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无冕之王张伯礼
共和国71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共和国勋章”的授予，会引起如此大的讨论和争议。
8月11日，为了隆重表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作出杰出贡献的功勋模范人物，弘扬他们忠诚、担当、奉献的崇高品质，根据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决定，授予下列人士国家勋章、国家荣誉称号：
一、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
二、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女）“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而网上争论的风波自8月3日就从未平息。人们激烈的争论着，“共和国勋章”是不是更应该授予中医药专家、院士张伯礼。
尽管名单上的每一位在人民心中都足够有分量，是这次抗疫战斗中的英雄，但似乎在更多人的心中，张伯礼才更应该是“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
因为，张伯礼的背后，代表着的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医。
获知提名后的张伯礼也是第一时间表示：这是国家给中（医）药的荣誉。
这是国家给张伯礼的荣誉，也是国家给中医的荣誉。但最终国家将最高的“王冠”给了另一个英雄钟南山，而把一个赞许的荣誉，给了张伯礼。
然而，无论有没有最高荣誉的“共和国勋章”，张伯礼和他背后的中医才是真正的“王者”。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临危受命，星夜赴汉，72岁高龄与武汉“肝胆相照”的张伯礼，的确有资格成为人民心目中的“无冕之王”。
贰：千年基业，毁于旦夕
有证可寻的是，中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中医研究者坚信，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
大概在两千三百年前后，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等医者，逐渐形成了中医理论的基础。
到了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分为30卷，合方论5300首；《千金翼方》分30卷，载方2571首，两册典籍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孙思邈还提出“大医精诚”，体现了中医对医道精微、心怀至诚、言行诚谨的追求，是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药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自此，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到了宋代，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了中医最重要的书籍之一《图经》。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作为最早的教学模型具有直观具体、形象逼真的展示效果，是中国医学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明清时期，中医药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突出代表是医家李时珍历时27年之久写成的《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部史作自1593年起先后被翻译成日、法、英、德、俄等多国文字，在世界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时珍也被誉为“东方达尔文”。
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
而之后，频繁的战乱和西医东进，将中医发展的脉络冲击的七零八落。
中医自此式微。
客观来讲，中医比这世界上任何一门医学存在的时间都久，在漫长的医疗史上，它所治愈的案例更加是数不甚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正是中医“支撑着”这个伟大的民族一路走到了当代文明的面前。
但千年积累，却毁于一旦。
1879年，清末国学泰斗俞樾在其《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
自此，消灭中医的“运动”，在诞生了中医的国度里至少上演了三次。
反对中医的人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
学者严复甚至直接将中国古代“玄学、巫术”也就是“迷信”，等同于中国传统中医。梁启超也曾激烈的抨击中医为：“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陈独秀更是在《新青年》报上撰文，“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
19，北洋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并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教育总长汪大燮（xiè）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
1929年，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做出“以四十年为期，逐步废除中医”的决定。并提出了6项逐步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一、处置现有旧医；二、对已登记的旧医实行补充教育；三、不准中医诊治法定传染病和出具死亡诊断书；四、禁止新闻杂志进行非科学医学之宣传；六、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不过五十年而已，中医在中国的大地上就犹如风前残烛，岌岌可危。
回首往事，江水东逝，红日西坠，千年又如何？
再回首已是风卷残云。
叁：在炮火和西医夹缝中求生存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屈辱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抗争史，也是中医等传统文化的沉沦史。
这一时期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随着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学术包括西医也不断传入中国。当时的民主思想完全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对待西医学的态度方面也非常“偏激”，有许多人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药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
1928年，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毛泽东指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即便当时患有风湿关节炎的毛本人，力排众议服用中医李鼎铭四副中药后病情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疗。
但在1929年，国民政府却以“愚昧落后”、“阻碍科学”、“医事卫生障碍”等理由，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后来，虽然通过中医界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最终还是保留住中医，但国民政府对中医的态度却日渐苛刻，中医几乎无法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支持。
战争不仅仅让生灵涂炭，也摧残了千年的中医药文明。
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告终，但痴迷于中医的日本人洗劫了大量古代医籍，包括珍贵的元印《圣济总录》残卷、明代赵开美版《仲景全书》，使大量中医典籍流失海外。
进入残酷的抗战年代，在西药得不到有效供给的情况下，中医药在挽救战士生命和治疗百姓疾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轻者治愈各种伤口、溃烂和高烧，重者有效避免了战士伤口导致的截止。
为了应对日军发起的细菌战，山西中医韩西亭临危受命，前往五台县救治鼠疫。据《五台县志》记载：“韩西亭先生采用明代万历年间京南大瘟验方治疗，用药六百余剂，经五十一天，将瘟疫扑灭，此后再未发生。”
中医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放弃一丝希望求生存。
直到1954年，刘少奇在卫生部司局长座谈会中提议恢复中医，这才让大陆的中医有了喘息的机会并得以发展。
事实上，并非只有中医在战火和西医的夹缝中求生存。中国传统文化整体都面临着这样的生存危机。
从1840年起，中国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都开始在炮火和西方的新思想中求生存。
尊重历史，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对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无疑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但也明显带来了负面的冲击。
其中之一的消极影响，就是使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过激的批判。中国人仅仅出于解放思想的需要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超出必要的批判，却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道德和调节社会关系方面的长处，因此在抛弃了原有传统文化的准则之后，社会秩序出现了相当的混乱。
中医作为传统文化嵌入的一部分，也受到了撕裂性的冲击。中医理论讲求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在注重分析和实验数据的西医理论面前，显得格格不入，甚至相形见绌。
就像一条温吞吞的鲸鱼和一艘敏捷快速的潜艇，谁更适合生活在广袤的海洋？
“独有失意人，恍然无力行”。在战火和西医的夹缝中，中医踽踽独行，怅然若失。
肆：中医向东，西医向西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但时至今日，世界并未学会欣赏中医。
日本是受中医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之一，在中国文化和医学影响启蒙下，日本建立了与中华医学体系相似的医疗体系。也正是在日本，中医与西医发生了在海外第一次全面的短兵相见。
但自1552年，当葡萄牙传道士阿尔梅达（Luisde Almeida）抵达日本开始，西医以“兰学”（荷兰医学）为代表，开始了野蛮生长。在随后长达数世纪的内战中，战场上大量日本武士的刀枪创伤和急症需快速处理。而相比中医温吞吞的调养，这恰恰是西医更为擅长的领域。
在高伤亡率的残酷战争中，培养了武士们的实用主义，让他们对所有能治疗战争伤口的方法都网开一面。因为武士们需要快速回到战场，而不是在后方耗费时日的调养。
于是，葡萄牙传教士们开创的“南蛮流外科”，和荷兰人的“红毛流外科”很快进入到幕府统治阶级的视野，并在日本开枝散叶，成为日本显学 。
1868年，明治维新伊始，日本开始奔走在「脱亚入欧」的路上。1874年政府实行《医制》，逐渐取缔汉方医教育、推行西洋七科医学考试方案，不合格者不得执业。
至此，在日本中医已死。时至今日，日本没有单独的汉医学专业，行汉方医也必须拿到「西医」执照，汉方制剂仅占国内药品产值的2%。
中医的外化遭受第一次全面的失败。西医成功占领了中医的海外阵地。
自此，中西医之争便全面开启。中医向东，西医向西。在绝大多数的西医国家里，中医都是极其卑微的存在，甚至被视为非法行为。
中医和西医，一个绵延几千年，厚重而温吞向东而生；一个新生数百年，轻敏而锐利向西奔驰。
在晚生数千年的西医面前，中医的影响力从周边国家逐渐收缩阵地。到了今天，在中国内部，西医对中医的围剿也从未停息。各种负面舆论甚嚣尘上，各种西医框架体系比比皆是。
生存还是死亡，中医面临的问题。
伍：生存还是死亡
“生存还是死亡”是哈姆雷特在极度压抑、沮丧和失望中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在今天，中医也必须同样的思考这一问题。
尽管中医的研究者自始就呼吁“中西合璧”“中西医结合”，寻求求同存异，但西医却自始至终都在努力“消灭中医”。
这像极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对抗。
前者一直主张兼容并蓄，极具亲和力，也能够在多元化的文化中汲取不同文明的优秀之处发展自己，改变自己。而后者则是在行业和领域中构建起壁垒森严的技术标准体系，并以此来衡量和考证其他文化技术内容。
很不幸，中医这种更强调经验性的内容，在西医眼里由于缺乏数据和科学分析而成为“谬论”，必须杀死。而中医求同存异的态度，在很多人眼里都成了没有底气的软弱退让。
中医的危局，日渐明显。
面对国内外对中医药的排斥态度，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
尽管有当政者的支持，但经历近一个世纪的围追堵截，中医逐渐沦为街头巷议的谈资，中医学最后的阵地在国内也出现了危机，甚至连医药大学的学生都已经开始丧失坚持下去的信心。
，中国人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在获奖感言中她说“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但迷恋西医的人却坚称：“（屠呦呦）成果不属于中医性质，而是完全意义上的西药。”
在中国，中西医的撕裂发展到这种程度，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西医强势地位的影响下，中医一直处于被审视的地位，西医成为科学化的唯一标准。
缺乏包容的西医崇拜者在任何时候对中医都是杀心四起，能从一百个角度找一万个例子证明中医的无用。
危局中，中医学者显然知道中医的软肋。
中医代表张伯礼院士很早就提出过：让全世界认可中医药，必须先实现现代化、标准化 。但中药研究者又无比清楚，在中药“现代化”和“标准化”的道路上何其之难，因为，中医学骨子里的传统文化肌理，让中医的国际化之路充满了挑战。
如何改革，如何自救，成了中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而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打造一套中医自己的科学评价体系。与西医的评价体系相比，中医的评价体系构建还需要假以时日方能见效。
我以我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中医希望与西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以求破局。但中医的危局依旧迷雾重重，四伏危机。西医笃信者，显然并不想给中医任何一个喘息机会。
路漫漫其修远兮，仍需中医研究者披荆斩棘、筚路褴褛而上下求索。
在危局中寻找生机。
陆：危局中的生机
的疫情给中医了一个证明自己的契机。在重重杀机之中，中医迎来了自己的生机。
习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求“发挥中医药优势，彰显中医药责任和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深入发展，促进以往的中西医结合模式由拼盘、辅助、从属向“中医主导的中西医结合模式”跃升“。
结果证明，中医在这次民族抗疫中表现可圈可点，很是不俗。这也成为张伯礼院士荣获“人民英雄”的获奖成就之一：
他主持研究制定中西医结合救治方案，指导中医药全过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取得显著成效，为疫情防控作出重大贡献。张伯礼院士荣获“人民英雄”荣誉赞词
即便中医在这样的高光时刻，张伯礼院士依然坚持赞美中西医结合的功绩，而不是像很多人想的那样趁机“分庭抗礼”。他说：
“中西协和防治，环球凉热彰明。”
很多中医的支持者看到了中医的希望之光，也有很多中医的质疑者，开始重新审视中医。
回首往事，曾几何时，在围追堵截中医的一百年里，生命科学研究日新月异，人类已经完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从分子生物学踏入了合成生物学时代，甚至开始尝试设计和构建人造生命。
但是，人类对生命的认知仍然是粗浅的。我们可以设计和建造极其复杂的航天飞机，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跟一个最低等的生命体大肠杆菌相比，两者谁更复杂。
黑格尔曾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中医在此次抗疫之中一展身手，获得国家和社会的高度认同，展示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接下来的路，中医学研究者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提炼和研究中医的理性，增强中医的说服力。
危局之中，仔细想想，能够杀死中医的，其实只有中国人自己。
当中国人从内心开始动摇了文化信仰和自信，那中医的未来只能是自暴自弃。
回首往事，西医拥趸对中医的敌视和围剿，日渐攻势凌厉；
展望未来，中医的破局之路还很漫长，还存在很多未知。
今天，中医理论在这场战疫中立功受赏，人们毫不吝啬地赞美中医学者张伯礼，“白衣尤胜三千甲，国士无需万户侯”。
但如果无法破局，若干年后的人们再谈起中医，是否只剩一声叹息？
作者：刘三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