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张文俊，今天来和大家聊一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汉末以来社会系统的大移动、多民族的大融合，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显著的历史特点。在北方。“五胡乱华”，人主中原，不仅规模空前，人口达三百万以上，而且只进不出，越聚越大，在与汉族广泛错居杂处的基础上，终于在北朝末年实现了多民族的融合。在南方，由于大批北方汉人不断迁人及南方少数民族出居平地，形成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融。而这一切，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充沛的活力和强大的凝聚力。
这一时期多民族关系的发展和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以北魏人主中原为界，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汉末，内迁各族主要有匈奴、揭、鲜卑、氏、羌，史称“五胡”，又与南方的巴人合称“六夷”。这些内迁各族.虽长期与汉族共处杂居，并先后建立了十多个地域性政权，但迄西晋术年，并没有很快汉化。其基本原因:一是周边各族由塞外迁人塞内，只是打破原有的民族居地及区域，但还没有以编户的形式支解“五胡”各族集中聚族而居的状态。这样，内迁各族的语言、风俗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得以保存，也阻碍着各族与汉族发生深入的社会联系;二是内迁各族与汉族分别处在落后与先进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五胡”与汉族的融合是一个由对立、排拒到交流、融合的漫长过程。“五胡”政权存在的重要条件，就是利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对立，因此其政权的主要特性是落后的军事统治、胡汉分制和经济掠夺。
不过，由于“五胡”政权频繁更迭、统治中心不断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强制性人口大迁徙，不仅改变着民族布局，也促进胡汉各族人民在广泛杂居条件下的经济文化交流。从而逐步瓦解胡族落后的部族组织。淝水之战前后胡族政权的旋兴旋灭，正是五胡共同体不断解体、分化的过程。这就为北魏统一北方，加速民族融合的进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北魏人主中原以来，特别是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后，民族融合和汉化进人高潮。其后虽有北齐高欢父子说鲜卑语、行鲜卑风俗的小股逆流，但北周宇文氏继续推进北魏的汉化运动。这样，北魏以洛阳为中心，北周以长安为中心，由此以两地为轴心展开的汉化运动，成为北朝历史中最为积极、进步的现象。
大体上讲，这一时期民族融合是以汉族为核心展开的，但汉化和夷化(鲜卑化、胡化)往往是同时存在的。不仅如此，内迁各族之间、留在塞外的各族之间也在相互融合，而且各族之问还出现合而再分、分而复合、交叉融合的现象。
就这一时期北方民族的汉化而言，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
其一，各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族地主在政治上进一步联合，崇尚懦学，采用汉制;
其二，内迁各族不同程度地发展了农业经济，社会生产水平逐渐接近或达到中原汉族的水平;
其三，中原地区诸族语言差异逐渐消失，汉语成为绝大部分内迁各族的通用语言;
其四，夷夏观念趋于淡薄，“居民以官相从，不依族类”;
其五，生活习俗方面民族特点逐渐消失，通过杂居通婚，血统上混为一体。
汉化的同时也存在胡化问题。如少数民族的畜牧业的品种、技术乃至农牧产品传入中原，尤其是胡服、胡饼、胡床的传人，对汉族的胡化最为彻底。譬如，北齐时，“中国衣冠”，“乃全国胡服”。故至唐代，更是举国上下大有“胡气”，“士女皆竞衣胡服”。再如.中国人本吃麦饭，不食饼、不食粉食，饼、面包(馒头)是由中亚经胡人逐渐传人中原的。再如，胡床自十六国以后，自北而南，广为流行，促使高足家具出现，改变了过去席地而坐的习惯。此外，在语言、文字、艺术等方面，胡语、胡歌、胡乐、胡舞、胡戏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总之，在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发展中，有汉化，也有胡化，但都不是简单的民族同化，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向并存式的发展，其总特征则是融合性，包括民族血统上的融合和思想文化上的融合。各民族的大融合不仅改造了中原文化，也改造了五胡自身，更为后来北方人独具的民风、性格、气质、情感等产生了深远的决定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