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举行记者会，邀请了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原副主任陈锡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围绕推进 三去一降一补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振兴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等话题回答记者提问。
针对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了探底拐点的问题，厉以宁表示，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阶段，结构性改革问题一直在进行之中，当前我国结构性调整没有结束。我国国情表明，我们是在不断转型、不断改革中达到新的位置。
厉以宁：
今年经济增长或将超6.5%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经济增速设定在6.5%左右，这是近年来较低的一个预期目标。有媒体据此提问，中国经济是否已经到了一个探底的拐点？
厉以宁回答，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阶段，要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结构性改革问题一直在进行之中。而且，经济运行中不像过去那样有一个V字形下去再上来，或者U形的下去再上来， 现在不可能是这样的。
在回答今年经济增速问题时，厉以宁表示，今年经济能不能有6.5%以上的增长，要看我们的效率基础怎么样。但是有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好消息，就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开好十九大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有可能使得我们在经济中有更多的成就，的经济增长可能会突破6.5%。
陈锡文：
推进农业科技和经营体系创新
对于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陈锡文表示，最重要的就是两方面的创新。
第一，推进农业科技的创新。从良种的培育到栽培养殖技术的创新，一直到后续的加工储运等等，都要采取一些新科技，让它产生更高的效益。
第二，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创新。我国人多地少，整体农业规模偏小，特别是在土地密集型产品方面，比如粮棉油这些产品，和一些国家相比，中国农业显得规模偏小、效益不太强。但是通过农业经营体系的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比如，通过城镇化的推进，农业人口的减少，农村土地的经营权正在流转集中。在更多地方，土地的经营权虽然没有流转，但是农民通过对土地进行托管、代耕以及购买服务等方式，也能够在小块土地上享受到现代农业装备技术带来的效益。
陈锡文认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农业的综合效益和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途径就是要推进两个创新：科技创新、经营体系创新。
杨凯生：
中国金融风险可控
杨凯生在谈及目前中国金融风险问题时指出，目前中国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不能掉以轻心。
杨凯生表示，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许多金融产品、金融交易行为已经变成跨行业、跨机构，甚至是跨监管，许多事情经验不足，法规也不尽完备，各个监管机构综合协调不是完全有效。在这样的情况下，确实需要对各类风险引起警惕，要采取有效措施，特别是对现在监管没有覆盖到的一些金融交易行为、金融产品实施所谓的穿透式监管。
杨凯生认为，中国金融风险目前是可控的。底银行不良贷款率是1.74%，是去年四个季度中最低的，同时去年不良贷款的增加额是近3年来最少的。虽然现在各家商业银行年报尚未披露，但估计利润总计超过2万亿元。因此，银行业弥补消化不良贷款的能力是充分的。杨凯生表示，对于目前的金融风险，第一，不能掉以轻心；第二，对中国的金融稳定要充满信心。
常振明：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企业机遇
围绕企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常振明说，去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很大，但困难也不小。去库存方面，去年年底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的增幅有所下降。去杠杆方面，国有企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因为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比较重，资本补充机制还不够，在去杠杆方面今后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降成本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我国工业企业去年末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85.52元，同比下降0.15元。
常振明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新，用科技的手段来补短板。我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产能明显不足，比如半导体行业、集成电路，每年进口芯片花费的外汇远远超过石油。在供给侧方面，我国企业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互联网行业、通讯行业，还有高铁。对企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是机遇，但企业只有通过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才能使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钱颖一：
从人口红利过渡到人才红利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人口红利。
钱颖一表示，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的转变是必然的，同时也是一种机会。，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开始下降，，劳动力的绝对数目开始下降。人口红利逐渐下降的另一个证据是工资增长速度比较快，过去几年都超过了GDP增长速度。 但也要看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国人才红利的潜力非常不得了。 钱颖一谈到，现在每年高校所有在校学生包括在职学生有3600多万，这些快速增长是在过去十几年发生的，在1998年，高校每年招生才100万。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十几年，劳动力教育水平会快速增长。
人才红利需要两方面发力：一方面，需要在拔尖创新人才、人的创造性方面大力提高。另一方面，在现有基础条件下培养大量的、各种层次的有技能的人，这都是人力资本组成部分。说到底，人才红利要想实现，非常重要的还是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