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首发式刚刚在京结束，记者立即通过邮件对白老进行了专访，本报也因此成为率先与白老“亲密接触”的武汉媒体。
我们这个民族真是个苦难中成长的民族，我们受过太多的苦难，一直没有停过。这个民族今天能够再站起来很不容易，多难兴邦，历史向来如此。
记者欧阳春艳
对话
我父亲的一生就是民国史的一部分，这本书是我父亲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我对我父亲有一个交代。
我能看到别人那种无法说出来的痛苦，所以我才想诉诸文学。
读+：您为什么会想到要专门出一本父亲的影像集呢？
白先勇：，广西师大出版社总编辑刘瑞琳去我住处，看到了我的十几本家庭影集，她对我说“您有这么多照片，我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一本书吧？”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启发，如果出一本搜集父亲历史史料的书，一方面可以说明我父亲的一生；另外一方面，因为我父亲的一生就是民国史的一部分，对于民国史的研究专家们或者一般的读者，这本书或许也能够有一点帮助。
读+：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中，有许多珍贵的照片与史料，您是从哪些途径收集而来？
白先勇：有很多是我们家里人收藏的。北伐的部分是跟着我父亲多年的随军摄影记者张进德拍摄的，本来拍了几千张，战乱的时候丢了很多，只剩下39张，在台湾的时候，他拿来送给我父亲。台湾的“国史馆”也有一部分，还有很多照片在图书馆，我去找的。另外，《良友》画报提供了一部分照片，还有台湾《中外杂志》等杂志提供了档案图说。所以，各方面的资源都有，我写传记有心搜集的，慢慢地搜集了很多。
读+：您曾经讲过写这本书的时候老是梦见父亲，最近要出版的时候就不梦见了，您自己的书不开发布会，但是父亲的书要开发布会，因为父亲去世的时候首先不是一个儿子的难过，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么，在这本书中您没有直接写出来的感受究竟是什么？
白先勇：这本书是我父亲对历史有一个交代，我对我父亲有一个交代，他的照片由我来整理是应该的。我整理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感触，我们这个民族真是个苦难中成长的民族，我们受过太多的苦难，从照片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过。这个民族今天能够再站起来很不容易，多难兴邦，历史向来如此。
读+：您一直在写父亲的传记，但中间因为很多事情耽搁下来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到这部传记？写父亲的传记，难处在哪儿？
白先勇：希望明年吧。我觉得历史就是真相，不是真相就不是历史，不是真相那就是虚构，或者是伪史，或者是小说。我觉得要留下真相。我在写我父亲传记的时候，往往文字还表达不出来历史的情境，我常常想：为什么文字有的时候这么笨拙！
读+：您曾说过一生当中您做得最有勇气的事情就是写作？那您为什么而写作？
白先勇：人家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就很直接地回答说，我写作，是因为我想用文字来表现人类心中一种无言的痛楚。我想那可能是一种孤独感，一种不被人了解的感触。我有这种感触，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生过肺病，被隔离，自己受过痛楚，所以对别人的痛苦也一样敏感。我能看到别人那种无法说出来的痛苦，所以我才想诉诸文学。
读+：很多人觉得您的文字苍凉、哀怨、悲悯，甚至有人说您的小说里有张爱玲的痕迹，您怎么看待自己这种写作风格的形成？
白先勇：我从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读《红楼梦》，这部小说常常摆在我的床头边。而张爱玲也喜欢《红楼梦》，晚年更是对《红楼梦》倾注了全部心血。所以，张爱玲和我都是《红楼梦》濡养而成的，难怪大家会误认为我的小说里有她的痕迹。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都有曹雪芹的文学基因。
读+：据说您一直坚持用“爬格子”的方式写作，还有很多写作时的有趣“怪癖”？
白先勇：我写作的毛病太多了，自己都快不记得了。一般喜欢深更半夜写东西，一直弄到天亮。我一写，就六亲不认，电话不接，什么都不管。我不用电脑写，看了电脑就不行了，我一定要用那种很老的稿纸，还要600字一页的，500字的就写不出来了。除了这些呢，我还要用黑墨水钢笔或者黑圆珠笔写，蓝的就不对了。
读+：这些年，您很多精力用在了昆曲推广，以及写作与父亲有关的文章，但很多忠实读者还在等着您写小说，您还会写小说吗？如果会，准备写什么样的故事？
白先勇：我当然会写小说，至于是什么样的故事，等我写出来，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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