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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百家号雅静聊历史，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述的是一个人，他的历史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启示，他的名字叫做班彪，想必大家听到这个名字感到一脸懵，但提起他的三个儿女，想必大家都熟悉，他的三个儿女分别是：班固、班超，班昭，而班彪就是他们的父亲。一位能培育出这里厉害的儿女的父亲，想必也差不了哪里去。
对于北面的乌桓和西面的羌种，班彪建议朝廷设置校尉，降附的加以安抚，侵扰的给予打击。班彪提议：乌桓天性轻黠，好为寇贼，若久放纵而无总领者，必复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为宜复置乌桓校尉诚有益于附集，省国家之边虑。（《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旧制，益州部置蛮夷骑都尉，幽州部置领乌桓校尉，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苦。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后汉书·西羌列传》）这些提议都被光武帝采纳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班彪虽然位卑言轻，但他关心国事，敢于建言，而且他的建议都能抓住问题的要害，提出有利于国家的正确主张。
班彪在襄赞国事的同时，还干了一件大事班彪才学过人，又喜好著作，他见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武帝一朝，后来虽然有增补者，但是水平太低，质量太差，就立志为前汉一朝编写一部完整的史书。这件事他没有做完，只写了几十篇，但是他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资料的收集、整理。后来，班固、班昭兄妹能够完成《汉书》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班彪打下的基础。在修史的同时，班彪还对司马迁的《史记》提出了批评，提出了自己的治史主张。
这就是他写的《史记论》，他说：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机》，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之事遂暗，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若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后汉书·班彪列传》）
概言之，班彪对司马迁的批评：一是指导思想和价值标准有问题，不遵从圣人的是非，“崇黄老而薄《五经》”，“轻仁义而羞贫穷”，“贱守节而贵俗功”，这些在《史记》中都有表现。二是体例和写法有问题，“分散百家之事”，不如先前的诸子书清晰可辨。比如世家本来是记述传世公侯的，司马迁却将项羽、陈涉这些短命豪杰纳入其中，而将淮南、衡山二王排斥在外；萧何、曹参、陈平、董仲舒等人只有名而没记字；等等。前一个问题，类似我们当下语境中评论古人时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司马迁写《史记》时，董仲舒刚刚提出“罢黜百家，独尊《五经》”，儒家的独尊地位还没有确立，司马迁的思想业已形成，很难跟着国家政策轻易改变；他的著作又属个人行为，只想着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并没打算成为官方钦定的史书。到班彪时，儒学的统治地位已经牢不可破，在大汉君臣的脑子里，孔圣人的思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代而不刊的真理，人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都要放到圣人的理论框架内来衡量，这样才不会偏，才不会浅，才会得到笃实之论。
其实，不光是司马迁，包括班彪、班固还有我们今人在内，谁不是生活在历史之中，谁能逃脱历史的局限性呢？所谓的历史局限性，根本就是说了白说的伪命题。后一个问题属于技术层面。班彪在《汉书》里剔除了世家这一文体，所有的人物只用纪、传两种；后世的史家都以此为准，说明这样的安排是恰当的。至于“慎核其事，整齐其文”，精益求精，那是著书作文的必然要求，司马迁也不是不认真，只是精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
班彪做了几年司徒掾，又被任为望都长。在这一任上，班彪得到吏民的爱戴。建武三十年（54），班彪死于任上，时年五十二岁。对于班彪的一生，其子班固这样评价，说他“仕不为禄，所如不合；学不为人，博而不俗；言不为华，述而不作”。（《汉书·叙传》）范晔的评价更高:“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到底，还是他的心态放得好；而他的心态，又源于其深厚的儒学修养。
小编认为他并不觉得小小的司徒掾或者县令长埋没了他的才学，正如他在《北征赋》里所说的，只要行止有方，处世有则，仰不愧天，俯不愧人，走到哪里都是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因此，他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心态平和，随遇而安，认认真真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假如说，在他离世之际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一定是他草创的《汉书》还没有完成。班彪还是位伟大的父亲，他的儿子班固、班超，女儿班昭都是青史留名的非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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