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陶器，是伴随着人类文化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是人类使用时间最为久远的器物。根据一件普通的陶器，我们就可以通过先进的考古技术，来判定一个时代的发展状况。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新疆阿克苏地区就发掘出了不同时期的古代陶器，这些陶器反映了古代龟兹地区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更体现了这是一个由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域，并在中央集权制的领导下，开启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发展进程。
阿克苏地区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是西域三十六城邦国——龟兹国（今以库车市为核心，沙雅县、新和县和拜城县一带）和姑墨国（今阿克苏市、温宿县一带）的所在地，而姑墨国曾一度归龟兹所管辖。龟兹地域又是汉代西域都护府和唐代安西都护府驻守地，因此，在西域的地位尤为重要。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人们在生活中自然就涉及到陶器的使用，如果从发掘的陶器来判定一个时代的发展，那是最好不过的实物佐证了。近日，我们走进阿克苏博物馆，亲眼目睹了这些不同时期的陶器，思想穿越千年之外，沿着历史的足迹，探寻古代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印痕。
01、青铜时代的陶器，开启文明的序幕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多岗墓地、克孜尔水库墓地出土了同一文化类型的陶器，这与巴州和静县察吾乎墓地出土的陶器类型相似，主要分为彩陶和黑陶两大类型，充分体现出了人类文明的开端。
经过专家仔细对比和研究，发现这两处墓地出土的陶器均为圜底，底部有烟炙痕迹，器身有赭红色彩绘，图案多为菱格纹、田字纹。它们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口部有高而上翘的流口，便于倾倒液体，明显地是古人的生活用具。
我们从考古发掘报告中了解到，这两个墓地呈现出当时的人类已属定居状态，否则不会出现上百座墓葬，作为陶器，那是人类在稳定之后，才会使用这种易碎的生活器物。
专家分析，如果是游牧时期的话，牧民不会随身携带易碎的陶器，这说明人类已有游牧转为定居，然后成为群居的部落，最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个国家。其实，在人类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从陶器等生活用具来判断一个时代的发展进程。毕竟时代在进步，人类的文明也在推动中发展。
据拜城县史志记载，千百年前，这里四周的山上遍布松树，山顶覆盖着皑皑白雪。拜城地域湖泊与河流众多，森林密布，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已开始学会捕鱼。而克孜尔墓葬曾出土过类似渔网上面悬挂的坠子，起初考古专家们多有争议，后来通过验证才证明是远古时期人类捕鱼的器具。
1999年夏天，拜城县多岗墓地发掘出一批有考古价值的文物。比如，单耳带流大彩陶罐、单耳带流胡须纹陶罐、单耳十字纹彩陶钵、单耳菱格纹彩陶罐等陶器。特别是陶器外壁上的菱形格图案，具有代表性的龟兹文化元素，这在拜城县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发现最多，那些佛教故事都描绘在大小不同的彩色菱格内。
关于拜城县克孜尔水库墓地的确切年代，墓葬出土文物以陶器较多，铜、石、骨器较少，存在羊骨等牲畜随葬，说明远古时期牧业的存在；考古专家曾采集了一些墓葬中的朽木标本做了年代测定，初步测出五座墓葬的五个数据，其时间范围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左右，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
类似于多岗和克孜尔墓地的文化遗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库车市哈拉墩就已有发现，而且还是非常少见的遗址。1958年，黄文弼先生曾在这里考古发掘，他对该遗址共开十七个探方，分西、北两区。西区距哈拉墩西面二十米，开三个探方；北区距哈拉墩北面约三十米，开十四个探方，这样更能做到精确发掘。
经过勘测，黄文弼认为：“北区文化堆积可分为两期：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北区第三、四层堆积；二是唐文化层，即北区一、二层堆积。如果将新石器时代晚期简称为哈拉墩前期文化，那么唐文化层就简称为哈拉墩晚期文化。”所谓哈拉墩前期文化的彩陶遗存与拜城多岗墓地、克孜尔水库墓地相同。
阿克苏博物馆陈列的每件出土的陶器，均明显地带有时代特征，早期的古代陶器制品，说明人类已是半牧半农，并开始有固定的居所，随后部落和国家的诞生成为历史的必然发展。
因而，古代陶器作为考古与研究历史的实物，足够充分反映了龟兹地域多种文化的融合和时代的发展进步。这些古代陶器，就必然发挥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02、汉唐时期的陶器，佐证历史的变迁
两汉时期，西域都护府的设置让龟兹地区逐渐成为西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这时，中原文化逐渐影响了西域，并与西域文化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了西域特有的地域文化。
阿克苏地区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陶器多以黑陶为主，这类陶器主要发现于温宿县博孜墩乡古墓群。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由于中原文化的传播和影响，龟兹地区的制陶业也有了显著的进步，陶器以经过淘洗的泥质红陶为主。
原则上说，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是从汉代开始的，张骞出使西域就证明这一点，毕竟这是一种官方行为，其实早于汉代时期，就有中原的商旅及探险家到西域互往了。那时他们已对西域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只是在汉代逐步奠定了中央对西域的统治，并于唐朝达到高峰时期，如今这些陶器就能佐证这一切。
温宿县博孜墩乡出土的单耳带流黑陶罐、小黑陶钵等，均属于汉代的陶器，比起拜城多岗、克孜尔墓地出土的陶器更加精致、圆润，色彩也更加熔合、鲜艳。比如，单耳带流黑陶罐，夹砂灰褐陶，高13厘米、口径17.3厘米、壁厚0.4厘米，敞口，束颈，单耳带流。这一时期的陶器流口已经变得尖而平直，不同于早期的陶器。
在阿克苏博物馆陈列的诸多陶质文物中，最独特的要数新和县通古孜巴西古城出土的唐代浮雕马首龙身鹰翅纹灰陶范了。虽然对于陶范的定名，不少专家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器物外壁高浮雕龙马纹图案却在全国是唯一的。龙与马的结合，再加上鹰的翅膀，可谓将最勇猛的动物特征融为一体，描绘的正是开拓进取、勇往直前的龙马精神。
众所周知，龙马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斗不止、自强不息的进取、向上的民族精神。另外还有一种解释，祖先们认为，龙马就是仁马，它是黄河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它是刚健、明亮、热烈、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的代名词。
我们仔细观看这件陶器，发现它属于夹砂粗灰褐陶，高8厘米、口径20厘米、底径9厘米；敞口，假圈足；器内壁呈黑色，器外壁由上而下，上沿装饰藤草纹，主体纹饰为有翼马首龙身图案，器底为卷草纹；器内壁浅浮雕一人背影，双手高举过头顶，伸着通身长袍，脚蹬尖足靴。人物形象逼真，跟唐朝人的穿着没任何区别。
这件陶器完全是中原文化和华夏民族的象征，说明中央政权自古以来对西域的统治，不仅有文字上的记载，也有出土的文物来佐证。
03、陶器的历史价值，传承和教育意义
古代陶器，作为阿克苏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类型之一，不仅是西域文明的象征，更是人类文明的飞跃，它的作用、意义及纹饰艺术对研究新疆本土文化和东西文化的融合，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每一件陶器的背后，都隐藏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也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我们可以想象，远古时期的人类在使用着陶器生活用具时，是否知道他们的制造和发明对历史产生怎样的影响？历史的发展和延续又到何种程度？
如今，作为文化历史发展的实物佐证，陶器对于新疆的发展和中国的统一都赋予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阿克苏博物馆陈列的陶器等文物藏品，不断向世人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以及它存在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时刻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着历史的见证和社会的发展及进步。
近年来，阿克苏博物馆依托馆藏陶器和诸多文物，建立了阿克苏地区未成年思想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历史教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基地，随时向学校和社会各界人士开放，并利用历史文物优势，搭建宣传平台，发挥育人功能，展示阿克苏形象，打造阿克苏地区“龟兹多浪”两大历史文化品牌。
这些古代陶器，浓缩着新疆深厚的历史文化，作为历史文物，就是用历史事实证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是在新疆各民族中牢固树立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思想，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它所存在的价值超越了时代，也超越了时光和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