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作家张爱玲说过一句话：“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她本人在二十岁左右早已成名。说起成名早的，古已有之，比如仲永（反例）；比如砸缸的司马光，据说七岁已熟读《左传》。
张爱玲最早享受了青年成名的快乐，她的那些作品至今被许多人喜爱；却在中年和晚年没多少作品，甚至有些潦倒。
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谈蒋方舟：一个不再年轻的少女作家，一个没有作品的天才儿童》。她7岁的时候被母亲逼迫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19岁被清华降60分破格录取，刚毕业便成为《新周刊》副主编，可谓年少成名。
关于她，之前是不太了解的，第一次知道是读一篇公号文章写她和俞飞鸿的对比。大意是踩蒋捧俞，基于她们在圆桌派对于婚姻表达了不同的观点。
窦文涛好奇地问她：“你相过多少次亲啊？”蒋方舟：“六七次，七八次？”窦文涛继续追问她：“你为什么老相亲啊？你着急吗？”蒋方舟笑言：“我不着急，特别不着急。只是在体验生活。”窦文涛：“如果在35岁还没有结婚呢？”蒋方舟：“那就先生个孩子！”
这些话，被认为她恨嫁，她觉得在婚恋市场里，自己是被挑选的一方。而与之相对的，俞飞鸿的表现更加从容。
她的年龄比蒋方舟大十来岁，但丝毫不避讳自己的年龄，她认为，年龄与皱纹是不可逆的人生。单身或者婚姻其实只是某一阶段的一种选择。
从9岁出书，到年过而立，似乎很多人对她有太多的“期待”；而一旦这个期待没有成真，她便被质疑“代笔”，所以成年之后没法继续“写作天才”的头衔。
她从来不出来解释，我想，解释的话，质疑可能更多；但我相信她确实读了很多书；而且大部分是经典之作。可是读了好的作品，一定能写出好的作品？那还真不一定。
也有人开始分析她的讨好型人格，因为她的童年和写作，几乎是母亲操控下进行的。然而她并没有愤世嫉俗，或者过于脱离；她恨顺从，除了成名带来的好处之外，她故意要扮成大人喜欢的样子，所以内心是不快乐的。
你是否能回忆起，中小学，那些作文写得好的有“天赋”的人（也或者是你自己）？
我们班曾经有一位作文写得很好，经常在校刊发表文章，得到很多同学的羡慕。有一次老师念她的文章，结束后，我告诉老师那是《中学生》上面的，只是改了名字。
其实或者所有的开始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但是学生时代不一定有这样的认识，她觉得自己的认知超过了同龄人，她批判社会、批判教育，就如当年的韩寒一样，然后她初中之后就放弃了学业，要去做自己。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做了自己。
那么对比起来，我觉得蒋方舟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她享受了少年成名的快乐，也需要承受相应的压力。蒋方舟言：“所有天才儿童都是对于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她不断参加各种综艺、采访，获得赞同。
因为她提早地领悟了规则，所以获得认可。但是这份认可能否持续，还取决于她自己。为了认可继续委屈自己？还是一方面可以突破。我觉得从她在圆桌派到现在的两三年一直是在反省，在探索。
相对于用“一个不再年轻的少女作家，一个没有作品的天才儿童”来描述她，我更愿意用“一个经验缺乏的天才儿童，一个不断探索的少女作家”来形容她。
我们的经验，可以来自自身，也可以是他人，还能是书本。
一个二三十岁的人可以讲传统文化，被称为“先生”，他就开始怡然自得了，摆起了算命的谱——举个例子，十年前，他说一个朋友一定会得肿瘤（因为他对父母不孝），结果十年之后验证了，那个朋友得了脑瘤。
先不说这个故事真假，即便是真的，那么不孝和肿瘤是不是有关系？如果是这样，找医院看病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病了，要花钱，他会更加不孝。或者换个角度，他不需要医生，只需要回家尽孝即可。
那回过来，一个没有人生阅历的人，很难写出有深度的书籍。他可能读了很多书，能读懂，但是传播的经验却不一定正确。或者说，没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和人生价值体系。
张爱玲早期的作品里面，其实很多得益于她自身和周围发生的故事的影子——所谓写作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毕淑敏的作品里，穿插了很多她的军旅和医生职业故事。这些具身体验，弥足珍贵，写作只是让那些故事换一种方式呈现而已。
比如《红楼梦》，你宁愿听蒋勋、朴园主人（退休的文学教授）讲，还是听一个听说是博览群书的八零后讲呢？
我这里并不是否定年轻的八零后讲不好，比如六神磊磊讲金庸，不见得比文学教授差。但是就如你看十年前的自己，你对自己无比满意吗？
不管早成名，还是晚成名，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所以没有对比蒋方舟的作品，但是我却能感觉到的她的心态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