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客/李修文
作家、编剧，影视监制，现为湖北省作协主席。著有《滴泪痣》、《捆绑上天堂》等多部小说，曾获茅盾文学奖新人奖、春天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散文集《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担任编剧和监制的作品有《十送红军》、《疯狂的外星人》等，编剧作品曾获电视剧飞天奖、大众电视金鹰奖。
“让最精炼，最简洁的文字去营造，或者去建设一种最辽阔的情绪、情境。写一篇文章，就像建起一座山神庙。”这样说，也这样做的人是李修文。
11月2日，作家李修文来深圳参加自己的新书《致江东父老》分享会，这是一场关于写作与自我认知的深度探讨。李修文谈起写《致江东父老》的缘起，谈起自己所经历与所接触的那些“小人物”，谈起生活真实与“美学真实”之间的关系，谈起他对文体禁锢的不以为然。
当天活动上，李修文（中）分享创作心得。
在他的笔下，“天下可怜人，都是可爱人。”他想“为世上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建一座纪念碑”。这是一个作家应有的悲悯情怀，是一个在滚烫的生活里奔突过的心灵自语，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写作者建构自己文学世界的野心。
“到人海中去漂流，去遭遇，去见识一下。”李修文曾用时间，在人海里“浪荡”，在混乱的影视圈摸爬。如今他用《致江东父老》为那段日子铸魂，建起自己的一座“山神庙”。
偶遇盲人经历，影响今天的写作
“我的很多缘起，都在这本书里头，最早写完那一篇叫做《三过榆林》。讲的是一个盲人，我曾在陕西榆林遇见过的一个人。通过他，我才第一次知道，中国很多的盲人最后死于精神疾病，就是精神分裂。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盲人他如何度过时间——茫茫的人生，他一定会在自己的头脑中虚拟一个非常强大的世界，在许许多多的时候，他们就生活在那样一个世界里。甚至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的传统底下，发展出了很多的艺术流派，很多唱山曲，唱信天游的，词里描述了他们想象的那个世界。那么久而久之已经入体，一个盲人他必然会被两个世界争夺，他是会受不了的，他会精神分裂。
所以，当这个盲人在榆林的郊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现在不是走在榆林，而是走在华灯初上的十里长街……在我看来它是假的，他是在虚构。”
活动当天，李修文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真实的经历，这个经历影响到他今天的写作。他表示，“当我写出一些日常生活奇迹的时候，我每一次都拿这个盲人作为一个我的确证。”
活动现场。“到人海中去漂流，去遭遇，去见识”
在23岁的时候，李修文写过一些小说，但他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他感觉他所想要描述的那个世界和所依仗的古典文理的价值正在发生变化。这进而影响了他的创作力，他写不下去了。
“对我来讲很简单，我就是想出门，到人海中去漂流，去遭遇，去见识一下。接下来我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命运？所以我一直强调作者和自己命运真正的相遇。简单一点讲，你如何从一个文人重新做回一个人。就像鲁迅先生讲的，平民的、大众的、有血性的声音，才有可能被我触碰到，并且变成我的一部分。”
李修文把这看作仅仅就是一种自救。而在混了那么多年以后，当他下意识的开始写作，竟完全没有了文体的负担。
“我们的汉语存在着某种既能够见证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能见证日常生活的正当性，进而爆发出神奇光环，比如像陶渊明、杜甫这样的诗人。而且通过今天日常生活的演变，中国式的叙述乃至一些司空见惯的字词，有时候可能通过写作被重新擦亮。也许我们这些微薄的写作，也有可能光大中国文学传统，让中国式的情感和经历在今天重新闪光。我这样说可能很狂妄，但实际上这也是内心一个真实的想法。”
“我就是从小人物堆里生长的”
“我也不认识什么大人物，我就是从小人物堆里生长的。这么多年，我们可能要在小人物的身上建设一个所谓的‘大’，当然我也怀疑那个大，其中往往包含着无数个柔弱的‘小’。”
所以在《致江东父老》中，读者看到人生百态，各种小人物粉墨登场。落魄的民间艺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爱上了疯子的退伍士兵，靠歌唱获取勇气的穷人……
这些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小人物，李修文用写作，一次次去讲述自己和他们的遭遇、相逢。也如同他行走过的那些地方，“它在我生命中，见证了我的生存和命运，值得我和它重新在纸上相遇一次。我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
眼下，李修文在写一本小说集，他希望通过这本小说集，帮他重新回到熟悉的写小说道路上去。“因为浪荡江湖，大量的、匪夷所思的的遭遇和人，成了我的一部分体验。”
即便现在，李修文仍然面对着焦虑与困顿。“只要我在写作，没有哪一天是不困难的。毫无疑问从前伴随到今天，没准哪一天我又表达不出来了。这在我的写作经历中遇到多次，有时长达多年，确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所以我想一个真正的、严肃面对写作的作家，是不可能不会有这种焦灼感的。这种折磨必将伴随我的一生。”
内心会焦虑的李修文。
/深圳印象/
他生活在深圳，于是我也很热爱深圳
南都：你经常来深圳吗?深圳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李修文：我来深圳次数并不多，深圳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简单的符号。我来深圳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邓一光老师在这里。我十几岁时就跟他在一起，他是看着我长大的，也看着我“沦落”，然后又看着我归来，重新写作。他一直是我生命中重要的存在，不光是文学上的，更多是生活上的。
我们是两种作家，但是他的存在可以鼓舞我的存在，他生活在深圳，于是我也很热爱深圳。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 谢湘南部分图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