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阳鼙鼓震碎了大唐的繁华。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兴兵杀向洛阳、长安。
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帝国，被安史之乱的爆发，从鼎盛推向了衰落。
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九，潼关失守。
十三日李隆基带着杨贵妃和宰相杨国忠、大宦官高力士以及皇太子和其他皇室至亲，在左右龙武军和左右羽林军的护卫下，从长安逃往成都。
第二天到马嵬驿禁军兵变，宰相杨国忠全族被杀，杨贵妃也落得被赐自尽的悲惨下场。风华绝代的盛世美颜香消玉殒，二十年的富贵荣华尽付东流，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慨叹。
马嵬驿之变的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很多史书把这场兵变说成是士兵的自发行动。也有人说是太子李亨。
但根据有关记载中，曾经和当时发生过的种种迹象去抽丝剥茧地仔细判断，士兵自发和太子李亨都没有这个可能。
如果真的是士兵自发，势必军纪涣散、一发不可收拾。但这次兵变却在杀掉杨国忠、杨贵妃后，能立刻重整队伍，把李隆基一行安全护送到成都，说明这次兵变是有预谋、有计划、有指挥的行动。
把太子李亨说成是早有预谋、策动马嵬驿事变的主谋，有些牵强附会，经不起推敲。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亨已经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况且，玄宗早有传位太子之意。
如果说平时李隆基对太子及诸皇子有猜忌防备之心的话，在此国祸危乱之时，李隆基对皇位恐怕避之唯恐不及，绝不会对太子有任何不利的举动。
因此，太子李亨没有任何必要在此时此刻有觊觎皇位、心怀不测之意。
更没有任何必要在杀死杨国忠以后，再处死杨玉环。
历史上政治事件有时候也很简单，没有必要把所有事情都想的那么阴暗和复杂。
《旧唐书 陈玄礼传》里表述:“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由此观之，幕后主使表面上看，是龙武大将军陈玄礼。
但这次行动的直接指挥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只是执行者，不是幕后主谋。此人“淳朴自检”，绝不是谋乱弄权的材料。
杀个权相可不是闹着玩的事，从陈玄礼的性格、角色、头脑和魄力等任何一个角度去看，幕后主谋都不可能是陈玄礼。
换句话讲，他也不够那个资格。
根据种种迹象详加推断，在陈玄礼背后一直有个大后台逐渐浮出水面，这个人就是大宦官高力士。
高力士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贤宦，在李隆基还是临淄王时，高力士就“倾心奉之”，以后多次参与除灭韦后、剪除太平公主等重大行动，并起到重要作用。位高权重且一心忠于李隆基，深受李隆基高度信任。
每有奏表，必先呈高力士，然后进御，小事皆由高力士决之。唐玄宗常曰:“力士当上，我寝则稳”。
实际上高力士就是皇帝的高级机要秘书，或者是协助皇帝执掌权柄的内大臣。为人厚道稳重，深受皇室内外的尊重，皆以长辈敬之。
安史之乱以前，高力士曾多次进言，劝李隆基拿掉祸乱国家的杨国忠，李隆基也迟疑过，但没有表态。高力士、杨国忠二人相互敌视，势成水火。
有很多记载表明，陈玄礼是高力士的心腹。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在临淄王李隆基剪除韦后、安乐公主之时，高力士一手安排清除禁军左右万骑营长葛福顺和王毛仲，就是陈玄礼做的内应。
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左右万骑营扩编为左右龙武军，由陈玄礼升任大将军。多个事件的发生，揪出其细节，足够证实以上的推测。多年的交情，多次的合作，二人早已是配合默契，相得益彰。
促使高力士在马嵬驿动手剪除杨国忠，实是因为已经到了最要紧之时。再不动手，可能会有大祸临头。
因为，四川是杨国忠的地盘，高力士绝不可能让李隆基和自己进入杨国忠的势力范围被其控制，必须在进入四川之前采取必要行动。
再说，高力士不比李亨，诛杀杨国忠一族之后，肯定会对杨玉环有非常大的忌惮，再除去杨玉环就变得比较合情合理了。
再看看李隆基的态度。他对杨玉环是宠爱的，对杨国忠也是信任的，所以之前高力士劝谏拿掉杨国忠时，李隆基迟疑良久，并没有表态，想利用帝王之术搞平衡。
这时候高力士协同陈玄礼以兵变相挟，李隆基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他知道高力士、陈玄礼是忠于自己的。更加重要的是，高、陈二人手握兵权，是唯一可以护驾的力量，得失取舍高下立判。
所以，李隆基权衡利弊之后，下令除掉杨国忠一族，在此棋局之中，杨玉环也只是个牺牲品。
《后唐书.玄宗纪》记载，在诛杀杨国忠之后，“兵犹未解，上令高力士诘问，回奏:诸将既诛国忠，以贵妃在宫，人情恐惧。上即命力士赐贵妃自尽”。
这里面关键是那个“即”字。在杀了杨国忠之后，兵变并没有停止。李隆基让高力士去问，高力士回奏:诸将杀了杨国忠，人们恐惧杨贵妃报复。李隆基立刻命令高力士赐杨玉环自尽，好像没有任何犹豫。
史官的直笔，也使这段内情已经再清楚不过了。由此观之，《旧唐书》作者刘昫早已对马嵬坡之变的内情了然于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