？发展趋势如何？
迟福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重创全球经济增长，重创经济全球化，重创现有的国际经贸格局，成为“十四五”时期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最大背景。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疫情冲击下“挑战性全球化”的特点突出，并且挑战前所未有。一是疫情蔓延助推逆全球化思潮，威胁全球自由贸易进程。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并威胁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在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更为盛行，有可能使经济全球化进程出现倒退。1—4月，全球新增不利自由贸易措施310项，已超过全年数量，达到全年的80%以上，全球全年新增不利自由贸易措施数量很可能远超以往。二是疫情蔓延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当前，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已由上世纪90年代的47.6%提高至的56.5%。疫情蔓延对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产生系统性冲击，有可能造成全球供应链大范围中断。三是疫情蔓延严重影响双边、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第二，疫情蔓延重创全球经济增长，并将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一是疫情导致今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疫情重创国际贸易。根据世贸组织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商品贸易将下降13%—32%。疫情重创全球投资。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数据，至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将大幅下降30%—40%。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估计，全球经济增速为-3.0%，其中欧元区为-7.5%，美国为-5.9%，日本为-5.2%。二是疫情蔓延增大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如果疫情持续较长时间，如果世界主要大国应对措施不力，如果全球性的协调行动迟缓，债务风险就有可能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对此，需要客观判断并保持高度警惕。三是疫后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成为一个长期趋势。一方面，疫情严重冲击部分行业；另一方面，疫情严重冲击重大国际性项目的推进。更重要的是，疫情蔓延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回撤，有可能造成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下降。
第三，疫情蔓延将改变经济全球化既有格局，并将形成新范式。疫情蔓延使大国经贸关系面临更为复杂的变化。疫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有可能成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推进经贸规则变革的基本框架，并有可能形成全球化新范式。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经济时报：“十四五”时期我国宏观政策应重点关注哪几个方面？
迟福林：总的看，“十四五”时期，抓住全球经贸格局重构的新机遇，适应对接全球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我国要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按照公开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推动与世界经贸规则的对接。由此，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并增强话语权，推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一，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是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争取扩大开放的主动权。二是应对“三零”国际经贸规则挑战，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三是统筹推进制度型开放与深化市场化改革。
第二，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开放。一是加快推进服务业市场对内对外开放进程。首先，推动服务业市场向社会资本全面开放。其次，要加快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进程，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性条目。此外，推动与服务业市场开放相配套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标准对接为重点形成扩大服务进口的政策与制度体系。二是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一方面，通过放开外资金融业市场准入，提升外资金融机构的资产占比，形成我国金融业市场竞争新格局；一方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跨境贸易中扩大人民币结算范围，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我国新型开放大国的地位相适应。三是以服务业市场开放拉动服务型消费。四是提升服务贸易比重。要以服务业市场全面开放促进服务贸易发展，使“十四五”时期服务贸易的比重达到全球平均水平。争取到2025年，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提高至20%以上。
第三，以制度型开放促进市场化改革进程。高水平开放带动并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建立并完善以公开、规范为主要标志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主动对接国际通行经贸规则中形成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一是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形成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格局。二是适应制度型开放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扩大劳动力的城乡、地域流动性；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激发创新活力为目标深化科研要素市场化改革。三是以混合所有制为重点推进国企改革。加快从“管企业”走向“管资本”，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本管理格局，以发展混合所有制为重点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加快推进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
第四，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一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与重点。二是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尽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内外资一致的负面清单；进一步提升负面清单透明度与可操作性；开展负面清单外无审批试点，实现“准入即准营”；明确并细化国民待遇标准，给内外资企业明确预期。三是统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产权保护。例如，尽快出台《民法典》《知识产权法》。四是要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例如，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全面实施企业自主登记与简易注销制度，全面推行“最多跑一次”，等等。
推进高水平开放已成为牵动“十四五”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怎么抓？
迟福林：“十四五”时期，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推进高水平开放已成为牵动影响“十四五”改革发展的关键因素。“十四五”时期的扩大开放，重在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建立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一，适应对接全球经贸规则重构新趋势，以规则对接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疫后，欧美等发达国家将重新审视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问题，“产业链回流”“去中国化”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为此，要抓住未来几年的时间窗口期，主动适应“三零”趋势，在市场准入、技术标准、竞争中性、服务与数字贸易等方面对标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为此，应加大自贸港与自贸试验区在新型规则与敏感领域的压力测试。例如，对标世界最高开放形态建设海南自贸港，在海南自贸港全面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全球服务能力；大胆借鉴并率先实施国际最新投资贸易协定的相关条款，尽快开展电信、环保、劳工、政府采购、透明度等敏感领域的先行先试；全面引入发达经济体等服务业管理标准与人才互认标准，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重点领域加快探索形成“中国版”经贸规则。再如，以服务贸易规则对接为重点分类推进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抓住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容的契机，率先对标国际最新金融开放标准，先行试验CPTPP、USMCA等最新经贸协定的核心议题；在广东自贸试验区，全面推进与港澳在金融、保险、会计、法律、研发、教育等领域的规则与标准对接；对不具备全面开放条件的自贸试验区根据自身特点实行服务贸易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
第二，适应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大趋势，加快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全面开放新格局。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快速发展，数字贸易快速兴起。适应这一趋势，要尽快补齐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的突出短板。例如，争取到2025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由目前的32.4%提升至40%以上；保险、计算机和信息、知识产权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贸易占比由目前的23.8%提高至30%以上。
第三，适应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土化新趋势，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本土化可能是一个新趋势。作为区域内第一大经济体，要以抗疫互动合作为重要契机，以产业链、供应链的调整为抓手，以加强同东北亚、东南亚的区域合作及推进RCEP、中日韩自贸区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点，形成合理分工、有竞争力的区域一体化布局，并为疫情后有效应对单边主义、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提供重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