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述这个故事前，先介绍一篇柳宗元的文章，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送薛存义序》。文章不长，不妨全文照录于下：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於觞，追而送之江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什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值，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这篇文章之所以出名，不只是它的作者是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更主要的，是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那就是：吏为“民役”而非“役民”。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当官要为老百姓服务，而不应让老百姓为自己服务。这个见解，历来被视为我国古代爱民思想的一个结晶。
桂林訾洲公园柳宗元雕像
但正如柳宗元在文章内所写，实际的情况，往往“受其直（值）”而“怠其事”的官员居于多数，更有一些人贪赃枉法、鱼肉百姓，而真正甘心做“民役”的人，则少之又少。
不过，下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何易于，做到了。
《新唐书》尽管将何易于写入了“循吏传”，但他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已经湮没于世，所以无法交代他的生卒年、籍贯以及出身。
何易于当时任职的益昌县，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区地带，嘉陵江从城南流过。这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风景很美，只是老百姓的生活很贫困。
益昌县距离州治大约四十里地，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何易于的顶头上司、州刺史崔朴，都会带上宾客、属官，泛舟出游。他们坐在船上，一面饮酒，一面观赏两岸的美景，很是惬意。一路东行至益昌县时，因江面狭窄、暗礁密布、水流湍急，需要由纤夫在岸边牵引。
今日昭化古城
二月春风似剪刀，春天又到了，刺史大人也来了。正在船上看风景的崔朴，突然在纤夫中间望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仔细一看，竟然是换了便装的益昌县令何易于！虽说官场上向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说法，但崔朴也并非那种不通情理的人，他赶紧吩咐靠岸停船。
船靠岸边，崔朴赶紧询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何易于据实做了回答：“当下正值春季，益昌县民既要农耕，又要养蚕，抽不出身来，唯有我这做县令的比较清闲，所以就过来搭把手。”
尽管何易于说话时，一副若无其事、理所当然的神态，但崔朴还是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颇觉羞愧，赶紧下船，换乘快马，匆匆告辞，折返而去。
蜀地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产茶地之一，益昌又是山区县，有种茶的传统。从前老百姓种茶并不需要缴纳赋税，所得全部归自己。进入中唐，赋税加重，上面决定向益昌县开征茶税，并要求当地官员必须据实催缴，不得瞒报。
古城风光
何易于手捧上面下达的诏令，对下属们说：“益昌在不征茶税的时候，百姓都没法活命，何况现在又要增加税赋呢！”决定将此事暂时搁置，吩咐把已经张贴的告示撤回来。下属们赶紧提醒他：“上面已明令我们不得隐瞒，现在又将朝廷的政令毁掉，这可是属于重罪，为吏者当死，你也脱不了干系！你难道就不担心将你流放到遥远的海边去吗？”何易于回答说：“我岂能为了自己而毒害一县之民？好吧，我不会让你们受牵连。”说罢，他竟然将这道诏令亲手烧毁。
这个举动显然已经触犯了律令。好在时任观察使算得上是何易于的一位“粉丝”，知晓何易于一向爱民如子、为民请命，所以在获知这一情况后，并未追究，也没有向上报告。
何易于对老百姓的爱护，可以说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有的人家死了人，无法治丧，他会拿出自己的俸钱，安排下属去帮办。前来缴税的人，如有老弱病残，他会请他们跟自己一起吃饭，并借机了解他们想法和要求。他处理诉讼的方式也很奇特，先是亲自了解案情，然后指出是非曲直，罪轻的予以规劝，罪重一些的施以杖刑，最后一律当庭释放。在他担任县令的三年中，县狱里面没有关押过囚犯。后来他改任绵州罗江（今四川德阳市罗江区地带）县令，采取的仍是同样的治理方法。
昭化古县衙
至此，故事已经讲完。读者可能跟作者一样，会生出这样的疑问：像何易于这样亲民爱民的人，为何就只能做一个小小的县令呢？对此，唐朝一个名叫孙樵的人，已经做出了回答。
这位孙樵曾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到过益昌县，跟一个益昌县人有过一次关于何易于的对话。
益昌县人很困惑地询问：“天子考课州县官员，分设上、中、下三等，本意是要勉励他们，像何县令这样的好官，考课只是被评为中上等，这是何故呢？”
孙樵反问道：“你们何县令当初是如何督缴赋税的呢？”
益昌县人回答：“他总是请求上面放宽期限，不催逼百姓，不让他们贱卖粟帛。”
孙樵又问：“你们何县令是如何督促服役的呢？”
益昌县人回答：“县里的度用一旦不足，他便拿出自己的俸钱，总是希望减轻百姓的负担。”
何易于雕像
孙樵再问：“他跟当权的人是如何往来的呢？”
益昌县人回答：“只有文书往来，别无其他。”
孙樵最后问：“擒盗如何？”
益昌县人回答：“我们这里无盗啊！”
孙樵告诉这位益昌县人：“我是从长安来的，每每听职掌考课的给事中说，某人在某县得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打听这些人的政绩，得到的答复不外乎是：某人能督赋，先期而毕；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费；某人当道，能得往来达官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盗，反若干盗。县令得上下考，大都要依据这些。”那位益昌县人不再说话，笑着离开了。
这一次见闻给孙樵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据此写出了《书何易于》一文。后世修《唐书》，有关何易于亲民爱民的事迹，就是根据他的这篇文章，总算让这位何县令留下了身后名。人生有此，也就够了。
【说明：本文系作者系列文章「读通鉴讲故事」“爱民篇”中的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