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因为“文革”损失了两代人的教育，影响很大，确实要恢复、要改革。
19，16岁的他曾途经新加坡去法国留学，58年后，这个小小岛国的崛起，显然让这位谋划着中国重整山河的领导人深感震动。
随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翻译施燕华回忆说，就是这天在新加坡总统府草坪上举行的晚宴中，两国领导人进行了最为推心置腹的一次谈话。
邓小平再次重申了白天会谈中的观点：中国将实施新的侨务政策。这也是他此次南亚、东南亚之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向周边国家释疑，争取支持，并消除“文革”的影响。
一个月前的日本之行，邓小平亲眼目睹了发达国家的优势，这也许使他更急迫地想了解造就了“新加坡奇迹”的原因。
这一年，74岁的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领导人如此频密地出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都很罕见。
事实上，在1978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既有周边邻国，也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无来往的西方国家。中国的决策者们亲眼见识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也让他们以更大决心打开国门，并推动国内的变革。
让邻国放心
在到新加坡之前，邓小平去了泰国和马来西亚。在1978年初，他还访问了缅甸、尼泊尔。
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国内困难，“外忧”严峻。中苏关系破裂后，中越关系也趋紧张。而过去数年间的左倾政策，特别是“文革”的“输出”，以及对周边国家华侨“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的诉求，也让东南亚、南亚邻国颇有担心。
就此，邓小平访问尼泊尔时坦陈：“我来贵国访问是还债性质的……‘文革’期间发生过一些问题的话，那是由于我们方面的原因，是林彪、‘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责任不在尼方，尼泊尔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
在新加坡，李光耀向邓小平直言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因为大量华侨的存在，毫无顾忌地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只会让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益发紧张。他当场要求中国停止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说需要时间考虑。后来果然停止了广播。他从未遇见过像邓这样的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
让邻国放心，中国才会有宽松的国际环境。邓小平1978年的出访表明了新的对外政策。施燕华回忆说，在这次出访中，邓小平还首次对东南亚国家联盟表示了支持。
在此前大约间，来自周边各国以及其他亚非拉国家的领导人不断来到中国，许多人提出希望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却往往难以如愿。
而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的领导人开始频繁拜访这些国家。从1976年年中到1977年年中，由中央领导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公开出访13次。随后的一年间增加到30次。1978年年中到1979年年中则达到37次。
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不过，与出访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对于新加坡，邓小平有更多期待。
在1979年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新加坡已被列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这标志着它已完成初级工业化。
新加坡没有被哪个国家刻意扶持过，也几乎没有工业基础。少年邓小平在20世纪初路过新加坡时，这里还和中国沿海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破败，人民以打鱼、种田为生，满眼都是木屋和树林。
寻求现代化经验，是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主题之一。
李光耀说，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这种标准不仅是经济上的，也是社会发展上的。
邓小平本来要进入新加坡的普通住宅小区考察，但由于安全原因未能如愿。他于是到新加坡住房和发展局听了局长范德安关于公共住房计划情况的介绍，最后登上该局22层办公大厦顶层，满心遗憾地遥望了这些住宅小区。
在接见中国驻新加坡机构主要负责人时，邓小平说，北京在前三门一带建了30栋房子，外面好看，里面就不行了。可派人出来看，学人家是怎么搞的。“要比就要跟国际比，不要与国内的比。”
施燕华说，要回国那天，她正在收拾行李，突然邓办主任王瑞林走进来说，小施快准备一下，首长要看看你住的房子。
邓小平来到这个普通房间，认真看了房间的每个空间，特别是洗澡间。最后自言自语地说，很好、安排得很合理。
施燕华说，在新加坡的这两天，邓很少讲话或者评论他见到的新事物，但新加坡之行显然让他有所心得。
1979年10月，邓小平讲道：“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们怎么利用外资。新加坡从外国人所设的工厂中获益。首先、外国企业根据净利所交的35%税额归国家所有；第二、劳动收入都归工人；第三、外国投资带动了服务业。这些都是(国家的)收入。”
邓小平对李光耀说，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他向李光耀祝贺并邀请他到中国访问。李光耀则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他就去。
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李光耀并不同意：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
他解释说：“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
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几年后，开始有来自中国的官员到新加坡进行短期学习。其后，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中国项目的官员，常年不绝。
寻找长生不老药
访问日本对于邓小平具有另外的意义。其实，从1977年底开始，中国已陆续派出多个官方代表团出国考察。到邓小平赴日前，这些考察团已到过西欧、东欧的主要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1978年9月，邓小平出访朝鲜。他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提到，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当时正在建设的霍林河煤矿要引进联邦德国技术。虽然没有去过联邦德国，但是邓小平一针见血地说，联邦德国的机器是完全自动化的，要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他们的管理方式进行生产。
他讲道，人海战术打不赢现代化战役。要培养人才，不但管理人员要合格，就是工人也要合格。“联邦德国、日本工人起码要高中文化程度，而且是比较好的，这样才能掌握技术。我们要好好学习，到外国去看一看，看人家怎么管理的。”
在听取了各个考察团的汇报之后，邓小平于10月底动身出访日本，亲眼“见识”这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
翻译王效贤说，每次出发前，邓小平都是第一个出现在宾馆大厅里。“一是遵守时间，我觉得也说明了他的急切心情。”
在同日本社会党委员长飞鸟田一雄等在野党领导人会谈时，邓小平说，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的故事，这次访问的目的是：第一，交换批准书；第二，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三，寻找长生不老药。他解释说，就是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
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邓小平在参观企业时，随员有五六十人，其中就包括中央电视台的采访组。
在东京帝国大厦40层，同行的编辑望着下面车水马龙、灯光闪亮的立交桥，感慨地对采访组主持人吕大渝说，这才是当今的世界。
更令他们难忘的是，乘飞机回国时，看到夜幕下的日本列岛好像水晶宫一般灯火璀璨，而北京等待他们的却只是沉寂的夜色。
这些观感，很可能也同样触动邓小平的内心。
邓小平在日本参观的四家企业分别是日产汽车、君津制铁所、松下公司和日本造币局。这些都是当时日本最引以为豪的支柱企业。
每参观一个项目，邓小平往往在详细询问后陷入沉思，直到下一个新项目出现。
在日产公司，邓小平讲了那句著名的话：“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邓小平还亲自体验了两个世界之最：最快的气垫船和最快的火车。他在新干线特快列车上的那句话同样被世人熟知：“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日本先进的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无疑激发了这位中国领导人的雄心。
邓小平问新日铁董事长稻山嘉宽，能不能帮中国建设一个比君津制铁所还好的钢铁厂。稻山嘉宽回答，当然可以。
这个“比君津制铁所还好的钢铁厂”就是后来的宝钢。
直到临回国时，邓小平仍意犹未尽。他让人把日本现代化的企业和设施拍一些纪录片，“我先看一看”。
邓小平访日的电视片随后在国内公开播放，这也是很多中国人第一次目击先进国家的情况。
邓小平在日本还曾讲过，长得不漂亮却要打扮得像美人是不行的。
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
1979年11月12日，邓小平从东南亚出访归来，当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开幕。他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对于经济，他说道：“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他把刚刚在日本、新加坡亲眼所见的管理体制一一罗列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
1979年底，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华。他问邓小平，未来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邓小平想了想说，当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50美元，用时间翻两番，虽然仍是日本的十分之一，但总量已经持平。那时人民可以吃饱穿暖。这种状况叫做小康。
在场翻译的王效贤听了一愣：之前从来没遇到过这个词。日本虽然也有“小康”一词，却是指人体恢复的情况，而不是生活状态。
情急之下，王效贤就直接用了日语的“小康”，大平正芳却也明白了邓小平的意思。
中国的小康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