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金融科技50人论坛（CFT50）承办的国际货币论坛·金融科技分论坛通过直播方式成功举办。来自政府、学界的一线专家，以及金融科技领域的先进企业代表汇聚云端，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本次分论坛聚焦“硬核抗疫，金融科技站上新风口”，由首席合作媒体新华财经进行全球直播。
中国金融学会金融科技专委会秘书长、央行科技司原巡视员杨竑，CFT50学术成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信息官高峰，IMI联席理事长、瀚德科技董事长曹彤，蚂蚁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经理王佐罡，CFT50青年论坛首席召集人、腾讯金融研究院秘书长杜晓宇先后进行了主题演讲。分论坛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IMI学术委员、CFT50学术委员杨涛主持。
中国金融学会金融科技专委会秘书长、央行科技司原巡视员杨竑认为疫情对于金融科技是一次重大考验。杨竑认为金融科技助力金融机构战疫，表现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金融创新能力，金融科技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与发展的基础支撑和创新要素，夯实基础就是硬核。
关于金融科技现状与发展，杨竑谈到了六个方面。
第一，以人民银行《金融科技发展规划》为指导，推动体制机制改革。金融机构在《规划》指导下，加快在战略布局有效性、组织架构转型、金融科技投入、人才储备等方面的进程，取得有效进展。
第二，以创新为动力，搭建金融科技监管框架。杨竑指出，当前，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初具雏形，已经通过设计包容审慎，弹性试错容错机制，预留充足发展空间来打造新型金融科技创新工具，如应用监管沙盒推动创新工具试点。
第三，以新型技术为手段，推动金融科技产业业态不断完善。杨竑指出，已相继开展了技术攻关，出台标准规范，同时在政策上，地方政府也通过专项资金、减费降税等措施，做强金融科技生态圈产业链，做大金融科技生态圈。
第四，以金融科技助力疫情防护与复工复产，人民银行发挥金融科技引领者作用，积极推动政府间协同。联合各有关部门运用科技手段，有序推进试点工作。通过优化业务流程来提升服务水平，利用金融科技降低服务成本，提升服务的精准性，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疏解资金渠道，提升金融机构的场景挖掘能力。
第五，数字化的融资服务要运用数字化身份的识别手段。疫情期间，人民银行开放绿色通道，免费为跨境交易中的企业注册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发挥LEI在企业数字化身份的识别、提升企业信用等级以及识别交易对手方的作用。
第六，关于无接触贷款，无接触贷款是金融服务的一种形态。但杨竑指出，应根据可能出现的风险，着重关注数据安全、算法安全、渠道安全等问题。
CFT50学术成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信息官高峰以“抗击疫情，非接触金融服务凸显价值”为题，介绍了非接触服务促进银行业务线上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生态化，非接触服务的未来应用以及相关的监管挑战。
他指出，疫情加快了线上化的产品和服务创新，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驱动：客户需求，疫情加速了用户对线上服务的需求，使得很多线下业务逐步转移到线上；银行供给侧的技术驱动，在新技术的应用下，未来无接触金融服务体系将会逐步形成；监管政策的驱动，疫情期间监管部门连续发布了一些新的举措，要求金融机构积极推广线上服务。
从Bank3.0到4.0，非接触起到一定的“催化剂”作用。通过远程办公和线上化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是对传统金融渠道的变革。例如，很多银行系理财子公司率先打破首次购买理财产品必须到网点进行风险评估的惯例，以及推出“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户的复工复产等。
“非接触服务”未来会形成“一体两翼一跑道”。以非接触金融服务体系为一体，以人工智能和生态联盟协同为两翼，数据的安全有序使用为跑道。人工智能当下在前中后台的得到了应用，尤其是在零售银行端、运营管理部门，能降低整体运营成本，但也存在技术成本、人才缺乏等障碍；此外，数据安全和客户的隐私保护问题，也需要通过联邦技术等解决。
最后，高峰指出，疫情带来了金融环境和需求的变化，无论是非接触服务还是无接触贷款，都将成为后疫情时代新常态。利用金融科技赋能，全面提升非接触服务能力，打造极致的用户体验，加速银行业数字化转型。
IMI联席理事长、瀚德科技董事长曹彤以“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政策需求——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一个现实着力点”为题，从银行为小微企业融资的新矛盾和解决措施两个方面进行了分享。
他认为，在金融回归到持牌机构和持牌机构回归到主业的大背景下，银行业成为了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来源，但新矛盾也随之而来。新矛盾主要表现在风险偏好、资本补充机制、风险技术和负债来源这四个方面。
从风险偏好来看中小微企业风险度高，银行、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无法接受过高的不良率，客观而言中小微企业贷款还应由多种风险偏好的放贷主体提供。从资本补充机制看，由于回报率和资质审查等问题，中小银行难以得到社会资本的补充。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幅增加小微企业贷款，如何平衡资本成为新的问题。从负债来源上看，资金不出省、信贷不出县的政策指引切断了跨地区的负债来源，为小微企业提供的负债较少。在风险技术方面，银行尚无法达到小微企业风控的技术要求。
基于以上的四个方面的新问题，曹彤董事长针对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供给侧政策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要支持具有多种风险偏好的信贷机构；二是应该放宽银行非控股股东的资质审核，激活一级市场银行的股权交易；三是重新考虑中小银行现有的表内调表和资金流转机制；四是应该推动放贷机构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
蚂蚁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经理王佐罡就新冠肺炎疫情后的金融科技发展进行了思考，主要探讨了两个话题：一是数字技术究竟能为金融系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二是数字金融需要什么样的治理规则。
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创新发展，移动互联、大数据、生物识别、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呈现普及的趋势，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海量、碎片化、多元化的数字普惠金融蓬勃发展。王佐罡以蚂蚁集团的科技发展为例，说明数字技术在商业实践中创新发展而来，同时也支持了商业模式的创新，两者互相促进、循环前进。从发展过程来看，实践中应用的都不是绝对成熟的技术，支持试错、容错的经济组织治理机制对竞争而言至关重要。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数字金融以下几方面的发展趋势日渐显现：金融系统将会全面开始应用数字技术；数字技术支持金融系统与经济活动深度融合；数字技术应用竞争推动金融系统实现新的安全和效率均衡；数字技术也在逐渐改变金融系统的组织方式。总体上看，虽然保持着快速发展，但我国数字技术的有效供给仍是不足的，如何支持数字技术的自主创新发展及发挥好已有的数字技术的作用，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关于数字金融的治理规则，杭州G20峰会提出数字普惠金融需要赋能、适度的法律和监管环境，倡导“鼓励创新，防范风险”的监管原则。通过数字技术对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和应用从而创造价值，这是数字经济及数字金融竞争的关键所在，谁在这一点上做得好谁就会在竞争中胜出。对数字金融的发展而言，良好的治理规则应该能够有效支持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及其在金融系统中的应用，应该能够鼓励数据的自由流动和分享，而对于风险防范，需要在意思自治、自由缔约的基础上尊重消费者主权，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机制，厘清行政监管的边界。王佐罡认为，民法典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基础法律，有效防范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需要有保障诚实信用、自由缔约的良好法律环境，应该充分发挥市场吸收、缓释风险的功能，而在实践中，行政监管承担了过多的压力。
CFT50青年论坛首席召集人、腾讯金融研究院秘书长杜晓宇认为疫情对于金融科技是一次重大考验。疫情对于金融科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金融科技支持了疫情期间经济的发展，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和展望。
关于金融科技抗疫实践，杜晓宇谈到了三个方面：第一，在金融科技助力居民抗疫，保障基本生活需求方面，移动支付工具为疫情期间无接触消费提供了基础性支撑；移动支付生态圈进一步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要，满足居民日常生活基本需求。第二，在金融科技助力企业抗疫，创新服务模式方面，金融科技赋能线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顺畅金融服务流程及资金支持。第三，在金融科技助力政府抗疫，促进消费复苏方面，无接触政务服务提升公共治理水平；消费券投放助力各地消费市场回暖。
关于金融科技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杜晓宇谈到了三个方面。第一，移动支付工具的发展使得经济的总产出增加，拉动了经济增长。引入移动支付工具后，降低了投资摩擦，促进了银行贷款绩效和人均GDP规模的提升，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第二，金融科技是构建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的引擎，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改善金融治理环境、落实金融与实体的结合、提高普通群众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第三，在金融科技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和评价方面，在居民维度，金融科技应该惠及民生发展；在企业维度，金融科技应该助力小微企业；在生态维度，金融科技应该赋能相关业态。对于助力发展的成效和评价，需要评价金融服务的可及性、金融服务的使用、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几个方面。
对于未来的展望及思考，杜晓宇谈到了两个方面。第一，在新基建背景下金融科技发展展望方面，未来需要重点解决明确基础设施的功能定位，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问题和制定权益分配机制，调动私营资本参与积极性两大问题。第二，关于思考及建议，为了进一步强化金融科技支持实体经济，应该强化金融科技助力现代金融体系的能力，制定相应的战略发展规划，并尽可能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通过“沙盒”试点等方式提高容错试错空间，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的方式妥善化解风险点。
接下来，进入了圆桌研讨环节。神州信息副总裁马洪杰，同盾咨询首席专家杨景香，IMI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罗煜，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教授文武，CFT50青年成员、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CFT50青年成员、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朱太辉，IMI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郭彪出席并分享了自己的思考。研讨环节由CFT50学术成员、中诚信征信总裁闫文涛主持。
神州信息副总裁马洪杰认为疫情对于金融科技行业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
“硬核”，归根结底就是金融科技能力。当下，金融科技广受重视，马洪杰认为有两点原因。一是当下金融科技、金融行业在支持各项国家政策落地中首当其冲，是一个关键要素。二是金融科技的作用就是要赋能金融降低风险、解决信用难题，金融科技在这一阶段上升到了更为瞩目的战略定位。
接下来，马洪杰从四个方面，谈到了金融科技发挥的价值和作用。第一点，金融科技赋能监管，让监管科技发挥力量。
第二点，在监管政策指引下，金融机构采取了多种措施释放金融优惠政策，并运用新技术创新金融服务及产品，抗击疫情落地服务实体经济。
第三点，包括神州信息在内的金融科技企业有责任也有义务用科技赋能金融业务模式服务产品和创新，发挥自身优势，助力行业数字化转型，解决特殊时期行业国家发展中一些难题，和业内生态合作伙伴一起渡过难关。在开放银行领域，神州信息将区块链与开放平台相结合，解决银行传统上无法解决的痛点。
在农业和金融结合的场景方面，在国家层面鼓励银行大幅度增加三农信用贷款，但金融机构在涉农业务上机遇与风险并存的背景下，神州信息以自主研发的三农金融大数据服务平台为支撑，进行农业农村数据采集融合建模分析和应用，并以此为支撑进行各类应用场景深入创新，为金融机构提供金融机构主体画像，进行三农信用评价、三农风险评价。在税务上，神州信息在与湖南省税务局合建等项目中，探索出了三方赋能新模式，对整个湖南省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第四点，在新基建的大环境下，金融新基建的建设重点是金融信创落地，关系到我国的金融安全。对整个信创产业，像数据库、操作系统、中间件等来说，当前迎来了巨大的挑战和机会，至少有万亿级市场可能在金融信创行业产生，值得期待。
同盾咨询首席专家杨景香以“科技赋能、助力抗疫”为题，介绍了为积极助力疫情防控，同盾进行的四项实践活动。首先，为帮助中小微企业助力抗疫复工双胜利，同盾开发了中小微金融服务平台。这一平台以政府为主体，联手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利用政府的共享数据和科技公司的智能工具，通过适时调整和创新使得多家企业在业务停滞期间仍然可以获得金融服务，引导资金更多投向薄弱环节，为实体经济提供了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其次，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同盾开发了同盾智能预测系统，大众以及政府部门可以清晰地查找到各省市自治区每天新增的确诊病例情况。
第三，同盾开发了智能疫情回访机器人，这一产品可以免费向各地政府、卫健委机构提供疫情防控和宣教工作，与人工相比，机器人效率可提升到五倍以上，减轻了基层社区人员的工作负担，降低了线下调研排查被感染的风险。
最后，为实现疫情防控可视化，同盾开发了同盾知识图谱平台。同盾可以通过知识图谱平台结合疫情防控数据和网络发布的公共信息，完成数据对接、知识抽取、知识融合、知识存储，从而构建出企业有关地位的聚集性的知识图谱。
IMI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罗煜在圆桌讨论中强调谈论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颠覆”问题首先要区分是什么类型的金融科技。在信贷领域，通常提到具有颠覆意义的金融科技是指嵌入大数据内核的信贷模式。就大数据信贷而言，互联网巨头通过自己的电商平台或社交平台积累海量用户数据，大型商业银行有自己大量客户以及政府平台开放的数据。但这两种模式的可推广性比较差，大量中小银行不具备其数据优势和资源优势。因此，罗煜指出需要寻找一种既不依赖自有互联网商业生态系统的数据，又不完全依赖自有账户或政府平台数据的大数据信贷模式，真正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最后，罗煜提醒，应培养金融服务需求者的数字金融能力，使之适应金融科技的发展。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教授文武分享了在“一带一路”国家从事金融科技业务时经历的两个案例，以及自己的思考。
文武在巴基斯坦时向其央行建议用法定数字货币打通钱包支付时，巴基斯坦非常相信现有的支付系统，以至于想把手机钱包当成银行帐户去管理。但在转账数额大且每秒转账数额不多的情况下系统崩溃了。文武认为中国的金融科技应该走出去。在非洲、东南亚国家大部分都是印度、巴基斯坦或者中东的人在做金融科技，而中国企业（除了支付宝）大部分服务中国人，少有在那些国家进行服务的。
文武还提到，柬埔寨央行曾经想找一个IBM的解决方案，日本和韩国两家大公司给他们做了一个区块链系统，运行一年后失败了。实际上，中国的金融科技涵盖的使用场景特别广，有利于这个项目的发展，如果柬埔寨找的是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做DC/EP，结果可能会不同。
因此，文武希望未来做好两件事。第一，教育，希望国际学生在课程过程中使用金融科技，比如用手机支付方式付费，将金融科技推出去。第二，通过国际组织推广中国的金融科技案例、技术，特别是培养一批能够用这种模式创业的人。
疫情是对全球的金融系统和整个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测试，此次疫情证明了包括数字金融、网购、快递、绿码在内的所有技术的作用。金融科技并不是单独的，它和所有行业、所有社会活动、经济活动数字化有很大关系。最后文武表示，希望通过浙大平台，能够最终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一带一路”，起一定的推动作用。
CFT50青年成员、苏宁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言在圆桌讨论中就疫情促进金融机构科技转型的加速，科技助力金融机构更好地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等问题进行了谈论。
薛洪言认为对于疫情后借款人展期和续贷问题，金融科技能力较强的公司能更好地响应国家抗疫的号召；对于疫情之后的业务发展，具有较强风控能力的公司也能实现逆势扩张。因此，薛洪言认为，在优质借款人借款意愿缩水，而一些资质较差的借款人逾期率出现快速攀升的迹象时，拥有较强风控能力的金融机构能更好抓住机遇。
最后，薛洪言认为，疫情凸显了金融机构加速金融科技转型的重要性，指出金融机构要加速转型应对未来的挑战。
CFT50青年成员、京东数科研究院研究总监朱太辉重点围绕“金融科技如何破局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进行了分享。
朱太辉认为疫情下，小微企业面临着极大的经营和生存压力，并成为目前经济恢复需要重点破解的问题。多年来，为解决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问题，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不断迭代升级：一是从单一政策要求演变为向多维政策目标，二是以监管政策引导带动监管评价检查，三是从外部监管政策下沉到内部经营要求。监管政策完善带来了小微企业信贷的增长，但小微企业融资的困局尚未得到实质性破解，银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仍面临着“不能贷、不敢贷、不愿贷”的三角循环，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部署需要银行自下而上的服务能力对接。
总结世界各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历史和京东数科金融科技输出的经验，朱太辉认为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和发展普惠金融的关键不靠政策补贴，靠机制创新。他提出，通过金融科技、场景数据与金融服务的融合发展可以极大缓解信息不对称，提升信息利用能力，改变小微企业信贷的“规模—成本—风险”函数，从而有效破解不敢贷、不能贷和不愿贷款的三角循环。当前政策部门已经意识到金融科技对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赋能作用，疫情爆发后的相关政策从强化数字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化营销模式、提升数字化风险管理能力、完善贷后监测管理、创新小微企业服务模式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政策鼓励措施，并出台了《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政策部门、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机制和模式正在发生蝶变，银行信贷供应链能力正在快速提升，未来可期。
IMI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郭彪用丰富的例证与数据介绍了根据国际研究经验，金融科技的发展，以及金融科技在支付、借贷和智能投顾方面的影响。
郭彪介绍道，据普华永道调查发现，14个国家47%的电信、媒体和科技行业和48%的金融服务行业已经全方位融入金融科技。研究者发现，数字支付使印度的消费者购买了更昂贵的商品，改变了墨西哥居民存款习惯；移动支付的推广让新加坡小商户显著增加，影响了肯尼亚居民的消费和劳动力资源的分配。
在借贷方面，金融科技速度快、透明度更高，提高了约20%的效率，并且没有增加违约率。非接触信贷有效地减少了面对面借贷带来的违法事件；而没有得到大数据支持的P2P违约率高，风险调整后收益率更低。此外，学者发现智能投顾使美国居民投资者投资债券的比例增加，现金持有量降低，个股和主动性基金投资转移到了更低成本的指数型基金。郭彪指出，以上这些都为中国提供了借鉴。
金融科技分论坛，在热烈的学术研讨氛围中结束。与会嘉宾一致认为，疫情对中国金融科技行业来说，可谓危中有机，可以预见，金融科技将迎来发展的新契机。
据悉，国际货币论坛是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性年度论坛，自以来已连续举办九届。论坛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并对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理论和现象进行深入探讨。论坛吸引了来自欧、美、亚、非等地区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国际货币论坛自举办以来，不仅关注国内金融热点，更有国际视野的延伸展望，聚焦人民币国际化，探索新兴市场货币危机，深度交流国际市场走向，在这里有中外思想的交流碰撞，可以聆听首席经济学家精彩分享，更能够紧随时代潮流，关注科技发展，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切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