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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那年，我在上海上大二，那时我傻傻的以为天总是蓝的，水是绿的，我以为我离幸福很近了。
黄昏的时候，夕阳的余晖正穿过云际映着蓝紫色的窗帘，青白的窗台上，盆景开着暗白的小花。就在此时，我突然做了个梦，梦中妈妈的青丝垂下头来，遮住了那张悲怆的脸。那是妈妈吗？我的眼中含满了泪水，那是妈妈吗？也许吧，我已经两年没回家了，妈妈是不是又老了很多呢。
许多伤感的种种往事全部涌上来，忧伤露出了微弱的光芒。我多希望看妈妈一眼，可我不能回去。我得随时准备挣钱，我的学费，还有平时的开销，弟弟的学费。这么多钱，如果我不去赚，光靠妈妈一个人在偏僻的农村养几头猪和种几亩贫瘠的田地来支撑这巨大的天文数字，何日才到头呢？
很多年后，当我再次回忆那个下午的时候，那一切至今还历历在目，我多希望是愚人节的一场闹剧。
那天下午，在那贫穷的小县城，弟弟流着伤心的眼泪央求他们学校的办公室主任把古木桌子上放着的一部红色的小电话借给他打。经过数个小时的哀求，主任在觉得满足了以后，点下了沉重的头。“哥，妈生病了，你快回来吧”电话那头弟弟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多么遥远地传到我耳里。
我请了7天的假期。当夜伴着上海夜里凉朔朔的风，我站在火车站空旷的候车室里等候着火车。火车在凌晨一点“呜呜”的穿过繁华都市，载着我所有的哀伤飞向那片凄凉的土地----那片我2年没见了的乡村，还有我的妈妈。
妈妈还是没有等到我来看她的最后一眼。她给予的是我两年后第一次回到家时看到她摆放在那我们生活了的熟悉房子里她已经消逝的容颜。她躺在由几张粗糙木板搭着的小床上，脸庞被一张帽子里查着的冥纸盖住。床下点着一盏将熄的马灯和几根飨，飨发出的烟雾从床下一直往上钻。
这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啊，这是天堂还是地狱。我的泪水溢满了整个脸庞，我知道，妈妈走了，她竟然不给她的孩子来看一眼就匆忙离开，她好狠心。所有的一切，一切，都走了，走得让我心绝，让我悲伤。我和弟弟随着村里大人们抬着的母亲灵柩的脚步从我们的小屋走到离开了我们的爸爸墓前。然而弟弟还是在半路上因悲伤过度，再次晕倒了。我一个人站在早已淡忘的爸爸的墓前，看着大人们手忙脚乱的把妈妈的棺材放进黄黄的泥土里。
而我还是走了，可是没有再回那曾经幻想给我们家3口人带来幸福的学校。我曾经傻傻的天真早已随着妈妈的飘散走入地下。我要供弟弟上学，我要还贷款，还有那高额的利息，还有前爸爸欠下的一屁股帐，这才是现实。而这一切都不是我能继续边读书边打工所能支撑的。我安顿好正在上高中的弟弟，依依不舍的离开了妈妈的新魂墓，带着一地的悲伤往遥远的深圳走去。
深圳是那么的繁华，川流不息的车流席卷着城市的每个角落。我落魄的奔走在所有能提供给我工作的地方。三天了，没有人愿意雇一个既没学历又没工作经验的年轻人。黑夜到来的时候，深圳的街灯特别华丽，刺人。我蹲在一堵正在施工的新房子下面啃着生活的面包。
工作还是被我找到了，怎么说呢？应该是我被人找到了，当我再一次穿梭在深圳罗湖区的街道上时，一个中年妇女，涂着夸张口红的妇女赞赏的把我拉到了一座20多层的房子里。房子里有着富丽堂皇的装饰，意大利进口的地板，吊灯雕饰着晶莹的水晶。中年妇女极富经验和抓住人心里的一席话直接把我从“地狱带进了天堂”。
从此我走进了一条不归的道路。
工作好累，好苦。在这座建筑里（应该是会所）有着形形色色的和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女孩。我们都成了一类人。就是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去赚取“昂贵”的金钱。
我不希望面对每天和我一样年纪的人们在做着某些龌龊的事后半夜才回到房子里强颜欢笑。我只想安静的面对生活。赚钱给弟弟上学，还债，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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