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个矛盾纠纷，历时半个月，村里调解了5次，纠纷双方终于和平化解矛盾了，太好了。”蕉岭县龙安村的调解办公室中，村党委书记张小平在厚厚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刚刚结束的群众纠纷调解。类似这样的调解记录本，龙安村的村干部每人都有一本。
村“两委”干部化身调解员，让群众矛盾大化小、小化无，这是蕉岭县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一个生动实践。
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深入，蕉岭县依托国家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政策机遇，切实发挥群众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积极探索从村级组织建设入手，理顺治理主体关系、规范村级权力运行机制、实行村民协商议事制度，探索走出一条具有区域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建立了“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多层共治”的村级治理方式。
12月，蕉岭县被确定为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首批试点单位，成为蕉岭县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里程碑和新的出发点。按照试点方案，蕉岭县将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探索“聚核赋能、联动融合、多元共治、共同缔造、数字贯通”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聚核赋能 强化建设定方向
“给钱给物不如给个好支部，我们一定要把党支部建设好，让党组织在乡村建设中、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在蕉城镇陂角村党群服务中心，联乡兴村工作队队员正和村“两委”干部讨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墙上的“集中领导、个别酝酿、民主集中、会议决定”十六个大字格外显眼。
“目前，我们已经在村里建立3个党支部，霞黄片、红字片、马荠片党群服务中心已开放使用，今年我们还要再打造一个。”联乡兴村工作队队长、蕉岭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党组书记黄桂庭告诉笔者，陂角村全村共有党员115名，工作队发动村民自筹资金15.5万元建设党群活动中心，制作和更新一批党建宣传标语牌，党建氛围日益浓厚。
“不仅如此，我们还打造‘陂角风貌’小程序，里面一个重要板块就是智慧党建。群众可以随时随地关注到村里的发展，参与到乡村建设和治理工作。”陂角村党委书记黄穗光笑着说，得益于基层党组织的不断完善，村中很多工作都提上了日程，日前村里刚完成村里的主村道进行沥青铺设。
乡村治理，关键在于谁来治理？怎么治理？
找准方向，举好乡村治理的“先行旗帜”。蕉岭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推进“红色领航”工程，在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中深化实施“三强四带”工程，夯实党建引领基础。同时，大力实施“头雁”工程，选优配强管好基层党组织领头人，压实县委书记“抓镇带村”主体责任和县委组织部长、镇党委书记抓“头雁”工程的直接责任。
“我刚来的时候，这里的党支部是软弱涣散的，没有战斗力。我们当时首要任务就是要凝聚这股力量。”时任蕉岭县房管局驻村干部钟祥科翻阅着资料介绍说，三圳镇东岭村总人数713人，党支部共有党员35人，相当于20人中就有一人是党员。
“村看村，户看户，农村发展看支部。”作为最后一轮广东省省定贫困村之一，东岭村把基层党建组织力量，转化为脱贫攻坚的内生动力，通过公开海选村党支部书记，探索村级治理机制。“现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展产业带动致富，村干部也都忙起来，村里的发展自然更上一层楼。”三圳镇副镇长徐乐说，截至，该村21户贫困户41人已脱贫，除政府兜底外，实现100%脱贫。
东岭村的案例在蕉岭县并不是孤例。乡村治理需要方向，更需要人员的下沉，基层党组织的壮大。为此，蕉岭县扎实实施“党员人才回乡计划”，鼓励年轻的优秀党员回村担任村党组织书记。
“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基层党组织力量凝聚起来，夯实了乡村治理组织保障。”专家分析，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能力是决定乡村治理成效的重要因素，蕉岭加强村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和服务引领作用，既是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需要，更是乡村治理的强而有力的保障。
联动融合 深化改革闯新路
暖阳下，三圳镇芳心村文化活动中心里，由群众自发组成的民乐队用一首首歌曲奏出美丽乡村的安逸。
作为蕉岭县乡村治理的先行者，三圳镇芳心村早在就开始探索创建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并在县内全面铺开。10月28日，该制度被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在过去，乡村治理的主力都是村两委干部，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监督难，沟通难。”时任该村党总支部书记的谢建祥虽然已经调离岗位多年，但说起芳心村的乡村治理改革，他依旧娓娓道来。
“就跟拔河一样，心要往一处想，劲要往一处使，才能形成最大合力，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就是拔河的绳子，把干部和群众都连接起来，少了谁都会缺少一股力量。”说到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现任芳心村党总支部书记郑淑平如是解释。
乡村治理，说到底最终还是要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蕉岭县在探索乡村治理过程中，紧紧围绕“改革”，紧扣联动融合，优化自治单位设置和形式，主要表现在科学精简村级自治组织内设机构，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小组等组织建设，深化村务工作“四议两公开一监督”机制，完善村务议事规则。
“这是我们上个月村里完成的工程，我们全程监督。现在监管的范围不仅是村里的财政，还有村级事务。”芳心村监督委员会主任徐永振说，村务监督已经形成了“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体系，更加全面更加科学，也更加得民心。“群众选举我们作为监督委员会成员，我们代表群众去参与乡村治理，并把乡村治理的成效与群众分享，群众怎会不乐意？”
四权同步，需要切实关注村民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与选举权，让村民的权利切实得到保障。
坚持问题导向和改革创新，蕉岭县从实际出发，聚焦农民关心、社会关注的突出问题和核心矛盾，鼓励引导在自然村或村民小组规范组建村民理事会，引导群众参与到管理中来，进一步丰富基层民主协商的实现形式。
“本次投票总票数52张，同意新方案实施的票数50张。”这是广福镇广育村协商议事会上的一幕，村民代表就乡村建设和治理进行投票。得益于这样的模式，村中众多事务都不再是“干部在干，群众在看”。
“一说召开协商议事会，群众就很自觉放下手中的活，抽空参加，重点关心村里的发展方向，发展重点和计划。”蕉岭县广育村党支部书记黄忠铎笑着说，有群众参与的乡村治理才能够真正为群众谋利益，得到群众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广育村以农户组织化建设为抓手，突出要素资源整合，以农村党组织、土地、资金、劳务、产业五大要素为核心，试点启动“五社协同全要素联动”改革，探索“党支部+五社+一站”合作组织机制，全面铺开乡村治理的网格，为乡村治理提供经济基础。
多元共治 优化力量增效能
“谢伯，大家都是邻居，一人退一步，村党委这边也会积极督促对方做好善后工作。”在蕉城镇龙安村，一场沉积多年的邻居矛盾纠纷在“苦口婆心”劝说下化解了，调解人员正是该村村“两委”干部。
向乡村治理要成效，蕉岭县持续把促进发展、推动改革、改善民生、联系群众作为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构建“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引领群众，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群众工作机制。
同样，乡村治理不能忽略群众的参与。，在县、镇两级指导推动下，羊岃村扎实有序落实“三清三拆三整治”行动，对村内3000多平方米的危旧房屋连片拆除，规划建设8000多平方米的新村。对于羊岃村村民来说，羊岃村的改变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一背后，离不开羊岃理事会的积极推动，充分激活群众内生动力。
“村民理事会作用发挥得好，很多工作都可以事半功倍。我回村以后要活化运用这些做法，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参加乡村振兴培训班的杨嘉勇在参观羊岃村后，深有感触说道。
数据统计，截至目前，蕉岭县全县共有556个村民理事会。蕉岭县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出台《村民理事会工作办法》，对处于独立居民点且拥有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若干村民小组或自然村，按照自治半径相对合理、公共利益联系紧密的原则，根据群众意愿建立村民理事会，推进公共事务民主协商、有效实施。
“我们村里道路的扩路铺设，就是在理事会的推动下进行的，理事会在收集群众意见过程中，也会反馈给我们干部，就等于有一个沟通桥梁，干群关系更加和谐。”蕉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百美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陈苑娜总结说。
变“政府单线管理”为“社会多元治理”。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理事会参与村级建设和管理，着力解决帮扶对象最困难、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深度挖掘每个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做到对症下药，由村民理事会与群众共同议定村规民约、教育和引导村民共同参与村庄管理，共同理清村中事，形成“共谋共建共管共享”新机制。
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将治理体系转化为治理效能。
紧紧抓住了群众的热切期盼，牵住了“牛鼻子”，找准了突破口，蕉岭县着力打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8月中旬，蕉岭在全市率先建成县、镇、村三级代表联络站体系，覆盖面惠及全县23万群众。
“自从建立人大代表联络站、实施了‘十个一’人大代表履职量化以来，代表活动中每个代表都争着发言，这是以往不常见到的景象。”蕉岭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负责人说起该县人大工作可喜的变化时表示。
按照“方便代表联系选民或选举单位、方便群众找到代表”的原则，蕉岭县建立党代表和人大代表村级联络站点，形成代表密切联系群众、践行基层民主的重要平台，使之成为强化代表意识、提升履职能力、扩展村务监督效能的重要载体。
此外，蕉岭县还鼓励以村庄为单位开展自主性的治理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培育和提升农民参与意识和有序参与能力，推动基层普遍形成“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评、事事有人管”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链接
不断探索
打造蕉岭村级治理方式“2.0”版本
当前，蕉岭县形成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协商议事会为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村民理事会、村民小组和广大农户为基本单元参与治理，村民的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与选举权同步发展的村级治理“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多层共治”体系。在新探索中，蕉岭县自我加压，自我鞭策，在每个关键期制定相应的建设计划。
到，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切实加强，村民自治实践进一步深化，农村民主协商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乡村治理的制度、组织、方式和手段更加完善。
到，乡村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信息化、专业化、智能化水平有效提升，城乡一体化治理机制初步形成，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内核的乡村治理体系成效显著。
到2035年，乡村社会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城乡融合发展高水平实现，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面建成，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全面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撰文：黄培强 祝银清 林剑湧 汪敬淼 廖静宜
编辑统筹：甘韵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